我听人讲述过一个印度的故事。说从前，有一只狗站在印度一座神庙外狂叫，另一只狗走过来问它为什么这样愤怒。狂叫的狗回答道：“我前生是这个庙的祭司。庙的管理人骗我跟他一起干坏事，偷了庙中女神的珠宝，结果我转世成了狗。我现在正等着那家伙。我一旦见到他，一定冲上去，咬断他的喉咙。”另一只狗说：“你也别这样。我前生就是那个管理人。”

　　这个故事其实是印度人在宣讲他们的哲学，也就是说生命是一种生死轮回。他们在今生今世的所思所为将决定他们来世的生命形式，是再变成人还是成为动物、昆虫，或者植物。所以，他们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什么样作为，就有什么样的来世”。印度人的这种哲学思想都是通过他们的宗教信仰表现出来的。

　　如果去印度，恐怕每个中国人首先都会想到玄奘，想到印度的佛教。因为佛教发源于印度，玄奘去印度取经，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无人不知的佳话。我想，佛教在印度一定是钟鸣鼎盛，香火如云。没想到，到了印度，印度佛教的肃杀景况却让我十分意外。

　　第一，在印度全国的11亿人口中，印度教有信徒8亿多人，占人口总数约80%；而佛教徒只有1000万人，占人口总数不到1%。

　　第二，佛教的四大圣地之一，释迦牟尼的悟道之处菩提迦那的标志性建筑大菩提寺，现在不是由佛门弟子掌管，而是控制在印度教徒手中。

　　第三，更有甚者，在卡莱佛教石窟遗址前，一座印度教庙宇居然建在了佛教石窟的地盘上，任何人想去拜谒佛教遗址，都必须先经过印度教的庙宇。这真叫佛教徒尴尬。

（那烂陀寺遗址局部）

　　当年玄奘学习的地方、印度最著名的佛寺那烂陀寺只剩下断垣残壁。曾经辉煌了几百年的佛教珍宝阿旃陀石窟已经完全被荒沙淹没，无人提及。街面上已不复见当年佛教徒化斋队伍往来不断的景况，在佛教圣地上络绎不绝的，多半是外国的僧人和香客，他们从中国西藏来，从日本、缅甸、泰国、尼泊尔来，他们带着多年的积攒，为佛祖添上灯油。我看到一本书描述印度佛教的变化，书上说：“就佛教而言，戒日王朝犹如落日的灿烂余晖，玄奘享受了这余晖的温暖，当余晖逐渐退去，诵经之声也在时间中沉寂下去。”（杜欣欣《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写得十分生动，也十分凄凉。只不过，我没有研究，这灿烂景象的衰退，从戒日王朝即公元643年戒日王在曲女城召开辩经大会，玄奘取经时就开始了吗？有那么早？

　　本来佛教是作为印度教的对立而诞生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些思想，脱离了一部分信徒，而印度教吸纳了佛教的一些主张，博得了更多印度人民的信奉。这样一个交相吸纳的过程，使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因果报应，主张业报轮回，就是一个共同点。所以，两教都主张修行，主张解脱，反对杀生。他们笃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最有意思的是耆那教，教徒在印度虽只有三四百万人，但影响却很大。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不杀生”思想。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有生命，木、石和树，都各有独立的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

　　他们的不杀生，不但不能吃肉、牛奶、鸡蛋等荤腥，甚至连地下生长的带茎块的东西也不能吃。比如萝卜、白薯、土豆、胡萝卜等等。原因是吃这些东西必须把它们从地下连根挖起，而这样一来，整棵植物就死了，他们于心不忍。所以只能吃黄瓜、茄子、豆角、南瓜一类的菜蔬了，因为这些菜蔬不用连根拔起，从上面采摘就行了。而且，耆那教徒还认为“拔起萝卜带出泥”，这泥土中会有小虫、小生物，这小虫小生物也是一条生命，不能因为拔东西而伤及。据说，圣雄甘地是一个严格素食主义者。因为甘地的家乡是耆那教大本营古吉拉特，那里的严格素食的风气，让甘地大为感动。甘地在他的自传里就说过：“我认为一只羊的生命价值丝毫不次于人的。我不愿意为了保养人身而去夺取一只羊的生命。”

　　耆那教徒总觉得吃饭也会影响一些植物，如水稻、小麦的生命，但为了要维持人的生命也就只好如此了。所以，“吃饭”要带着敬意，对水稻麦子为人牺牲的敬意；要节制，尽量少吃一些，少伤害植物生命。他们还表示：“亲爱的植物，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还给你，成为你的根须营养的食物。”（引自袁南生《感受印度》）

　　啊，可爱的印度人民。

　　佛教、印度教、耆那教这样做，都源于轮回思想。他们认为只有今世“为善”，只有“积德”，才能得到“善报”，来世托生为富人。这种来世的存在不但约束了今世的作恶，也使人对生活、对未来抱有希望，并且要求自己以平和的方式对待和处理今世的不公正与邪恶。我想，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一定会欢迎这种观念。占印度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信奉这一思想，印度社会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我走在印度德里的大街上，眼前别墅式的住宅白墙红瓦，绿树摇曳，让人愉快。往旁边一看，不远处就是贫民住的破窝棚，垃圾遍地；泰姬陵里，印度妇女艳丽多彩的纱丽随风婀娜飘动。就在泰姬陵的大门口，一群群讨饭的妇女，拖着她们黑瘦的孩子，满眼是渴望；洗衣的工人住在终日霉味肮脏透顶的土坯房中，却送出一件件用自己双手洗得洁白的衣服。种姓制度确实早已废除，但高种姓的人还是有许多优越感，“贱民”出身仍然受到歧视，特别在农村更为严重。《摩奴法典》规定，贱民是不可以接触者，他们天生受污染，而且这种污染还有传染性，其他种性的人不能与他们接触。所以，印度有些地方，路上还常常听到木块敲打的声音，这是贱民出行。他们手上拿着两个木块，敲打出声音，告诉别人回避。人类社会已经到了21世纪，还有此种情景，真让人难过。就连盖房居住，也是要把好的地段、好的风光让给高种姓的人。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时，有一个濒海的村庄，高种姓的人家死亡惨重，低种姓的人家却没有受什么损失，就是因为高种姓的人都住在风景好的地方，即临海的棕榈树下，而低种姓的人都住在离海距离远、风景相对差些的地方。海啸一来，海边的人自然死亡惨重。但这高低种姓的巨大差别，在印度普通民众那里都认为平平常常，天然合理，不存在满意不满意问题。因为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认为，这是前世修来的，没法改变，只有今世做善事，努力修行，来世才会有好报。

　　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儒家对死后的情况、对来世、对神怪是不主张多作猜测臆想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一派主宰宇宙之气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便产生了“周天寒彻”的一个个大事变。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赤眉绿林、黄巾、黄巢、宋江方腊、钟相杨么、朱元璋、李自成、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等等，谁还等着来世啊，马上就取而代之。而在印度的历史上，印度教、佛教的信徒大规模聚众起义的事情，与中国相比，应该说是太少了。“前世”是不可改变的，“今世”必须认可、服从，做善事待来世吧。甘地的“非暴力与不合作”是否也受这种观念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