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继孔孟之后最伟大的儒学宗师，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朝，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意识形态，至今仍在我国及日韩等地有强大的影响力，朱熹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更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正是他创设社仓制度并使之在全国得到普及。

我国虽早在汉唐时期既有常平仓、义仓之设，但此类仓储多设在城内，规模小、数量少，只能使城中百姓受惠，因此每逢灾荒发生，乡间的恶霸地主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无力购买的乡民只能四处逃荒，沦为荒野饿殍，或者效仿梁山好汉，啸聚山林，劫富济贫，使皇帝老儿大皱眉头。

有鉴于此，淳道五年（1169）朱熹在建宁县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创设社仓，时年崇安大荒，朱熹与乡绅刘如愚联名向官府借米600石，赈贷饥民，贷米于冬季归还，收息二分，若遇小饥，则利息减半，大灾全免，此举大获成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短短十年间，不仅将借米尽数归还，更建仓储米，累积仓米达6100石。社会效应也极其显著，每逢凶年，崇安乡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必四处逃荒抢劫，所以“二十余年，里闾安帖，无复他变，盖所以阴消而潜弭之者，皆社仓之力也”。

为能使社仓在全国得到普及，淳熙八年（1181）朱熹入京上奏，详述崇安社仓行之有效的经验，请求推广于各地，作为防备灾荒的久远之计。孝宗皇帝采纳其建议，“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然而在最初的推广过程中，却遇到重重阻力，许多官员对此不够重视，认为是王安石青苗法的翻版，害怕重蹈变法复辙，因此多是虚以委蛇，敷衍了事，以致朱熹在庆元元年（1195)发出感慨：“至今几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犹有不与知者，其能慕而从者仅可以一二数也”。

真金毕竟不怕火炼，在大灾大难面前，社仓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深受百姓欢迎，如潭州十二县中，最初仅有长沙县设有社仓二十八所，结果大灾发生时，其余十一县遍地饿殍，惨不忍睹，而长沙却因有社仓之设，出现“人无菜色，里无嚣声”的和谐局面，后朱熹门生真德秀出任潭州地方官，倡设社仓，百姓群起相应，一次设立的社仓多达百所，所提供的贷本高达九万五千石；在朱熹及其门人的努力下，社仓遍及全国各地，因此时人作出“今社仓落落布天下，皆本于文公”的评价。

各地社仓最初多以“崇安模式”为蓝图，既以米谷为借贷资本，通过贷米生息方式实现运转经营，管理者多是地方德高望重的乡绅，随着岁月流逝，崇安模式的许多弊端也日益呈现，如谷物不易储存，稍有不慎，就发霉变质，形同废物；大量岳不群式人物混入管理者队伍中，将米谷只赈贷给亲友，或者干脆将仓谷侵吞；许多乡民贷借米谷后，无力偿还，只好溜之大吉，社仓因此而资本耗尽，只好关门大吉。为革除上述弊端，各地因地制宜，对社仓管理模式进行改良，如以田地代替谷物作为借贷资本，租给乡民耕种，既解决谷物不易储存难题，更防止乡民因利息过重而逃亡，官府也加强对社仓的监督，严惩侵吞拖欠者，甚至直接从官府拨发财米设立社仓，再交由地方人士管理。通过种种努力，社仓不仅起到应对灾荒之用，更成为许多慈善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成为维系乡间社会稳定的减压器，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直到民国，我国许多地方的社仓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