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礼学资料的汇编。从其内容上来看，《礼记》中有对《仪礼》所作的阐释，也有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但更多是对礼学所作的通论。《礼记》继承了自西周以来的礼治主义，对礼治的合理性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对汉代以及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整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礼记》中社会和谐思想显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但它某些理性思想原则，可以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传统的思想资源。

一

儒家倡导以礼治国，孔子提倡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齐之以礼”，即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置于礼的规范和约束之下，作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虽然多言“义”，但是也十分重视礼治。荀子在先秦礼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礼的社会功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孔、孟、荀等人看来，礼就是为国之具，没有礼，治国就寸步难行。《礼记》的各篇的作者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家，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对儒家的礼治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在中国古代，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礼的主要功能则是区分、规范、确认并维护这些关系。《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哀公问》借孔子之口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可见，礼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辨”和“别”。通过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辨”和“别”，从而对社会成员的身份和等级进行确认。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的等级现象是天经地义的，必须如此且只能如此，只有差别鲜明、等级确定的社会才是合理的。尊卑上下、长幼亲疏各有分寸而不淆乱，这就是儒家合理的社会秩序。《礼记》认为，“礼”正是维护这种社会秩序的最有效的工具，如果没有礼，等级秩序就无法建立，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更不会有什么和谐了。

通过“别”，则能达到“序”。《乐记》云：“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皆别。”孔子颖达疏：“礼明贵贱是天地之序也。”《礼运》又云：“故先王秉蓍龟、列祭祀……故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对于“礼有序”，清人孙希旦解释道：“惟上下一于礼，故官有所御，而事得其职，所行之礼莫不顺其次序也。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之意，而极言其功效之盛也。”可见，《礼记》所说的“序”，实际上就是社会秩序和规范，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礼仪不仅是一种动作、姿态，也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它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保证这一秩序得以安定的是人对于礼仪的敬畏和尊重，而对礼仪的敬畏和尊重又依托着人的道德和伦理的自觉，没有这套礼仪，个人的道德无从寄寓和表现，社会的秩序也无法得到确认和遵守。”

为了使整个社会等级秩序井然，《礼记》强调社会各阶层或社会成员的生活应该有严格而细密的规定，这在祭祀和服饰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如《曲礼下》认为，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诸侯只能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大夫只能五祀。而最低等级的贵族士只能祭其先。祭祀时所使用的祭品也有严格的规定：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则以羊和豕。礼对人们社会关系的确认，使得人们的等级关系明朗化、确定化，由此将所有的社会成员联成为一体，形成一个由低到高、由卑到尊的等级序列。

二

《礼记》认为，礼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而中庸之道则是在实行礼治的过程中所应持有的原则。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把中庸作为一种至高的境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实践原则和方法。《礼记》则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中庸理论。《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成中英先生在理解儒家思想中的和谐概念时，十分精辟地将《中庸》的和谐概念概括为“中和”。笔者认为，中庸之道的“中”，不同于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的中，不是不讲原则、不辨善恶的调和与折衷，而是指适度、适当，即无过无不及。中庸之道的“和”，不是指两个事物间彼此完全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比例协调、配合得当，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状态。

在《礼记》中，中庸之道的“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人欲的节制。《礼记》认为，人受到外物的诱惑就会产生各种欲望，如果这些欲望得不到节制而任其发展，则会发生犯上作乱、争夺悖逆之事，从而使社会得不到安定。《乐记》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YIN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协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坊记》亦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礼则能限制人的欲望，从而减少祸乱，社会就会趋向于一种安定和谐的状态。这种调节作用，《礼记》称之为“制中”：“夫礼所以制中也。”孙希旦解释说：“礼者天理之节文，所以裁制人事之宜，而使归于中者也。”礼的这种节制作用，使得“人事”能达到一种“中”的状态，即和谐的状态。

中庸之道的“和”首先体现在礼与乐的结合上。虽然“别” 是礼的主要功能之所在，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别”，势必造成对立昭然，反而不利于“别”。《礼记》的作者于是提出以“乐”来弥补这种不足。《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郊特牲》：“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可见，《礼记》的作者试图在礼的“别”与乐的“和”之间寻求一种和谐与统一，礼与乐两方面十分周延地概括了一切事物之间的互相依存的状态，同时进一步地论证了社会生活中的内容也是周延的、完整的。

“和”还体现在对“伦理本位社会”的追求上。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伦理化了，《大传》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同一篇又说：“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在这两段论述中，“治亲”和“亲亲”都是放在首位的。《礼记》试图将道德伦理泛化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哀公问》借孔子之口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燕义》云：“礼无不答，言上之不虚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在这里，《礼记》的作者更强调是君王为政，必须以爱、敬、和亲为施政的根本，实际上是强调伦理道德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礼记》所说之礼，在本质上是对社会进行整和的秩序。不过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对社会进行整合的秩序是是以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礼成了道德标准和道德观念。这种带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礼”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个人的修身之术上，而是由近及远地推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可见，礼的作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礼记》的作者从伦理道德入手，主张在政治统治中要充分发挥道德精神的善化民心、防患于未然的功效，《经解》云：“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对社会秩序的整合起到的是一种教化作用，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而刑法则更多地体现出强制的力量，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起到一种惩戒的作用，正如《大戴礼记·礼察》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但是在法家思想盛行的时代，《礼记》的作者当然也会看到刑法对社会所具有的规范作用。《乐记》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记》又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不过，《礼记》的作者并没有将刑法提高到与礼一样的高度，《哀公问》借孔子之口曰：“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国君施政，以礼为先，礼是国政的根本。至于刑法，则是在治国方面对礼的补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之，不能起到支配的作用。

三

《礼记·礼运》提出了“小康”和“大同”两个概念。不少学者将“大同”视为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其实，如果从《礼运》的思想脉络来看，“大同”是对远古历史记忆的一种恢复，并不具有乌托邦的性质。《礼运》的本旨是要探讨礼的起源以及礼治的重要性，正如唐人孔颖达所说：“子游所问唯论礼之运转之事，故以《礼运》为标目耳。”孙希旦亦云：“礼运者，言礼之运行也。”

《礼运》描述了大同之世的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根据孔颖达的理解，大同之世就是所说的“禅让”时代，“在禹汤之前，故为五帝时也。”这是一个前礼乐时代，人们团结和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因为那个时代人们紧密团结对于生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礼乐的生活尚没有出现。

而小康之世则是与礼治密切相关联的，《礼运》描述了小康之世的图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小康之世，由于家天下的世袭制度成为权利传递的主要方式，因此，必须实行礼治来维护君王的统治。《礼运》叙述大同之世在前，叙述小康之世在后，目的就是想通过大同之世导出小康之世实行礼治的重要性，所以当子游问“如此乎礼之急也”的时候，孔子就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见，《礼运》并不是主张回到大同之世，而是以礼治为立足点，努力实现小康之世，这才是儒家理想的和谐社会图景。

在小康之世中，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十分重视礼治的重要性，通过礼治，社会才能达到和谐。《礼运》对小康之世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可以看出，这些构想虽然基于现实，但是实际上仍然带有很大的理想成分，这些景象在中国古代的某些王朝和某些地域曾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特点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在严格等级序列中明确自己的身份，充当特定的角色。人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奉其事，各得其所，整个社会井井有条，和谐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