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常心是道：心行清净，事事无碍，应世利人，这是修行者的根本目的。

马祖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从“肯定”到“否定”，运用辩证逻辑的推理方法，最终成立他的根本禅法即“平常心是道”。《语录》在回答关于“修道”问题时认为：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为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道。”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菩萨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经云：“识心达本源，故号沙门。”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举一千从，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若见此理，真正不造诸业，随分过生，一衣一衲，戒行增熏，积于净业。但能如是，何虑不通！

　　马祖在这里揭示了“平常心是道”的含义。他立论的依据一是“心为万法之根本”，所以要“识心达本源”；二是“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要“事理双通”。由此，他提出“平常心”是“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也就是说，平常心是没有被“生死心、造作、趋向”等污染的“菩萨道”。紧接着论述的内容，都是阐明“沙门”（显然也包括所有修道者或信徒）应该作到的事，概括地说就是“随分过生”、“积于净业”。菩萨道是修行者的理想和追求，是佛教的实践观、修行观、入世观、解脱观，是大乘佛教的本质体现，是佛教“出世间”精神的实质。从其思想的建立依据看，仍然深受《华严经》“四法界”的影响。世界一切有差别的事法（事法界）都有平等的理性（理法界），相互之间圆融无碍（理事无碍法界），事法的差别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其本质都是相互契合的，每一事法都蕴涵与代表了一切万法理性，一多相即，重重无尽（事事无碍法界）。由于事物都是互为因果，都是“因陀罗网”上的一颗颗“宝珠”，互融互摄。《华严经》中用“海印三昧”来描述事物间圆融无碍的最高境界，形容世界上的森罗万象像海水一样被显现出来，每一滴水都具有百川之味与水性，相互包容，相互贯通。马祖在论述“道不属修”而反对妄念执著时，也用“海印三昧”来形容，他说：“摄一切法，如百千异流，同归大海，都名海水；住于一味，即摄众味，住于大海，即混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又讲：“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从而，要求人们应该“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其中的“不尽”肯定的是事法、世间法、一切的日用行事，“不住”是提倡的是不偏执于理法、出世间法、个人的证悟境界。如果修行者在心中消解是非、取舍、断常、凡圣等偏执妄念，排除矫揉造作等不实枉行，同时也能够培育宠辱不惊、任运自然的良好心态与精神品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胸怀天下，利益群生，这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的基本内涵，其本质是菩萨道。

　　“积于净业”的菩萨道，作起来并不容易。 破除情执是第一关。人们一般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观察世界，按照自己的善恶喜好去规定事物的。即使佛教修行者，也大多容易沉湎于自己的一些理解或满足于已经感觉的一些境界，由此引发出不少的障碍。佛教提倡“应无所住”的目的，要求人们虽然是凡夫，但不要沉溺于情欲、烦恼；即使是“圣贤”也不要贪图境界享乐而背离社会生活和苦难众生。否则就不是平常心，就是心存污染。《大乘起信论》中认为，“一心二门”是众生出入于世、出世间的桥梁。马祖在《语录》里，用有为与无为、迷与悟、识与智等来类比“生灭门”与“真如门”，最终用“无生法忍”来代表“一心”。他说：“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缘，即是生灭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义。声闻闻见佛性，菩萨眼见佛性，了达无二。名平等性，性无有异，用则不同。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即不生，即是无生法忍。”对待“修”与“不修”，也要“俱了心及境界”，不生妄想。因此，马祖所谓的“道不用修”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修行、不做善法、不努力精进，而是反对那种自以为是、心存杂念的造作，自欺欺人、哗众取宠的形式，不求实际、误人子弟的表象，提倡真实体悟、没有分别执著的自然而然的生活，在生活中修行，修行中生活。在破除情执中，对修行者来讲，如何面对祖师甚至佛陀的教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最后克服“所知障”的关键，也是考验“平常心”的一个重要标准。马祖在他的“应机接物”过程中，一再粉碎弟子们对教法的执著。

　　《语录》中记载，大珠慧海禅师初参马祖时，马祖问：“来此拟须何事？”慧海答：“来求佛法。”马祖当即斥责：“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慧海又问：“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马祖便说：“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觅求？”于是，慧海顿然觉悟。这里的“自家宝藏”，不仅有佛性清净心的意思，还包括众生日常的起心动念，表示一般的日常行事本身就是“一切具足”。世俗世界就是佛国净土，平常的生活蕴涵着佛法大意，人在举首投足、扬眉瞬目、自然而然之间能够显示出生命的真谛，一念回转就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与生命的超越。所以，马祖在回答百丈怀海所问“如何是佛旨趣”时，直截了当地说：“正是汝安身立命处！”--这些，都是否定那些只是纠缠在经典词句与祖师言论、妄想藉此证悟解脱的浮华作风，以及远离现实生活的修行方式。

　　在回答药山惟俨关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问题时，马祖说：“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一天，马祖又问惟俨“今日见处作么生？”时，惟俨回答：“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马祖在称赞之后，将计就计，让他“将三条篾来束取肚皮，随处住山”，暗示惟俨“惟有一真实”所流露的差别执著和不彻底性。接着，马祖教谕惟俨说：“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无所益，欲为无所为。宜作舟航，无久住此。”这里，马祖说的是双关语，三句话成递进关系。当时佛教界中人流行“行脚”，名义上是参拜善知识学习禅法，求得开悟的良师。但是，“云游四方”、浅尝辄止的做法也形成了浮躁不实的不良风气，没有补益。同时，也不符合佛教禅法、特别是南宗禅法的根本精神。如果把“未有常行而不住”理解为“契理”，那么，“未有常住而不行”就可以理解为“立事”，就是实际行动和生活实践。后面的两句，是“常行”的内容，有两个层次：精神品质上要有“无所益”、“无所为”的非功利主义目的，理想追求上要有“宜作舟航”而广度群生的气度与胸襟。

　　为了破除弟子们“有所得”的习气和心态，让他们当下回心转意，彻悟心性平等，自然生活，马祖运用了灵活多样的传法方式，“应物接机”。接机，是禅宗特有的一种教化方法，是师徒之间直接、巧妙、意外的问答形式，多采用非一般的语言作略，诸如暗示、隐喻、反诘、棒打、喝斥等，目的是让对方脱离语言名相束缚与表象迷惑，而达到彻悟。从整体上看，禅宗南禅从慧能到他的弟子神会、怀让、行思、慧忠等第二代，主要是用正面的说法和引导来传授禅法，然而到了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等第三代之后，采取暗示、反诘语句、动作乃至棒喝的方式传授禅法和接引弟子们的现象增多。这些方法本来源自现实生活，传递某种信息，彼此交流参禅心得和悟境，充实了以正面言教为主的传统模式，从而使禅宗丛林生活带有一种吸引世人注意的粗犷气息和朝气【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19页、320页。】。马祖接机方法的运用，与中唐时期禅宗思想上孕育的普遍怀疑、否定、泛神、自由化情绪有关，对于佛祖乃至一切精神束缚的普遍怀疑、否定倾向，就是个体精神对于自由的强烈追求意愿，最终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次局部的思想解放运动【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149～150页。】。不过，时代的思潮固然可能影响个人思想价值趋向的选择，却并不一定会根本改变其价值选择的初衷。马祖接机方法广泛运用否定之否定，归根结蒂是突出其“平常心是道”的思想主张。当然，他的后世弟子们在效仿其接机方法时，有的已经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其本来的意义和作用，“呵佛骂祖”，不仅是普遍地怀疑与否定，而且禅风流于虚玄、庸俗，最后动摇了信徒们信仰的基础，适得其反。这是马祖始料不及的结果。

　　综上所述，分析或评价马祖道一的禅法，“平常心是道”是其突出特点和根本宗旨，它经过“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逻辑推演，而最终得以确立。平常心是道，剥离出有关理论的阐释，显现出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旨趣，建立在彻悟心性基础之上和利益群生的前提之下。如果说过去南禅祖师们重在“心性”的理体上的顿悟，那么，马祖则全力打破染净、顿渐等二元对立的差别性，重在“心行”即平平常常的实际生活，在切实的生活中体现平等的心性，就是《华严经》的“事事无碍法界”，一滴水映现太阳的光辉。一颗平常心，可以把人的本心与宇宙的本体连接起来，把心灵的小宇宙与宇宙的大心灵连接起来，用个人的道德实践体现宇宙万法的真理，推动法界众生的境界不断提升。

　　一颗平常心，使中国佛教禅宗的面貌为之一变，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专家提出，“没有流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没有士大夫，就没有两宋的禅宗”【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导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6页。】，揭示了社会现实生活状况对禅宗理念的影响，是很有道理的。禅宗最初主要来自民间，其创立与北魏以及隋末的流民问题有很大关系。南禅的发展与唐朝“安史之乱”后的逃亡民众也有不小的关系。与神秀一系的“官禅”不同，他们不是依靠朝廷官僚的政治势力支持，而是代表下层普通民众的“民禅”。下层民众的精神与生活需求，直接影响着禅法思想的相应特色，这就是平易近人。那么，那种高高在上的自我欣赏就显得格格不入，必须凭借一颗平常心“与民同乐”。马祖道一是生长在远离皇城的边民一卒，他的“平常心”自然带有平民化、世俗化、生活化、简易化等特点；也正是这种“阶级立场”，体现了中国禅宗平实入世的精神品质。马祖的后世弟子们普遍接受了他的“平常心”，特别是百丈怀海禅师脚踏实地，从自身的日常生活着手，建立了《禅门清规》，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改变了丛林中人“坐而论道”的习气。以一颗平等心、平常心去实现“道不用修”的旨趣。从“民禅”到“农禅”，开启了禅宗“农禅并用”的新风，对改变中国佛教的形象和命运，对建立禅宗模式和确定禅宗发展方向，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成为南宗禅的主流，使其在唐朝中后期取代神秀一系的北禅，发展为中国佛教的特质。对此，有人评价说，“对于禅宗来说有幸有不幸：幸的是它终于完成了禅思想的中国化的历程，使它的理路有一个终结，把般若之空与老庄之无融会贯通成为一种自然人生的最高境界，进入了中国中古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不幸的是它自己也从而衰减了它对意识形态的正面影响力，成了宗教性自我瓦解的内在因素，从而无法收拾中唐以来散乱的人心”【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352页。】。这是从研究禅宗对士大夫“自心超越”的角度所下的结论，自有其道理。但是，“平常心是道”属“民禅”一系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失去其魅力；相反，却是封建士大夫们以及禅门中人深陷“自性葛藤”里，扭曲了这颗平常心，使之散乱不羁，自我瓦解，同时也淡化了修行者的终极信仰，弱化了作为社会主体信仰或者社会辅助力量的功能；终使绽放的清净之花，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中，悄然枯萎。

　〔刘元春，1963年3月生，河南南阳人。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副研究员。发表有《达摩禅法与中国禅宗》、《延寿“一心为宗”的现实意蕴》、《大乘佛教道德的现代价值》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