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在佛菩萨圣诞日到来之前总会在《联合早报》等报章媒体上刊登广告，提醒大家以护生代替放生、以素食代替放生。一段时间下来，得到很多信众的理解和支持。 当然，对于我们的倡议不以为然者亦有之，

当然，对于我们的倡议不以为然者亦有之，持怀疑态度者亦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对于一项行之千百年的传统行为的改变，人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和看法，这都很正常。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对目前的“放生市场”和放生行为进行分析，并理性、客观地告诉大家，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在新加坡我们提倡以护生和素食代替放生的原因。

佛家自古都有好生之德，佛教徒在佛菩萨圣诞日举行放生仪式是两千多年来佛教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一，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放生”行为本身也凸显了一种积极的生态观、自然观，有着注重动物权益、维护动物福利的积极道德意义。但是，随着放生队伍的不断壮大、放生人数的大量增加、放生频率的日益密集，量变引发了质变，堪称“道德”行为的放生，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不道德”的“杀生”后果，“好心干坏事”，着实是一件令人尴尬又值得深思的事。

为什么要放生

说到放生，人们总以为是佛教特有的传统，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佛家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最根本的一条便是不杀生，并且还要放生，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佛教俗语更是家喻户晓。佛教的《梵网经》中也可读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这样的经文，这其实是告诉我们，不杀生、放生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其实，道家的重要典籍《列子·说符篇》中也有放生的记载：邯郸的老百姓在正月初一向简子献上斑鸠，简子很高兴，丰厚地奖赏他们。幕僚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简子说：“正月初一放生，显示对动物的恩泽。”

尽管佛道两家的放生行为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同样都表达出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对养育人类的自然的感激之情，也对人类自身道德行为提出规范和要求，尤其是汉传大乘佛教已经把放生设定在体现戒律精神和慈悲心、菩萨行的高度上。当然，在西方文明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曾说：“人类如果不想窒息自己的情感，则人必须要以仁心对待动物，因为对动物残忍的人对人也会变得残忍。我们可以从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上来判断他的心。”

放生的现状

放生本来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是在缺乏指导、缺乏对动物基本生存条件的认知、缺乏科学的放生知识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形式、追求功德、甚至追求热闹，我们很多人的放生反而变成杀生。而与此同时，放生市场不断扩大和放生活动的规律化也直接催生了放生行为的商业化。

任何一个市场的关系如果简单地说，其实是供与求的关系，有人需要鸟来放生，便有人使尽一切手段去捉鸟。由放生而捕捉，再放生而再捕捉导致的恶性循环，使得今天的放生活动百病丛生，积弊难除。其实，这种情形在《列子·说符篇》中记载的那个小故事中也早已提到了。简子说正月初一放生是尊重生命，示以恩德。但他的幕僚却说：“老百姓知道你要放生，所以争着捕捉它们，因捕捉而杀死的动物就更多了。你如果想要它们存活，不如禁止老百姓捕猎。捕捉来了再放生，好处还不如坏处多呢！”

在今天，由于大规模的放生活动日益增多，放生这种本来神圣的行为便不可避免地和商业行为搭上了关系。

在新加坡，尤其是在卫塞节及佛菩萨圣诞日前后，全国上下各个寺院庵堂几乎都有规模不小的放生活动，大批量的放生需要大批量的购买，大批量的购买需要大批量的供应，大批量的供应需要大批量的捕捞，奇货可居，甚至此时各种水产动物的价格也随之上涨。于是有些团体甚至在卫塞节前半月，甚至前一个月就给水产类或鸟类供应商预定了要放生的禽鸟鱼鳖等动物，任由他们再下订单或雇人去捕捞，只等佛菩萨圣诞日时举行“放生”仪式。我想问问诸位，这样的放生活动还有意义吗？

当放生的弊端逐渐暴露后，有人把矛头指向商人，责备他们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但是，商人逐利，何错之有？反躬自问，难道我们自身，尤其是喜好“放生一族”的佛教徒自己难道没有错误吗？

除了放生活动的日益商业化外，更让人诟病的是对所放动物生活习性、生活环境以及生活能力的漠视。常常出现的情形是：放生时敲敲打打、热热闹闹，放生后不久便尸横遍野或尸横遍江河湖海。

不久前，我们坐渔船去海上撒骨灰，当船家得知我们是居士林的修行者时，便对着我大发牢骚。他非常赞同居士林提倡的“新放生主义”，没别的原因，他说跑海上几十年，看了太多放生变杀生的悲剧。尤其是近几年来有些人经常带领信徒举行放生活动，而他们经常把淡水鱼放进大海里，把浅水处生活的螺蛳丢进深海里，把沼泽龟和山龟也放进海里，每次告诉放生的带领人这样做不对，他们却置若罔闻，而他们的放生队伍一离开，海面上便白花花地飘着一大片死鱼。老人家最后说，他现在懒得说了，“就让他们造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