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 道人伦义理, 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 孟子之心性, 荀子之性恶, 董子之君权神授, 邵子之太极, 周子之道德性命, 二程之天理, 陆子之心学, 朱子之理气, 王船山之行先知后, 王守仁之知行合一……不免精于粗而忽于细, 明于理而蔽于形。儒家精奥在于儒家文化外形：求美, 求善, 求仁义；忧国, 忧民, 忧天下；重文, 重礼，重气节；畏天, 畏地, 畏天命。

畏惧心理为东西方所共有。西方畏惧生命与上帝，中国人畏天，畏人，畏天命。畏惧乃尤物，什么都不畏惧的人是野蛮人。畏与敬不可分。敬畏能够使人产生种种美德，从而使自己成为良知所期待的人(完成自我) 。孔子的谦虚美德即来自对天，对圣人，对天命的深深敬畏。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可见知天命之难。儒家畏天的传统延续数千年，直到20世纪初叶, 中国的帝王仍然按时祭天，无丝毫怠慢。表面看，事情坏在袁世凯祭天上，那之后祭天几乎等同于“复辟”，其实过于神经质了，如果心平气和地更换一下祭祀主体，这一文化传统也就保留下来了。无论怎样评价放弃畏天的后果都不为过，祛除了这个禁忌之后，天(自然生态) 被破坏得越来越不成样子。

不畏人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人情冷漠，文化性锐减，野性(贪婪性) 骤增。不畏命的后果尤为严重，生命断裂了，儒家生与死的链条被切断，人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短短的百年(或不到百年) ，对于百年之后的事情几乎不去思考。经过今昔对比，可以更加认定儒家畏天命的传统有多么珍贵。本来，儒家畏天命的传统可以生存于现代社会, 我们却画地为牢, 自绝于尤物。汤比因反对只有一种文明——西方文明——的论调。如果对文明加以限定——比如限定为外形文化——其说更令人信服。

我常常思考古代“砍柴现象”。柴是古人的唯一能源，柴却末被砍尽，这得益于砍柴者的畏天，他们只砍枯枝，不伤绿叶，使树木得以休养生息。推而广之，河中之鱼，林中之兽，地上之草，天上之鸟，莫不如此。中国古代基本不存在自然生态危机，只是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才显得日益重要。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代之樵夫、牧人、猎手、渔者皆通天知类之儒者也。现代人一提国学，总是想到硕儒宿学，想到烦琐考据，却无人研究诸如“砍柴现象”这种富于机趣的问题。似乎儒家文化永远指向理论，与具体行为无关。

之所以把畏天命的传统归于儒家，是因为儒家的天命观最有利于增加人的文化性，把分散的人聚集为类。道家法自然。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在道之下。儒家法天，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天在道之上。

天命可以帮助落魄或失意的士大夫找到精神自我安慰，让失意士大夫“爵禄不登，信由天命”。王安石“上畏天命, 下畏人事”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了一种现实。如果王安石变法一顺百顺，新法会更加祸国殃民。古人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畏惧诚限制欲之有效机制也。今人的欲望像无底洞，精神与意志完全被排挤在外，人生意义一下子褊狭得仅仅与肉体相关，缺少了由“识命”到“知命”的过程。中国传统士大夫，宁求死为历史所珍而不求存为现世所重，从而把精神生命送入天国。

都知道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不知道孔子是尊重鬼的；如果把鬼定义为“人死为鬼”的话，孔子不仅不排斥鬼，而且非常重视鬼(畏鬼) 。尊重死去的人，是儒家文化中一个可爱的传统。重要宴会的场合，第一杯酒不喝，酹酒，以飨先人，这是怎样一种伟大的胸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