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好几年没见何先生了，虽然知道他很忙，怕打搅，心里还是时常念及，很想去看看他，只好偶去电话致意。

认识何先生，说起来都有8年了。

（此照片版权为何光沪先生与高师宁先生共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1998年，我的朋友孔庆平、金玲夫妇开了一家茶馆“闲情偶家”，在北大东门和清华西门之间的城府街——现在当然都早已不复存在。茶馆经常办学术沙龙，邀请学界名家来讲座，受孔庆平的委托，我做起了沙龙的主持人。可以想见，我邀请的人与我的个人学术思想兴趣有很大关系。

请何光沪先生，完全是因为我读过他写的文章，还有他主编的书，很喜欢他的文字，干净、简洁、明白、充满感情，虽然与他素不相识，但还是想办法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那时候，何先生还在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那是1999年，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时候，北京的秋天还是可爱的，人们还是经常能够看到天空的。夕阳拖着金色的晚霞一点点地隐没到地平线附近，秋意给人的怅惘被晚上的演讲期待淹没了，6：00开始的演讲，何先生5：00就到了，事先说好一起吃饭的。

何先生大约有175cm的个子，年近50，身材颀长偏瘦，额头很高，头发稀疏略带白发，倒显得很矍铄，鼻梁高挺，眼窝深，眼睛大而有神，炯炯的，注视人的时候发着光。印象最深的是他眼神中永远不变的善良与温和，这种善与温和，让人觉得亲切，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点迟疑的距离和隔膜都没有。那天，何先生穿一身浅藏蓝色的毛料西装，打着领带，脚上的黑皮鞋一尘不染。我知道，何先生参加演讲总是一丝不苟的，无论是演讲内容的准备方面，还是穿着方面。我后来知道，这种代表着对他人尊重的社交礼仪，他是十分律己的。

吃饭的过程很愉快，因为时间也还比较早，饭馆里只有我们俩吃饭，免却了人声鼎沸的烦乱。何先生很健谈，但又十分善于倾听，而且听我说话的时候，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会十分认真地倾听、思考对方在讲什么，等我说完，他才说话。那天，我们聊得非常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一样，对宗教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人权的看法，等等。吃完饭结账，何老师坚持一定要由他付，并且认为理所当然得由他付。我说：“何老师，请您来做讲座，除了一点微薄的车马费，什么报酬都没有，如果这顿便饭的钱还要您出，我这也太无地自容了。”（而事实是后来他连车马费也不肯收。）

何老师诚恳地笑说道：“你还是学生，不容易，钱留着买书吧。”一边说，一边隔着桌子伸出左手，用力按住我拿钱的手，同时站起来掏钱给服务员，看我没动静了，他才定定眼神，放下心来，还是温和与善意的眼神。其实，不是我抢不过何老师，而是被他那不容置疑的气势镇住了。也许，一顿简单的便饭，值不了几个钱，可是背后这份体谅他人的心却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闲情偶寄”——这家茶馆坐落在万圣的隔壁，淡黄色的桌椅，还有原木的方格窗棂，在秋日夜晚的各色灯光照射下，显得活泼但是宁谧。进得茶馆，我将何先生介绍给孔庆平夫妇，何老师握着孔庆平的手，笑看着他说：“这样的演讲我有义务要经常来！”何老师是个研究工作很忙的人，这样说，而且请了就来，真是令人感动——毕竟这是无酬的小范围演讲，不是出场费以千万计的演讲，也不是人头攒动、追星赶月的表演性演讲。何老师讲的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内容，他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讲话，他的演讲跟他的文字一样，干净、紧凑、有条理、严肃，没有废话。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何先生，但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真诚、谦逊、儒雅以及关心他人的特质被我牢记在心。

那次见面以后不多久，我因受人委托，请他做一个访谈，是关于宗教与中国未来的对话。我给何老师打电话，何老师答应了。1999年12月18日下午，我和我请来的一位协助者一起，赶往何老师当时在西坝河北里社科院宿舍的家，与他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对他的宗教思想，尤其是虔诚的信仰与宗教宽容以及存在主义神学的思想有了最直接的了解。谈话结束后，何老师送我们出家门，我请他留步，他不肯，一直送我们到车站上车，看到车走了他才回去。车子启动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冬日的寒风撩起何先生夹着灰白的黑发，他静静地站在原地，依然是那双温和与善良的眼睛看着车窗，寻觅着我们的身影。看着他瘦挺的身躯，我的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思绪。正是他的这次送我，深深影响了我，从此，无论什么客人到我家来，走的时候，我都会送他们上车，而以前我从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我将谈话的录音稿整理出来，发给何老师。没过几天，何老师就反馈回来，那份整理稿上写满了修订的内容，不但如此，他还一遍遍的修改，而且错别字也一应俱改。这么负责的态度，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使我最深切地了解了何老师对事情的认真。

何老师待人待事，都几乎无微不至。有件小事最能体现何老师的这一特征。最初一两次，跟何老师通完电话，互道再见后，我就挂了，后来有一回，我正要挂的时候，发现何老师还举着没挂，于是我也就举着没挂，然后，是几秒钟的沉默，显然他在等我先挂，于是我说：

“何老师，您先挂吧。”

何老师在电话那头说：“按道理，应该你先挂，因为是你来的电话。”

我说：“不行，该您先挂，因为您是长辈。”

何老师说：“萧瀚，该你先挂的，你挂吧。”

我说：“何老师，这不符合基本的礼貌，当然该是您先挂，这样吧，以后咱们通电话，都由您先挂。”

在我的坚持下，何老师只好先挂电话，而且从此通电话，最后一句都是我说：“咱们还是老规矩，您先挂。”于是他就带着歉意地笑道：“那好，我就先挂了。”

这件事情也影响了我。认识何老师不久之后，以后的电话社交中，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我没忘记，跟任何人通电话我都是后挂电话者，从每一次的电话断线声中，我都体会到了何老师为什么坚持要自己后挂电话，因为电话断线的声音确实不好听，而他想到的是这样的声音应该留给他自己。在课堂上，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们说：“文明就是繁文缛节。”这时，我常常会想到何老师还有季卫东先生。

2003年的早春季节，北京笼罩在sars的威胁肃杀之中，我那时还在中评网做执行主编，正值伊拉克战争前夕，中评网举行了一个“知识分子与战争”的讨论会。我们邀请了何先生参加那次会议，会上，只有一个人戴着口罩，就是何先生。我感到很惭愧，因为就组织会议来讲，在这样的形势下，显然应该给与会者备用口罩。从何先生一贯的行为风格中，我推知他的想法：戴口罩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一种公德。

每次去何老师家，我都有一种歉意，因为何老师确实很忙，尤其是他调到人大以后，经常出国，或者去香港、台湾，一呆就是半年数月。他家搬到人大以后，我还去叨扰过两次，但这两年就没去过了，有时候打电话，找不到人，就知道他在出差、忙碌着，这时，心里总是很挂念他。

何老师写过很多文章，也主编、翻译过很多书，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宗教文化丛书，就是何先生主编的，在国内思想界影响很大。何先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蒂里希专家，我喜欢蒂里希就是因为读了何老师选编的《蒂里希选集》以及更早的何老师介绍蒂里希的文章。

何先生的文字，干净、朴实、明白、有韵律感，最重要的是处处能够感受到他信仰的激情。记得2000年3月，《活着就是爱》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在国林风书店看到了，正好是何先生写的序《怀大爱心，做小事情》，在这篇序中，何先生简单地介绍了特蕾莎修女伟大而感人的一生，并且相信特蕾莎修女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序中有以下的话：

“为这本书写序，实际上我是不配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名字不配与特蕾莎的名字放在一起。……

“我自信有时能写漂亮的文章，特蕾莎从不自信（她说：“我微不足道，主才是一切”），却终生做着天底下最美丽的事情。我相信，这篇文章一点儿也不漂亮，恰恰是因为她做的事情太美丽。”

“漂亮的文章不能给街头的弃儿带来什么东西，但是特蕾莎的仁爱修女会给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带来的，不仅有饮食和被盖，而且有内心的温暖，有做人的尊严，有来自天上的爱！”

我躲在书店的角落里，怕被人看见，看着这些文字，泪水爬到我的嘴角，只能偷偷地擦掉。诸如此类的文字，何先生经常打动我，他的文字总是明澈如山涧之水，爱心充盈，满怀信仰的深情，如天上朗朗明月，我曾在接受一次访谈中谈到过他的文字对我写作的影响。何先生虽不以散文名世，但我以为他的文字是这个时代最美丽的文字之一。

何先生的夫人高师宁先生，跟何先生一样，勤勤恳恳地做了许多事情，翻译过许多重要的神学著作，也有诸多杰出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高先生对新宗教的研究在当代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一些莫名的原因，国内有时无法看到她的作品。不过，他们身上最叫我钦佩的，并非做了多少事情，而是在这个举世滔滔者皆名利的氛围下，做事无数却多年来低调行事、远离尘嚣，这样的做人品格早已不多见。

11年前的1996年，何先生在他的那本小集子《有心无题》的序中写道：

“试想，假如世上多一些关心、诚心、耐心、热心、爱心、信心……，多一些同情之心、责任之心、宽容之心、悔悟之心、公义之心、仁爱之心……，那么，将可以化解多少难题！”

这些话，也许解释了这些年来何先生的所思所写所为。落日无边，太阳一天天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天道氤氲，渺渺循环。当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悲风四起满目苍茫之际，我相信，只要还有何光沪先生这样的爱心之光，我们都不会缺少安慰。

2007年11月19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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