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事业需要爱，但我不认为爱天生就有，爱不仅是一种意愿，更是一种能力。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要有‘造血’的功能，而非仅仅依靠外界的‘输血’。”在近日召开的“北大——阳光公益创新论坛”上，杨澜阐释了她对“公益慈善”的理解。在这次研讨会的间隙，忙碌的杨澜特意抽出时间接受新华网传媒频道的独家专访。

坐在记者面前的杨澜看上去比平时略显清瘦，眉宇中有一丝疲惫，但交谈中，她的双眸始终闪烁着明亮的光芒，谈起慈善事业，她的话语间更有一份巨大的热情和清醒的理性在其中。她告诉记者，爱不仅仅是一种感动、意愿或情怀，更是一种需要学习和培养的能力。作为媒体，不应仅仅满足于办晚会、搞活动，而应该真正学习和理解公益慈善，科学的、可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公益慈善事业。

杨澜接受新华网传媒频道专访 高国全摄

公众眼里的杨澜，优雅、美丽，纤细的外形下蕴涵着巨大的能量。作为一名资深传媒人士和现任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积极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取得广为人知的成效。除了坚守着自己那份难以割舍的电视情结之外，慈善事业已经占据了杨澜大多数的时间。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国建立一种人文慈善的理念，让社会慈善大行其道。

2008年，以5.12汶川大地震为契机，各类公益组织和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民间的慈善热情日益高涨，公益慈善力量得到了井喷式的释放。甚至有人说，2008是中国公益活动的元年。在这些公益组织里面，由杨澜主持的阳光文化基金会所做出的大量积极有效的公益慈善工作让人印象深刻。

记者：在一些人眼里，慈善似乎是富人去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不少媒体的宣传报道也多是关注富豪、明星的慈善举动。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杨澜：慈善是最一个最不论出身、最不论出钱多少的公益行为，钱多的可以多捐一点，没有钱的可以做志愿者。如果这个时候还去考量他是什么身份或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不利于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这本就就应该是每个人平心而做，量力而行的事情。

我觉得媒体需要学习慈善，媒体不会因为是公共舆论的工具就天然懂得一些公益慈善的基本道理，还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在汶川大地震当中，一些媒体宣布了一些捐款的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攀比心理或者是恶意的人身攻击，这些负面的东西媒体需要反省。

我们很多的慈善活动还是局限在媒体做大晚会、掉眼泪、大家举牌子等等初级的阶段。事实上，如果爱能够持续下去，慈善和公益能够持续下去，更需要一种持久的关注，而不仅仅是一些筹款晚会和大型活动。比如我最近碰到四川的一些基层的干部，他们会说你们有的媒体已经把我们忘记了，已经不再关心我们了。当然媒体不可能一直用最大的版面去关注这些灾区的报道，但是媒体人也需要把这种关注持续下去，需要好好学习和理解慈善。我们还是希望媒体能够长期地、可持续地报道公益慈善事业。

记者：在2008年的记忆深处，大家对您倡导和设立的“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基金”印象深刻。活动中，我们看到像邓婕、蒋勤勤等明星加入其中，还有家乐福、利乐、金佰利等知名企业的参与，另外还看到查尔斯王子、英国萨拉女公爵以及席琳迪翁等国际知名人士也参与进来。带动这些人和企业参与活动，可能是一般的公益组织难以做到的，这也与您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关。您如何看待自己本人对于慈善事业的影响呢？

杨澜：我觉得如果你说的话有人愿意听的话，就应该善于运用这种资源。能够把某种个人的影响力用在了公益慈善方面，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充满了感动，更是一种责任。人家相信你，把这个钱交到了基金的手上，个人就必须承担起某些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在款项的制度、透明度、汇报制度也逐渐建立和完善，也会定期的大家公布。

“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基金”是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天建立的，其实我没有真正做过大规模的筹款晚会或者大的活动，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收到的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已经超过5000万了，我也是觉得非常感动，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钱用好。

震后七个多月内，我们在德阳、北川，还有阿坝这几个重灾区设立了120多个爱心岛。爱心岛就是儿童活动中心，每一个爱心岛配备了7000册以上的图书，而且这些书是教育部的专家根据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课外读物标准给农村的孩子们配备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个独立活动房间，可以开展文娱的活动。我们觉得爱心岛是孩子们的心灵康复、包括他们课外活动的场所。这个项目得到了四川省妇联的大力支持，一直到村这一级都有很多的妇联干部帮我们落实了。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了一个标准，比如说每一个爱心岛的面积、配备、人员，包括每年活动的经费都是有标准的，而且我们有回馈的机制，我们必须要按时得到当地学校或者是专职管理人员的回馈。我想建立起这种标准和回馈制度，可能比单独的送书到农村去更重要，另外我们会特别关注孤残儿童的生活保障，那么最近也给这几个地区，特别是山区的残疾儿童送去了3000件羽绒服，还帮助德阳地区的一些肢残儿童一些医疗补助，能够让他们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期。

接下来，我们还是希望支持一个更完善的长期计划，因为孩子们要成长，还需要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致力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计划，而且同时希望能够真正让目标实现一种可量化、可测量的效果。

记者：阳光文化基金会这次联合北大和哈佛举办“北大-阳光公益创新论坛”，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杨澜：我觉得爱不仅仅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意愿、是一种情怀，它更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需要学习和培养的，不是说大家一流眼泪一激动，把钱捐出来就可以了，这中间还有效率、资源浪费、公信力、透明度等种种问题。

很多人愿意花钱去读MBA、EMBA，觉得经商是需要管理的，那么谁又能说做慈善只要凭借一个爱心就能做呢？它也涉及到怎么样动员、怎么样筹款、怎么样做财务，怎么样落实项目等等。要把慈善看成是一个科学性的管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爱心的问题。

2006年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就联合了北大和哈佛这种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来为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高层管理人员作免费培训，这其中也包括了两所大学的老师对于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所作的一些专项研究工作，我想这个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培训了200多个公益组织，也包括政府相关官员的培训，收到的效果非常好。大家会突然觉得原来这个理论是需要提高的，原来巴基斯坦的民间组织是那样做的，孟加拉是那样做的，南美洲是这样做的，在一个国际环境之下和可借鉴的体系之下完善自己的慈善理念，而且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管理能力之上。我们有很多的民间公益组织，过去他们可能更多凭借自己随性的想法，现在他们就会知道要做的事情需要树立明确的目标和长期的规划。那么，用什么样的图表来达成这些目的，这都是科学的，需要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