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地震灾难，除了传统的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各种各样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也在积极运作，组织募捐、志愿服务等救助工作。

但是，除了这些，他们有没有能力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或者创业自救？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该怎样发育、完善，以应对正在日益成型的公民社会？

近日，浙江大学举办“国际创业创新论坛”，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探讨如何在国内推动“社会型创业”(公益性创业)。

事实上，社会型创业，是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致力于社会型创业的企业，不仅能够自身盈利，而且努力创造社会价值，使更多的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由于企业的帮助而摆脱贫困。

正如英国利兹大学企业高级职业顾问英格丽巴莱所说，许多学生不选择社会事业，因为他们认为创业就是创造财富，而否认了那些“不仅仅以盈利为目的”的创业活动。因此，需要在高等教育中加入社会型创业精神。

公益性创业：草根之家的困境

　　徐文财，现在是杭州农民工群体中知名度很高的“草根大哥”。2006年，他创办了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素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草根之家”网站，并在此后取得杭州市团委、工会和文明办等机构的支持，于2007年春节前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草根文化节”。

但回顾徐文财的创业历程，清晰可见公益性创业的懵懂。

徐文财本是一介农民工，创办网站，是想为了实现自己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社会沟通和素质提升的意愿。

但网站办起来之后，徐文财发现，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远远超过人群沟通的紧迫性。在他看来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全局性、整体性的，相比每个农民工的具体困难来讲，这些问题都显得抽象而软弱。因为，他发现，在农民工关心的问题中，如何赚钱总是排在第一位。

于是到了2007年中期，徐文财他们开始筹备一个“草根创业基金”，试图以经济上的帮助，改善农民工的整体处境。

实际上，这个打算直到现在还在执行，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支持一对下岗的大龄夫妻创办“草根之家”饭店，与厂里农民工合作推出高质低价的快餐。但除了此事，徐文财尚未找到更有价值的项目和途径。

徐文财觉得，如果网站本身有盈利的话，就可以办更多公益性的事情了。

但很快有朋友提出，如果网站本身成为一个营利性的企业，是否还能称为公益性社会组织，是不是要纳税？一语提醒梦中人，徐文财自己也觉得，一旦把目标放在赚钱上，股东利益就会压倒公益目的，再称自己进行的是公益性活动，是不是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了？

在去年7月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第三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论坛上，徐文财听取了国内顶尖专家和各地社团有关民间组织如何与政府良性沟通的发言，这令他大开眼界。

之后，徐文财接受一家公益性机构的邀请，到北京接受内部管理方面的培训。

徐文财这才明白社会组织的特征，以及活动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徐文财知道了如何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接受政府部门的统一协调，发挥民间组织的长处，进行和谐社会建设。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徐文财也通过网站组织了募捐。他现在关注的是，那些在外面打工的农民工，连家都没了，今后如何生活，归宿在何处？

“如果我们能够推出一些赚钱的项目，帮助无家可归的农民工创业，他们的处境就会好很多。可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徐文财说。

徐文财的处境并不特殊。即使在公益性社团发展较好的高校，情形也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好。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和管理学院共同创建的辅修性质的特色实验班级。5月16日、17日，他们发起为地震灾区的募捐行动，主要收集书籍，然后进行义卖，所得款项将捐给浙江省红十字会。

但是，这些精英们面对同学家里的诸多难题，仍然一筹莫展。对于他们来说，非行政机关、非企业管理的“公益性创业”项目，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以赚钱反哺公益目的：穷人银行的经验

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创办的穷人银行，就是公益性创业的一个典型案例。“穷人银行”不仅是一个公益项目，还是一个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商业机构。甚至，它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商业性的，而目标却是公益性的。

尤努斯在其自传中说：“我们利用慈善来回避对这个问题(扶贫)的认识和为它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慈善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只是首先通过采取远离穷人的行动而使贫困长存。慈善使我们得以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为穷人的生活担忧。慈善平息我们的良知。”

说到底，慈善捐助尽管初衷很好，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精英阶层与富裕者挥洒优越感和施舍同情心的一种表现。这些慈善行为，为精英阶层和富裕者找到了一个便捷的途径，在完全看不到贫困者悲惨境遇的情况下，释放自己的道义压力。实际上，这仍旧是一种居高临下俯视穷人的“鸟瞰式视角”。

而穷人银行的所有运作模式，都是基于对穷人生活与心理的深刻体察，而不是一厢情愿或居高临下的臆想。他坚信：“穷人，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他们知道如何维生，知道如何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的只是机会，而贷款就是那个机会。”

因此，尤努斯的扶贫方案很简单：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其基本思路是：如果给穷人贷款，他们能在外界的帮助下实现有生产力的自我就业，从而实现“低收入—贷款—投资—增加收入—更多投资—更多收入”的良性循环。

穷人银行明确规定，只有无地或无财产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他们的客户。至今，乡村银行的借款者中，96%是贫困妇女，他们甚至也向乞丐发放小额信贷。

以该银行“扶助乞丐项目”为例，加入该项目的乞丐首先必须向银行贷款143美元买一部手机，无息部分的还款时间在两年以上。另外，每个月支付2美元的服务费，银行收取的利率是10%。

银行并不是要求乞丐们立即停止讨要，只是鼓励他们在向别人伸手要钱的时候，可以尝试着问需不需要打个电话，从而收取“公话费”，用于偿还贷款和自立生活。

这个创意转变了乞丐单纯乞讨的身份，将其重塑为一种服务的供应者。这不仅改变了许多乞丐的社会地位，而且这些“移动电话服务”还方便了路人的通信，社会福利得到了广泛的提高。

穷人银行还制定了每日还款计划，将巨额的还款切割成小块，使穷人有了适当的还款能力。这样，穷人们避免了一次性还款的压力，促使穷人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保证了穷人银行的正常盈利和运转。

事实上，穷人银行从开始的27美元，发展到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年贷款5亿美元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还款率99%。并且，银行保持持续盈利。

公益性创业教育：国外如何进行

尤努斯认为，经济学家们能认识到贷款所具有的强大社会经济能量，他们或许也能认识到，贷款确实应作为一种人类权力来加以促进。

将公益创业带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赋予了经济学更多的人性成分。尤努斯教授的美国导师勒根教授，也在其教学中引入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鲜明的社会学维度。尤努斯相信：“没有了人性的一面，经济学就像石头一样又干又硬。”经济学也必须具有深广的人文关怀，应该将关注的目标投向那些在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任何地位的贫困人群与弱势阶层。

在国外的大学里，之前也没有“公益性创业”的课程设置，学生们多半是通过学生社团学会公益性创业或者管理的。但在近些年，国外大学开始尝试将公益创业作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变革过程介绍给社会服务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事实上，公益性创业在欧美的发展已近20年，而在中国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才刚刚起步。对于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营利机构采用创造性的商业运作模式提升其社会价值，二是企业通过创造性地满足社会需要而提升其价值。

简言之，所谓的社会型创业就是社会组织(企业、非盈利组织等)在经营过程中，将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创造性地融合的过程。

在此次论坛上，美国伊利诺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教授、博士项目主任史蒂芬安德森认为，许多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者并没有商业方面的经验。“而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思考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带来社会变革时，公益创业是一个极好的模式。”

与在商学院讲授公益创业课程相比，社会工作中的挑战主要不是引发对社会价值观的关注，而是向那些已经有意向从事社会工作的学生传授创业技能。

“创意性的规划和融资策略对创办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服务)至关重要，而公益创业模式在这些方面帮助很大。”史蒂芬安德森说。

在国内，目前仅有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致力于公益创业的培训，通过推广德鲁克开发的民间组织战略管理培训来提高民间组织的管理绩效，并鼓励青少年、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

菲律宾亚洲创业学院院长Vivienne Tan认为，社会企业是既盈利又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菲律宾依然是个有着许多贫民窟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企业是对抗贫困的有效途径。她所创办的亚洲创业学院致力于支持通过小额信贷来创业的人群，他们往往是城市中的贫民，贫民创业可以获得政府资金，但如何使用好这笔资金是个问题，学院就为他们提供讲座、培训等。

史蒂芬安德森说，过去几年，公益创业迅速发展，但大抵仅限于商学院内——商学院的意图是激励那些受训准备投身商界的学生，让他们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中。相比较而言，在社会工作课程中加入对公益创业教育的内容，才刚刚出现。

尤努斯也在努力塑造一种新型的企业家理念。在他的理想模式中，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赤贫的穷人)都具备成为企业家的潜力，同时企业家也应该具有社会良知，他称之为“社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也可能有巨大的盈利(甚至比那些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家有更多的盈利)，但那是他的次要目标，他首先被一套社会目标所激励。尤努斯坚信，通过为社会活动家与企业家拓展创业空间，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