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寿琨先生的新水墨画

时间的步履匆匆，迫不及待地迈入了新世纪，裹挟着我们一起进入了新纪元。历史在空间中横向展开，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相互交流，我们正处在一个各种话语力量交汇、冲突的时代，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表明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面对现状，黑格尔曾言：“人们必须觉察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的终结。”我们瞩目于历史空间的拓展，也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反观艺术刚刚走过的百年历程，对曾经的历史进行清理和反省。这一反省给了我们信念，赋予我们希望和力量，去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在过去的20世纪百年中，中国绘画艺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画种引进、生根、成长、壮大，传统的水墨艺术也在与西方艺术的冲突和交融中发生着质的蜕变。在此选用“新水墨画”这一名称，是由于水墨画在本质上仍延续着一个脉络相承的中国文化和精神，并与西画中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画种相区分，形成与西画对话之势，进而推进水墨画的变革意愿，完成水墨画在现代转型。冠之以“新”更清楚地指明其特性，不仅是时间的现代性和当下性，而且是发展形态的一种，既表明纵向的与传统的传承本质，更强调横向的当代性，突出发展中的最具创新意味的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现象。

　　酝酿期(20世纪前半期)：开出“猛药”

　　20世纪初的康有为和蔡元培，以及后来的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传统水墨画开出一剂剂“猛药”。徐悲鸿、林风眠等艺术家也进行着传统水墨画现代转型的艺术实践，但所走的路却迥然不同。

　　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注定了林风眠是一位孤独的前行者，尽管可以说，林风眠是真正从现代形态对中国水墨画进行革新的旗手。他在思想上受蔡元培“兼收并蓄”和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主张的影响，提出的方案就是在其主持国立杭州艺专时的标语“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深谙中西两大艺术传统的他，努力追求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的审美价值，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中国民间艺术，探索构图、色彩、线描与色光的结合，丰富水墨画的视觉语言。但他在形式上的探索，在国难当头之时，注定了孤独和不为人理解，而后来定居香港后，虽然仍以仕女、花鸟、戏剧人物为表现题材，但历历在目的却是生命的呐喊，无一不是他对生命的眷恋和悲悯，画面呈现出一种惨烈的浓墨重彩，表现意味浓厚。

　　蛹动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吾道不孤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主导的文艺思想。上世纪50年代，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口号，“除旧布新”和 “为人民服务”成为艺术的宗旨。水墨艺术的改造和创新均在徐悲鸿的写实体系中盘旋，其后，各种运动纷至沓来，林风眠的艺术革新受到阻碍。“文革”期间，林风眠更是将作品销毁避祸，艺术的探索停滞不前。长安画派的巨将石鲁在饱受迫害的情况下却达到艺术的自由境界，其笔墨表现力的张扬，其精神的恣肆，这种艺术上的革命性和精神性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

　　“文革” 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时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思想、新思维蜂拥而入。吴冠中、周韶华、黄永玉、王乃壮、石齐、李世南、石虎、谷文达等艺术家又获得新生，他们充满了理想主义热情，迫切地以更新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形式来进行艺术变革。他们深刻反思“文革”中“红、光、亮”的创作模式，强调艺术的纯粹性，追求自我、主观、直觉和潜意识的表现，作品抒情意味浓，形式美感加强，在水墨画的探索中迈出了一大步。台湾画家刘国松也在进行着中国画的变革创新，并由此影响到内地。

　　革新者首先从形式上进行变革，针对传统笔墨技巧，接纳西方艺术表现方式，在艺术表现语言上进行多样化的尝试，在表达新的视觉经验上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一是在色彩表现上引入西方造型法则，大规模地运用色彩，推进现代彩墨格局;二是在纯化水墨表现上，突出墨法的运用，形成现代水墨格局。在水墨与色彩、线条与肌理的交融下蕴含着东方民族现代的视觉美感，这种东方与西方互渗、传统与现代的会合得益于画家们长久浸润于东方传统水墨，又重现西方现代色彩美学的研究。林风眠可以感叹“吾道不孤”!

　　蜕变期(20世纪 90年代)：自由之境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正在发生着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广泛和迅猛的变化，人的生存领域中充满了不定因素，工业化、信息化几乎是接踵而至。现代人的视觉经验和生存经验为艺术革新提供了依据，这种变化的趋势使绘画语言愈来愈走向抽象、表现、象征和荒诞，愈来愈观念化。

　　一些有影响力的当代画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水墨实验，90年代后在画坛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而且艺术家们出现团体作战的趋势，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组织画展、研讨会、出版画册和文献，从学术层面开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社会影响由此彰显。大而化之为两类，一是表现派，一是抽象派。

　　表现派是由张力与表现水墨展的陆续展出拉开序幕。杨刚、朱振庚、陈铁军、李孝萱、关玉良、邹明、李岗等画家在沿袭传统的意象性法则基础上，进而推广为更具现代视觉冲击力的张力表现。如果说表现性水墨与西方表现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抽象性水墨则与西方抽象主义形似而神合。作品在图式语言上较多地借用西方艺术的抽象形式，但在意味上却呈现出浓厚的东方情感。艺术家张羽、刘子建、石果、张进、阎秉会、王川、王天德等，无论从二维平面的纯粹抽象，还是发展为装置的立体，都关注文化性的当代表达，在观念的传达上突出理性的思考。


　　综合来看，这个时期的新水墨画家，在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两难境地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在艺术形式上、文化价值上、精神蕴涵上，既要与传统拉开距离，也要与西方现代艺术拉开距离，成功地完成传统艺术向现代的转换，创造出既超越传统又超越西方，既有本土性又有当代性的水墨艺术，达到真正的艺术自由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