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初夏，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案发前夕，在清政府严令缉拿的要犯名单上，赫然列有一位方外之人。他，就是被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近代佛界奇士，有“革命和尚”之称的乌目山僧黄宗仰（1865-1921）。

　　身披袈裟的黄宗仰何以被“苏报案”牵涉，遭此缉捕？这要从他虽身乎世外而心忧国事，高韬奋进于清末民初历史舞台的身态姿影说起。

黄宗仰像

乌目山下　愤世出家

　　1865年，黄宗仰出生于江苏古城常熟的一户商贾人家。父亲在城南门外开了家米行，家道还算小康。母亲为当地虞山三峰清凉寺信女。

　　自幼聪慧好学的黄宗仰，一度拜学于翁同和，“能为诗古文辞”。（蔡元培《记宗仰上人轶事》）当时翁同和已及进士第，有一次省亲回乡，见得黄宗仰的诗文，不禁赞叹“辞茂义幽，莫测其际”。随即提醒他：“子习举子业，住着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出自这位乡前辈的点拨，使黄宗仰若有所悟，从此视功名如粪土，绝意仕进，更加悉心致力于佛典的学习和研究，兼习绘事。

　　16岁那年，因不满于父兄逼他学掌店事，黄宗仰愤然出走，入清凉寺剃度为僧。住持药龛是位精研大乘，旁及子史百家，又工诗善画的长老，极为重视培育僧才，延请本地著名学者为沙门弟子授课。在药龛的严格督教下，黄宗仰专心通读释氏内典，旁及中西政治学说，慨然有忧时之想。

　　20岁时，黄宗仰前往镇江江天寺（俗称金山寺），依从大定法师受具足戒，赐名宗仰。从此更加博览群书，刻苦研习英、日、梵等文字，并涉猎书画金石、园林技艺，潜修精研，卓然成家。此后数年间，他历齐鲁、游燕赵，南至闽粤等地，所到之处，参访耆宿，积深蓄厚，其气益豪，其诗益奇。

沪渎讲经　诗画会友

　　1892年，由知客僧升任监院的黄宗仰，接待了前来金山寺进香的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及其夫人罗迦陵。罗迦陵崇信沙门，慕名皈依，执弟子礼。1899年，黄宗仰应罗迦陵的延聘，从镇江来上海主讲佛经。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以位居“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的地理条件，伴随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西教东传的频频冲击，一直是风发云涌的社会中心舞台，各种社会力量纷纷在此登台亮相。

　　初到上海的黄宗仰，无疑为此感奋和激动着。他与一批旅沪爱国志士，主要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新派人物声气相通，多有交接，并很快成为当时上海新学界颇具声誉的新派人物。1900年春，由李叔同、许幻园、袁希濂、张楠等寓沪书画家，以“提倡风雅，振兴文艺”为宗旨，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书画团体－－海上书画公会。黄宗仰随之加入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作为同人品茗读画、探讨艺理的场所，公会举办各种书画讲习班，向大众免费普及书画知识；并每周编辑出版一期书画报。

　　但如章太炎追忆：“是时禅师自上江来，以绘事识诸名士，论议往往及时政，皆中症语，诸名士尽愕眙不知其所从来，良久乃知为金山江天寺僧也。”（章太炎《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讲经弘法、吟诗绘画的同时，黄宗仰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民族危难的急迫时事。

张园演说　庚子绘图

　　1901年春，沙俄妄图独占我国东北，逼签密约，引起海内骚然。上海爱国绅商纠合同志，两度集议张园，发电力阻其事。在3月24日的第二次集议会上，黄宗仰身披袈裟，登台演说，以佛法救世之言，怒斥沙俄的侵华行径，呼吁民众团结不懈，坚忍不拔，以今日之事为后日伸张民气的起点，听者一时争识其人。

　　至1901年8月列强攻陷北京，西太后挟持光绪帝仓皇远逃西安。9月7日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目击创巨痛深的庚子事变，有感于当时海内晏然渐忘的情势，黄宗仰绘《庚子纪念图》一幅并题诗，诗中有句：

　　戊戌惊秋迄己庚，三年政变太纷更。难倾国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

　　撮其要旨，在于警钟棒喝，以期唤醒“吾四百兆同胞睹此图，知此耻，团结忠义之志气，”（《征题〈庚子纪念图〉》）振作精神，锐意图强。为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黄宗仰又在报章刊载征题启事，启事以醒目的大号标题连载了30多天。一时间，海内志士如响斯应，或诗或文，或募助印费，从各地汇入报馆。经黄宗仰多方筹措，集时贤名流40多篇应征作品的《庚子纪念图题词》很快梓行，为时人所传诵。

　　此后，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黄宗仰以“乌目山僧”为署名，接连发表诗作，寄勉康梁维新派的改良事业。不过，黄宗仰此时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难免经历了始则对清政府抱有一线希望，继而同情改良，最终奔集到革命轨道的思想蜕变和飞跃。

1912年1月1日上海各界人士欢送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合影（中立右起第一人为黄宗仰）

学界风潮革命鼓吹

　　紧接着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黄宗仰应时乘会，跳踉搏跃，以鼓吹革命为职志，迎来了一生中最着声名的岁月。

　　1902年春，鉴于国势日蹙的危急交迫，黄宗仰与蔡元培、叶瀚、蒋观云、林獬等沪上新学界人士，共同发起中国教育会，谋求革故鼎新，表面改良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当年11月，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因校方压迫学生而引起集体退学风潮，教育会决定支持退学生组建爱国学社。黄宗仰利用与罗迦陵的佛缘关系，积极商请捐资助学。此后，他每周一次去学社作佛学演讲，阐述平等、大同等哲理中包含的革命意义，“革命和尚”的雅号从此传遍社内外。

　　1903年元月，中国教育会发起张园演说会，每周在张园安恺第定期作公开讲演，所讲问题虽各不相同，但中心思想不外乎排满革命。黄宗仰几乎每会必到，阐扬爱国和革命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不久，黄宗仰被推举为教育会会长。4月，拒法、拒俄运动几乎交相迭起，寓沪各界绅商先后召集张园会议，初议拒法、再议拒俄，三议成立中国国民总会，黄宗仰对此均表赞同。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旋即改名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随之组织响应，黄宗仰又与蔡元培等志愿加入。不久，由于学社与教育会之间产生纠纷，身为教育会会长的黄宗仰以大局为重，一度设法协调。至学社社员在报端发表《敬谢教育会》，宣告独立，黄宗仰随即撰文，要求广大社员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以简单之性质为独立，务集团体之精神为独立，使全国学界皆以诸君之独立以相勖勉，使人人皆知尽国民之义务，成世界完全之独立之国，为世界文明之大国民。”（乌目山僧：《贺爱国学社之独立》）晓以大义，情真意切。

《苏报》案发　遭遇通缉

　　1903年3月，应蔡元培之请，正在杭州闭门著述的章太炎前来爱国学社讲学，任高年级国文教员。不久，邹容从日本来沪入住爱国学社。两位著名排满革命思想家的相继到来，以及《苏报》的适时改版，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更加如火如荼。

　　此间，黄宗仰与章太炎、邹容交接相识，志趣相投，结下了笃深的友谊。当年5月，章太炎为邹容所写《革命军》一书作序，黄宗仰协同诸人慨然出资，助其刊行。

　　为配合风潮激荡的学生运动并给予舆论上的积极引导，《苏报》自1903年2月起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学堂的黑暗腐败现象，支持进步师生反对专制和压迫的斗争。对于《苏报》上持续报道的学潮动态，黄宗仰从一开始就以极度的敏感给予了热切关注。在一首《读“学界风潮”有感》诗里，他以“革除奴才制造厂，建筑新民军国营”的明快之句，对各地学潮寄托厚望，也对《苏报》给予了高度评价。6月1日，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加强了宣传革命言论的力度，尤其是接二连三地刊载了介绍《革命军》的一系列文章以及章太炎所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昌言无忌的舆论宣传，使爱国运动迅速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也引起了清政府极度的惊慌。在先后开出的两次缉捕名单上，第一次为蔡元培、吴敬恒和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特派员钮永建、汤槱等四人；第二次，黄宗仰和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太炎、吴敬恒等一并列入。为此，租界工部局曾多次传讯上述诸人。此后清政府加紧镇压行动，查封《苏报》馆和爱国学社。6月30日，章太炎被捕，邹容愤然投案入狱，终于酿成“苏报案”。

　　一时间，旅居上海的革命派人士被迫四处离散。黄宗仰虽在指名通缉之列，仍冒险独留上海，设法营救章、邹两人，奔走无效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

羁旅东瀛　结识中山

　　就在1903年夏黄宗仰避居日本后不久，奔走海外的孙中山也在这一年的七月底由越南来到横滨，住在原广州博济医院老同学廖冀朋开设的振华商店楼上。黄宗仰甫抵东瀛，慕名往访，孙中山与他一见如故，雅相推重，特辟楼下一室给黄宗仰居住，从此开始了他俩同志般的革命情谊。

　　此时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思潮日益高涨，孙中山的远道而来更使他们群情振奋。留日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程家柽、杨度等数十人以及侨商黎炳垣、张果，日人宫崎寅藏、日野熊藏、小室健次郎等多有来访，孙中山与新兴知识阶层频频交往，商讨革命。与孙中山朝夕相处的五十多天日子里，黄宗仰也和革命党人有了广泛的接触。期间他以画梅自遣，就其居室墙上，绘有一幅巨大的梅花壁画，枝干盘屈，繁花灿烂，见者无不啧啧称赏。

　　为扫除海外保皇势力，孙中山于9月26日离开日本去檀香山，随后再赴美国。临行前，黄宗仰慨然助其旅费200元，并设宴饯行，赠诗一首：

　　伫看叱咤风云起，不歼胡虏非丈夫。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举华剑气凌江汉，姬姒何以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奠新都。（中央：《饯中山》）

　　横滨话别后，黄宗仰与孙中山虽遥遥相望，仍保持了密切的书信联系。当10月初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黄宗仰就有致函问候。12月孙中山回复一札，内称：“弟等同志，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所不能辞也。今当乘此余暇，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财力可以无也。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孙中山《复黄宗仰函》）冀望于海内外革命力量携手相应，加强合作宣传，力辟保皇谬论。1904年3月，孙中山赴旧金山演讲革命，黄宗仰随之寄函，至6月孙中山回函。信中对上海同志和东京留学生情况，对原《苏报》馆主陈范在横滨设馆以便联络各地志士事宜多有关切，并催请黄宗仰“在东有暇，亦望与此处致公党并《大同报》馆通消息，以鼓舞人心，则更可增多热力也”。（孙中山《复黄宗仰函》）可以推断，从上海亡命日本的黄宗仰，显然被孙中山视为江浙革命派的中心人物之一，黄宗仰也成了孙中山策应江浙革命派的重要联络人。

　　羁旅海外期间，黄宗仰还热心资助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并参与了该刊编辑工作。此间刊载的多篇诗作，如《〈驳康书〉书后》、《〈革命军〉击节》、《饯中山》等，表达敬慕之情，抒发革命之志，无不衬托出他献身革命的抱负。

孙中山致《黄宗仰函》手迹

融通势理　应机说法

　　1903年冬，黄宗仰由日本潜返上海，继续从事讲道兴学活动。受哈同夫妇的委托，全面主持设计建造爱俪园的工作。

　　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是哈同在上海的私产。黄宗仰别具匠心，更有文化眼光，园景设计以仿《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为主，西式为辅。自1904年开工，至1910年落成，历经6年，全园占地171亩，分内园与外园，内园有黄海涛声、“欧风东渐”钟楼、天演界剧场等，外园有渭川百亩、大好河山、水心草庐等三大景区，景点不下60多处。园内假山玲珑剔透，小溪碧波荡漾，楼台金碧辉煌，亭阁古色古香，景色幽雅宜人。随后，黄宗仰应邀主持园中特辟的“频伽精舍”，讲授梵典，弘扬佛法。爱俪园也从此成为“十里洋场”众所瞩目的景观，有“海上大观园”之称。本着佛法救世的思想，从1908年起，黄宗仰又在爱俪园里发起组织并主持了近代规模最大的《大藏经》校刊工程。

　　《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主要内容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又称《三藏经》。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自汉至唐主要靠写本而传；北宋开宝年间始刻蜀版《开宝藏》起，进入大规模刻印藏经阶段。后经元、明、清各代，朝野所刻《大藏经》共有16次。但历时久远，流传不广。黄宗仰认为，自佛教传入中国，世人以出家为厌世，视佛教为迷信，以至社会上相沿成袭，訾为异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佛典隐晦，佛理未彰。为此，在哈同夫妇的大力资助下，他力任其事，并延聘汪德渊、余同伯、黎端甫、江月斋等三十余人协助校刊。从编制预算到计划工程，从选购材料到联系承印厂商，无间寒暑，极补苴挹注之苦。至1913年3月刊印完成。全藏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经》为底本略作变动，依千字文编次，自天地玄黄起，至露结为霜止。《频伽藏》入经1916部，8416卷，分订为414册，合40函，成为中国历代收经书种类最多的三大佛藏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用铅字排印、标点断句，最具实用价值的大藏经，对于近代弘扬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仅于此，为振兴传统佛教，黄宗仰还著书立说，力究宗乘精奥，力倡佛理本旨。认为传统佛教当从复古清规、兴新教育、裁制剃度、革除赴应等方面加以因势利导的改革。针对民初违背约法、侵夺自由的种种事象，提出以佛教为激发国民道德扬我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1913年，黄宗仰特邀著名佛学教育家月霞法师前往爱俪园，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学校实行兼修内外学、修持与教学并举的办学模式。虽说后来因故停办，但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寺僧人才，在近代佛教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民初政潮　愤言频频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地纷纷响应。黄宗仰在先出资协助陈其美、李燮和诸人策动上海光复。事成后，陈、李为护军都督席位相持不一，他又出面调解，力劝李燮和退让，使率所部退驻吴淞，并为此劝说哈同捐资助其率师北伐。是年秋冬，感应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章太炎、孙中山相继从海外莅沪。黄宗仰又亲至吴淞迎候，借爱俪园作其掩护藏身之处。

　　此后，面对民国初年回流曲折的政潮和波谲云诡的时局，黄宗仰虽谢绝交际，但并非不闻政治。比如，针对革命党思想涣散、日趋严重的分裂局面；针对因财政窘迫而衍生的外债交涉问题，黄宗仰以卓然的姿态、犀利的文字，坚决站在革命党人一边，与当政的袁世凯北京政府展开了尖锐的思想交锋。

　　由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事件所激起的风潮中，黄宗仰更是亦诗亦文，涕泗无从，他既为挚友壮志未酬而扼腕，更警策国民急起征讨反动派的罪行，寄望于国民继承先烈遗志，矛头直对指使暗杀的主凶袁世凯，口诛笔伐，在舆论上动员讨袁。

　　在兴师讨袁以及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中，黄宗仰因事因人，契机契理，无不随时作出了自己的反映。面对革命党人在反袁策略上的意见歧异，黄宗仰呼吁同胞团结精神，鼓起民心，以弱战强，克敌制胜。随后，当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他高吟“一朝雷雨动地来，大江淘起英雄浪”，为“二次革命”的爆发欢欣鼓舞。当蒋观云等发起弭祸公会，要求袁世凯辞去总统职务，以消弭战祸之际，他有感发文，表明坚决的讨袁态度。针对当时新闻界巧言遁辞、不敢主持公道的种种迹象，黄宗仰又撰文要求言论界审时度势，在倒袁义举中与国民同心合力，共歼袁贼。同时作《讨猿篇》长诗一首，由“猿”及“袁”，以物拟人，以巧妙构思之句，痛快淋漓之语，鞭挞袁氏当政以来的种种暴行，生动刻画了国人怒不可遏的反袁心理。

　　这些见诸报端的时评政论表明，身处错杂动荡、急遽更替的民初政治局势下，黄宗仰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调，直斥袁世凯专制独裁的真面目，讴歌年轻的民主共和国，充分体现了旨在维护共和政体，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真诚愿望，从而标志了他应机而化的思想跨入了又着新色的阶段，也为他的传奇生涯再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栖霞寺内“宗仰上人纪念堂”画像

廓然归山　重振栖霞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正式确立了独裁统治，并加紧复辟帝制活动。1914年初秋，黄宗仰知事不可为，终于辞别上海，重返镇江金山寺，并于1915年至1917年，过起了掩关三年的生活。期间穷究遗编，遍览十二部经。所谓“提起精神行得，脚跟把定立得。源头寻得坐得，放下万缘卧得。如是来得去得，饿得冻得，万物静观皆自得。”题赠高鹤年《名山游访记》的一首诗偈，最能说明他此间的参禅境界了。

　　不过，看似息影山林，掩不去的依旧是对时事默默关注的心影。

　　1915年12月，袁世凯帝制自为，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感叹袁贼倒行逆施，黄宗仰抚今追昔，嘘唏难言。在他眼里，天地含愁，山水饮恨，为此以“江山送别”为题，以“共和末日”为念，绘图一幅，兴亡之感溢于画外。随后又作《丙辰纪念图》，意在颂扬蔡锷讨袁护国的业绩。

　　1918年出关后，黄宗仰衲衣芒鞋，先后出游匡庐、九华、天台、雁荡诸山。此外，积极支持欧阳竟无等在金陵刻经处筹设支那内学院，并代募三千经费。不久，黄宗仰偕同青权法师、扬州寂山、雨山法师，前往南京栖霞寺访僧绍遗绪。栖霞寺作为南朝齐梁名刹，清咸丰年间因太平军战火，殿宇倾圯，残破不堪。游访至此，黄宗仰备觉凄凉，萌生修复宏愿。1919年7月，黄宗仰以金山分灯，致力于修复栖霞寺，驻锡其地，发愿重振宗风。孙中山闻讯后捐银元一万，四方善士一时慨然募资。

　　正当大殿即将落成之际，黄宗仰因操劳过度，于1921年7月22日圆寂于僧舍，年仅57岁。弟子惟德在缮完殿堂后建塔纪念，章太炎为撰《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

政府褒典　世代宗仰

　　黄宗仰示寂后，其爱国爱教的非凡道行一直为后人所缅怀。

　　1922年，时任民国总统黎元洪挽以联云：“奥旨遐迩，道根永固；辞机旷远，名翼长飞。”1936年，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于右任、戴季陶、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李烈钧、居正等人联名呈请政府加以褒扬，认为：“迹其生平，襟怀磊落，德性坚定，闻义必先，避免若浼，实佛门之龙象，吾党之瑰奇。”（雪烦《宗仰上人与孙中山先生》）对黄宗仰匡襄革命、竭智尽忠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后由政府拨专款修塔立碑，以示表彰，成为身后唯一荣膺国民政府褒典的佛界中人。

　　黄宗仰为金山临济宗第四十四代祖师，金山分灯中兴栖霞第一代。南京栖霞寺为此专设宗仰上人纪念堂，堂内正中为黄宗仰画像，有题联一副：“说法宗三论，印心属二伽。”并陈列了翁同和、章太炎题赠黄宗仰的墨迹，以及黄宗仰手绘图卷和其他有关史料。台北佛光山寺星云法师为栖霞法裔，也在佛光山大智殿设有“宗仰上人纪念堂”。由弟子惟尽撰写碑文，接待世界各地前来瞻仰的人们。

　　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乌目山僧黄宗仰的业绩理应载入史册，永远值得后人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