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禅学的发展-胡适（上）
　　我何以要讲印度禅呢？禅学来自印度，虽然中国禅与印度禅不同，不过要懂得中国禅，须懂得印度禅。所以先讲印度禅，做一个引论。
　　关于研究印度禅的书籍，有以前香港大学校长Sir Charles Eliot所著的 Hinduism an d Buddhism (Vol. I P.P. 302－324)，但是不幸书还没有完成，他就死了。我几年前也有一篇文章，篇名“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收在《胡适文存》三集中(P.P. 423－448) (参见台湾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十二册《海外读书杂记》第117页至第136页 )。
　　在禅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为yoga。此字是印度文与日耳曼文的混合语，在英文中为牛轭，引申起来，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向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两千五百年前，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释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学道的时候，遣人出外寻道者两人，即为瑜伽师。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变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无论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要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家给以名字，便是“禅”。
　　“禅”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经中以及各种小说里，都有“禅”字。我记得幼年看《水浒》，看见花和尚鲁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禅杖，把“禅”字读作“单”，后来才知道是读错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禅”字的原文拼音是Dhyana，音近“单”。(按：中国“禅”纽字古音，多读入“定”纽)
　　佛教有三大法门：一、戒；二、定；三、慧。“戒”是守戒，最高限度为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弥加五为十戒)，后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萨戒，重十，轻四十八)，从戒生律，于是成为律宗。次为“定”，就是禅，也就是古代“瑜伽”传下来的方法，使我们心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为“慧”，所谓“慧”，就是了解，用知识上的了解，帮助我们去定。从表面上看，禅在第二，其实不然，禅实在能包括“定”、“慧”两部分。如说禅是打坐，那种禅很浅，用不着多说。因为要用“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在中国禅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并且还包括“戒”；在印度，则“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现在讲印度禅，先讲方法，后讲目的。
　　关于印度禅的方法，计有五种：第一个方法最浅显，便是“调息”，佛书中叫作“安般”法门。“安”(ana)是“入息”，“般”(pa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的方式，如盘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调和呼吸。这种调息的方法，又可分为四项：一、“数”，就是从一到十来回地数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围环境的扰乱，使心能够专一；二、“随”，便是心随鼻息跑，所谓念与息俱，使心不乱；三、“止”，就是看息停止在什么地方，中国道家向有所谓“视息丹田”，即此；四、“观”，就是客观一点，把自己的元神提出来，看看自己到底怎样，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边看，又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口，对于过路的人，某是张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认识。总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门，其方法有“数”、“随”、“止”、“观”。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乱子。譬如在打坐的时候，忽然涉想某人欠我的债，或恋爱的事情，或可恶的人与可恶的事，心更不定了。在这时候，非数息所能为力，所以还要旁的方法来帮助，即靠“慧”——知识——来帮助。所以，第二个方法叫“不净观”。所谓“不净观”，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干净。譬如当我们涉想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她身上是如何的不洁净，鼻子里都是鼻涕，嘴里都是唾沫，肚子里都是腥血等不洁之物，并且到她死后，桃色的脸庞也瘦成白皮夹腮了，乌云般的头发也干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尸体烂了之后，更是怎样地腐臭，怎样地变成骷髅。如此，我们也就不想她了。漂亮的小姐，金钱，地位，都作如是观，自然这些念头都会消除净尽。
　　第三个方法叫作“慈心观”。所谓“慈心观”，便是训练你自己，不但要爱朋友，还要爱仇敌；不但爱人，还要爱一切物。如当不安定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一作“慈心观”，便会不生气了。但有时还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就是“思维观”，就是凭我们理智的了解力来解决一切。常言道“无常一到，万事皆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都不过是九十几种元素所凑成，将来都要还为元素的。比方有人骂我是反动派，反革命，走狗，当我们听到，自然很生气，非要和他拼命不可。要是拿我们的思维力来一分析：骂，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由空气传来的一种音浪，对于音浪，自然用不着生气。至于骂我的人呢？依着化学的分析，也不过是几分之几的氢气氧气等等的化合物，而被骂的我呢？也是和骂我的人一样，几种元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后，大家都物归原所。如此，则所有骂詈，不过是一种气体的流动，两个机关打无线电而已，有什么了不得？到此地步，就无人无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智识略高的人说．至于智识太低的人，怎么办呢？就有一种“念佛法”，即第五个方法。所谓“念佛法”，就是想到佛的三十二种庄严相。“念”便是“想”，后来又念出声来，变成念书的“念”，从心中想而到口头上念。
　　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帮助“定”，用“定”帮助“慧”，便是“瑜伽”。
　　上述五种，都是禅学的方法。现在讲印度禅的目的，即禅学的境界。此种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认识，其实都不一样；至于印度禅的究竟，谁也没有做到。
　　记得清初有一个大学者，颜习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当蒙馆先生，学做圣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记》，叙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三百年前的圣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么境界呢？他说，在一个夏天，我坐在柳树之下，看看那柳叶，直变成了美丽的绿萝；太阳光从这绿萝似的柳叶透过来，都成了一颗一颗的珍珠；他听到苍蝇嗡嗡的声音，就好像听到尧舜时代所奏的九韶之乐一样。像他这样，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了。却是到不了印度禅的究竟境界。
　　印度禅的境界到底怎样呢？计算起来，有好几种的说法，现在略述其重要的：
　　第一是“四禅”，也叫作“四禅定”。即：最初用种种法门帮助你消除种种烦恼欲望，到无忧无欲的境界，便是初禅。但初禅还有思想，还要用脑，再把一切觉、观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种“欢喜”(joy)，便是第二禅。但第二禅还有欢喜，连欢喜也不要，只有一种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乐”的境界，便是第三禅。到了连这种舒舒服服的“乐”都没有了，即得“不动处”，只是一种“调”，即安稳调适，便到第四禅。
　　初禅还用思想，第二禅还要高兴，第三禅还觉舒服，第四禅则只有调和，要如何便如何，驾驭我们的心，好像马师之御良马，随所指挥，无不调适。
　　其次，四禅之外，还有四种境界，即“四念处”。此四处：
　　一、“空无边”，就是想到空处。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地想，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见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观。
　　二、“识无边”，“空无边”还有想，便是一种印象，想到末了，不但是空，连这空的印象都没有了，便到“识无边”处。
　　三、“无所有”，一切都没有了，便到“无所有”处。
　　四、“非想非非想”，既到“无所有”处，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连想都没有了，连“没有想”也没有了，此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常言说，“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难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四禅是一种说法，四念处又是一种说法，并不是先经四禅，而后到四念处。
　　又其次，便是“五神通”。所谓四禅和四念处，都是解放人的心灵，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计有五种，合称“五神通”：
　　一、天耳通，就是顺风耳。比方现在南京开的五中全会，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可不是用无线电。
　　二、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观三十三天，下观一十八层地狱，一切都可看见。想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三、如意通，就是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
　　四、他心通，就是他人心里所想的，我都可以知道。
　　五、宿命通，不但知道现在和未来，而且知道过去无量劫前生的事。
　　总起来说，印度的禅，不过如此。此是粗浅的说法。从数息到“空无边”处，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种催眠方法达到“入定”。
　　再讲两个故事。
　　印度相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西历纪元3世纪(晋朝)，即已有人译成中文。这个故事的目的，在教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的：
　　某时代，有一个国王，想找一个宰相。后来找到一个可以当宰相的人，先说要杀他，经人解说，于是要他用一个盘子，盛上满盘子油，从东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则杀头。这个条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没有看见。有顶美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没有看见。后来忽然又来了一个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盘子上，仍然没有看见。不久又遇到皇宫失火，一时救火抢火，闹得纷乱不堪，并且在殿梁上的一巢马蜂，被火烧出，到处飞着螫人，这人虽然被螫了几下，可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仍然专心致志地捧着油盘往前走。最后，他竟达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没有滴下来。于是国王便拜他做宰相，以为一个人做事，能够这样专心，便是喜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来，何况其他！
　　在11世纪时，中国的法演和尚，也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办法。故事是这样的：
　　五祖寺中有一个和尚，人问他禅是什么，他说：“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纪老了，有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法子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有贼！’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太大听到，就叫丫环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开柜子，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环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掀髯微笑道：‘你此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上面两个故事，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中国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往往一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前有个裁缝，辛苦地省下钱来，送他儿子去念书，他自己仍旧做工。有一次，儿子寄信回家要钱，裁缝不认识字，请隔壁一个杀猪的看信。那个杀猪的屠户也只认得几个字，便念道：“爸爸！要钱，赶快拿钱来！”裁缝听了很生气，以为儿子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还不知道一点儿礼貌。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问裁缝为甚生气。裁缝把原委告诉他，牧师说：“拿信给我看看！”牧师看了信，便说道：“你错了！这信上明明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钱。不过近来有几种必不可少的书籍和物件要买，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袜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给我半磅钱，我很感激，假若能寄一磅的话，那更感激不尽！’”裁缝听了，很高兴，并且向牧师说道：“信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就寄两磅钱去。”这便是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杀猪的说法，一种是牧师的说法。
　　现在讲中国禅宗的起来，也有两种说法：
　　(一)旧说，也可以说是杀猪的说法
　　相传灵山会上，释迦拈花，只有大迦叶微笑，于是释迦将“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从大迦叶以后，一代传一代，传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达摩。达摩在梁武帝时(西元520或526年)到广东。从广东到金陵(南京)，见过梁武帝。因为武帝不懂“正法眼藏”，于是达摩渡江而去，并且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当时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慧可，达摩很赏识他，于是将法传与他。从达摩起，为东土的第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修行，他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叫作神秀，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叫作慧能。当时一班门徒，以为传老师衣钵的，一定是班长神秀，对于外来的广东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传法，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传衣钵。当时大家都毫无疑义地以为是班长，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题一偈于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觉得也还不错，以为一个人能够这样修行，也可以了。当时交白卷的门徒，个个都把神秀所作的偈，念来念去。被厨房里的慧能听见了，也作一偈，请人题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看见了，说：“不行！”用鞋将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亲至厨房，将法传与慧能，令他即速逃，躲过几年，方可传道。
　　慧能走了之后，大家知道五祖已将法传与广东佬慧能，都很惊讶；就去追他，不过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广东，躲了许多年，才公然传道，但那时神秀已在北方自称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正好像孙中山先生当时只能在广东一带宣传国民革命一样。
　　慧能后有二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道一)，行思后又传石头(希迁)。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总之，从如来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这是旧说。
　　(二)新说，也可以说是牧师的说法
　　所谓牧师的说法，以为前二十八祖的传说，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这些考证，说来很长，我只讲一点儿。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还有一点根据，因见于《付法藏因缘传》(按：此书六卷，元魏吉迦夜等撰)。这书乃述说印度北方罽宾国一个学派的传授，和禅宗并没什么关系。而且印度人对于历史很不重视，印度向来没有历史，所以印度人向来就没有历史的眼光，缺乏时代的观念，后来西洋人用希腊的材料(如亚力山大东征等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传》所说的，也不见得可靠。即就该书记载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师子和尚，因为国王反对佛教，他被国王杀了，罽宾国的佛法在那时也就绝了。后来讲佛法传授的，因为讲不过去，不得不捏造几代，以便传到达摩。当中加了四代，至达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两种说法，现在所传的与从前的不同。我上次说过：保存古代禅学史料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从这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在所传的二十八代，实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二十八祖，谓《付法藏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种说法，曾经宋仁宗明令规定(按：嘉 七年，即1062年，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由此可见，佛家连老祖宗都可以作假。
　　我们现在拿敦煌本一看，还可以看出当时禅宗争法统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有多少代呢？有的说八代，但释迦与孔子同时，到梁武帝时约千余年，八代总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说。但师子杀头了，于是有二十三代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说，甚且有五十一代说。优胜劣败，折中起来，于是采取了二十八代说。
　　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祖坛经》那篇文章里(见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
　　以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作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以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著的《高僧传》(止于西元519年)。一为唐道宣著的《续高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即止于645年)。在慧皎著书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传》中已有二十一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便有这些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一百三十三个学禅的，到唐初止。这都有史可考。并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2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到了晋代(2世纪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译出《道地经》、《大安般经》等书，有支曜译出《小道地经》；3世纪的晚年(西元284年)，有竺法护又译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经》；到了晋末，大约是404年，长安有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批佛书。这是就北方说。至于南方，当410年，庐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驮跋陀罗的，翻译了一本《达摩多罗禅经》，当时慧远还请了许多印度和尚帮助他。顶好笑的，刚才我不是说过菩提达摩吗？《达摩多罗禅经》是410年就译出来的(按：达摩多罗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达摩是于500年以后才到中国；乃后来讲禅宗传授的，竟把两个人混作一个，或竟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在梵文中，菩提达摩是Bodhi dharma，达摩多罗是Dharmatrata，明是两字，岂可混为一谈？总之，我们要知道在达摩以前，中国便有人学禅了；说达摩未到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的。
　　上次说过，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炼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 NB231 ，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3世纪时，中国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禅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经注》上说：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既“无为”，又“无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后，便神通广大：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后来慧皎也曾说到禅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与神仙相似。例如论“习禅”，他说：
　　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当3世纪到4世纪间，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的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向无天堂、地狱之说，也没有灵魂轮回之说，不过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饿死。印度方面，则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层地狱。所以，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好像“小巫见大巫”，惊叹佛教的伟大，五体投地地佩服，于是大批翻译佛教经典。但经典渐渐地太多了，教义太伟大了，又觉得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简化”(Simplify)起来。上次说过，佛教要义在“慧”、“定”，“慧”帮助“定”，“定”帮助“慧”，互相为用。当时人觉得印度禅太繁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土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作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唯在“禅智”二字。他尝说：
　　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一千八百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作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m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o或Namah)，是敬礼的意思。只有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到5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作道生(殁于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为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着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什么，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则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作顿宗，主渐修的，叫作渐宗。那时《涅 NB231 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全，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 NB231 经》中，说过“一阐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 NB231 经》传入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是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4世纪后的生公。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5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作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的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作“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入”，就是从实行入的，内中又分四项：
　　第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第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作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见唐僧觉的《楞伽师资记》，1931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3世纪到4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5世纪前半，出了道生这个革命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个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出来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 NB231 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