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讲演摘要

中国结体现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底蕴，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中国古代文化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的优秀文化学习，同时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灵魂，然后用这种新文化元素来重新塑造国魂。中华文明在百年前落后于世界，所以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还有一些激进派提出“打倒孔家店”。那个时候中国的GDP排在世界倒数第几名，但是我很高兴地告诉美国朋友们，通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的GDP已经进入世界前三行列。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时候，如果还要“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全盘西化”，就很没有民族自信和自尊了。我希望世界对中国经济的振兴和文化的复兴要更有耐心，多给中国一点时间，让中华优秀文化成为人类的重要精神生态文化。

中国文化精神的“关键词”

下面我给大家简略地讲讲“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字是“水”。水有什么妙处呢？日本著名科学家江本胜先生写了一本书，叫《水知道答案》。水怎么知道答案呢？它没有大脑，没有听力，它知道什么答案？江本胜把一杯水放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中“听”了20分钟，用摄像仪把分子结构拍出来，水分子结构像钻石般瑰丽。他又把这杯水搁到了重金属摇滚音乐中“听”了20分钟，拍出的分子结构近似于癌细胞结构。您知道您身上有多少水吗？70%。人的大脑里有多少水？90%。当20分钟可以把一杯好水变成癌细胞结构时，我们要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才是好的文化。不是越前卫越先锋就越好，而是“好才是好”！“水”在中华文化中有几大美德：首先水主平，人们说海平面，天下没有比水更平的了，水公正；我们说水赴深谷而不畏，水勇敢；水坚持在九曲黄河中滚滚向东，水坚韧；水冲洗掉一切泥污，水洁净；最后是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时间。水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水的哲学、水的精神”的集中体现。了解了水文化，就了解了中华文明的根本。

第二个字是“节”。中国结每一个结和节日的节相关。中国史前——最初造文字之前是打结，小事情打一个小结，大事情打一大点的结，更大的国家大事打一个更大的结。结变成了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变成了中国文化中每个人必须记住的民族精神传承的密码。节把纵向联系的家族导向横向联系的民族，不仅关乎家庭，而且关乎社会，关乎整个国家。中国节是一个团结的节、一个团圆的节、一个互相沟通了解的节。中国节是中国文化的指纹。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国人过节跟思念、跟亲人紧密相关。

第三个字是“中”，中是中国的中，中庸的中。西方天平是把一段取其中，中国不是这样。大家看到中国称中药的秤没有？左边很短一段，右边很长一段，有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秤砣，就把整体平衡找到了。中国的中不是“二者相折取其中”，相反它是一种高的智慧、高的平衡能力，是四两拨千斤的“中”。

第四个字是“庸”，很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学习，觉得庸字是平庸，是凡庸，甚至是庸常。《说文解字》说“庸者用也”，朱熹解释“庸者常也”。庸在古代的解释是，庸者恒也。什么叫恒？持之以恒。我曾让我的博士生举着一张书法由我来评点，大家知道一张宣纸不到10克，这个同学身高1米80，举了不到10分钟，他的手就渐渐举不动了，说老师我不行了。这个学生如果要举一个百斤重的巨石可以轻而易举，为什么举一张10克的书法作品却坚持不了10分钟呢？可见持之以恒是多么艰难。所以中国的庸字告诉你：有了美好的想法和制度，一定要把它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第五个字是“孝”。孝是什么？是爱的回报！中国文化是孝文化，孝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资本。端午节、重阳节乃至春节，几乎都跟孝紧密相关。《说文解字》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呼教切。”大家看中国的“教”字，左边一个孝，右边一个文，只有孝敬老人的人、有了文化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才是受到教化的人。您知道孔子怎么论孝吗？孔子说了两个字：“色难。”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面对父母亲和颜悦色并坚持百年不变，直到老人家去世。难不难？难！中国有句古话是“久病无孝子”，给父母亲买一样好东西，买一斤粽子不能说是孝，孝是持之以恒的“色难”！今天，中华文明中的孝文化受到了质疑，但是我认为它是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六个字是“和”，和是和谐的和。20世纪世界的大走向是：欧洲为整个世界提供了现代化的文明。它强调的是“三争文明”——个人和个人之间是竞争，集体和集体之间是斗争，国家和国家之间是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世界强国之间打起来的。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世界的执牛耳者，美国的后殖民文化和欧洲殖民文化不一样，它提出来的是“三片文明”，即大片、芯片、薯片文明。可以说，美国文化成为后殖民文化是通过大片、芯片和薯片这种和平的、缓慢的、文化产业和信息权力控制的方式，把全世界整合控制起来。

中华文明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呢？我认为是“三和文明”。第一和，是在家庭当中个人之间的和睦——“家和万事兴”；第二是社会和谐；第三是国际和平。东西方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我相信西方的三争文明和三片文明与中国的三和文明将在21世纪求同存异、互动互补，成为人类未来文明的重要方面。中国三和文明应该成为西方三争文明的重要补充和文化协调，东方文化精神应该对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文化有所纠偏和启示。

回归东方生态文化的经典价值

当今世界正在兴起一种“回归经典”的文化大潮。人文学者应该在回归经典中“守正创新”，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实现“精神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向人类共同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与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

中国文化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释三家。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佛家文化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除思想文化以外，还有以琴棋书画为主的艺术文化和节日民间文化。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表现为思想文化。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幽眇境界和自由精神。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和本质，相反，中国人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把握自己的本真精神，获得自己的本质特征。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慈悲之境”。和谐、妙道、慈悲是三家的最高境界。

儒家之“和”即中和。“中和”强调中国人意识中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讲求消除心与物的对立，达到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使宇宙与生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具有了和谐之美。因此，“中和”指向仁爱中庸、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人格修养。中国文化张扬一种和谐的精神，使人正直而不傲慢、行动而不放纵、欢乐而不迷狂、平静而不呆板，达到一种均衡、稳定、平和、典雅之美。

道家强调“妙”。妙是一种化境，是生命空灵之道。也就是说，是以生命为美、以生命为善的精神升华。妙与精神的“虚实”紧密相关，既重视物质又超越物质，既把握现实又超越现实，与事物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相联系，因而能够实中见虚，虚中见实，虚实结合，进而抵达玄妙之道。妙道与悟性有关，对生命世界有所领悟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可以说，禅宗强调境由心悟，只有达到生命的瞬间感悟，才能使人生产生高远的意义，才能对空间的无限有限加以超越，对瞬间永恒加以把握。

佛家强调“慈悲”之境，强调生命的圆满和慈悲。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圆融一体的，只有将自己对生命的悟性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待人、接物、处世中体现宽博慈悲，才真正具有活生生的生命体验，才能把握自己的本心，直观自己生命的内在光辉，使生命充实而有意义。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一种中庸平和、辩证宽容、知足常乐、幽默圆熟的多元特性。文化是不止息的精神生态创造过程，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构成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氛围，一个具有宇宙论、生死论、功利观、意义论的东方价值整体。中国文化和艺术逐渐世界化正在成为可能。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现代性扩张导致的东方各国的“全盘西化”浪潮，已经被百年历史证明不是东方的福音，而是人类单面化和异化的开始。人类遭遇的问题，核大战也罢，资源耗尽也罢，环境污染也罢，沙漠化也罢，海啸也罢，都告诉人们一个事实，现代性到了极度膨胀的程度就会反过来毁灭人类。现代性为人们承诺美好生活的同时，又带给人们太多的生态灾难：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它使得森林毁灭、水土流失、河海污染、物种退化、精神失落、道德沦丧、心态失衡，形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大灾场。面对精神生态失衡的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哲人们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重回乡土、感受生命大地”的精神复归方式。

人类的精神生态同样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在欧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导引下，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都正在走向“理论翻新时代”和“肉体体验时代”。于是，升级、突破、扩展、肉身感、消费主义就成为这代人的精神轨迹。当代人成为从旧的“经验时代”蜕变出来又仰望着“理论时代”的中间人，他们从生活话语方式、日常行为模式和当下时尚态度中，将生活娱乐化、文化流行化、生命肉身化、精神平面化。这些因素在一种“新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当代人的想象、城市的色彩和气质、周边的环境和思维的演变。

东方差异性文化使得西方一流思想家开始了对“东方”的全新关注。如果我们什么都“拿来”而不“输出”的话，东西方文化就会出现文化生态平衡问题。可以认为，西方正在吸收东方文化精神而从事人类文化的新整合。换言之，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思维，并将给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

作者简介：

王岳川，四川省安岳县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3年以来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美学、文学理论、西方文艺理论、当代文化研究和批评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