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面面观
　　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曾在其七
　　十三行诗里提及中国是个讲求善终的民族：然而中国“善终”的理念大都留停在身后事的铺排与追思上，往往轻忽了个人在临终前的尊严与平安。众所周知，传统医疗发展至今几已无懈可击，但由于人口高龄化以及癌症病患的增加，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以更人性化的医疗方式来减轻癌末病患的痛苦，进而使得生命临终前仍能保有一份平和与尊严。“临终关怀”遂成为世纪末人们关注的焦点与课题。
　　依照佛教的观点，认为人死后八至十二小时，是决定其往生何处的关键期。在这段时间，佛教徒除了不随便触动遗体外，还须按照仪规为亡者持诵佛号或咒语，盼其神识能够往生净土或善处。然而目前一般医院对抄临终病患的处置方式往往无法符合佛教徒的期望—例如亡者遗体就很难停放病房长达十二小时而不受千扰：患者弥留时常得接受诸如插管、电击、施打药物…：等急救措施：为了病房使用率，病患遗体很快就得送往太平间冷藏……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一九六O年代，欧美国家即已陆续展开对临终病人及其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是否要对病人隐瞒病情……等。大约经过了十年，许多精神科医师经由临床研究及经验得知：在适当时机公布病情，使得病患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可以避免诸多遗憾。这项崭新的发现，引起西方人士开始关注死亡尊严与安宁的问题。然而，真正涉及安宁照护的具体行为的，应属一九六八年由英国伦教一位护士所创办的第一所安宁医院：该医院以医疗团队的合作方式来照顾癌症末期病人。时至今日，英国这所安宁医院在安宁照护方面仍执世界之牛耳。
　　西方医疗体系的临终关怀，有许多部份可以和佛教处理亡者的方式、观点做一融合贯通。尤其，透过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更加了解临终病患的身心状况，并且和佛法进行“相互诠释”的过程，从而截长补短。安宁照护观点认为，临终病人之照护必须强调“三全”的照顾，即全人、全家、全程照顾：除了患者身、心、灵方面的适当处置，还须以整个家庭为单位，包括家属事后的哀伤辅导……等。
　　西方安宁照护观点主张逐次降低患者对于药物的依赖，期能消除其疼痛的记忆与焦虑。其次，保持身体整洁、常到户外接触大自然和阳光，增强其对生命的希望。另且，依患者喜好进食，避免其反胃、呕吐的痛苦。而在心理需求方面，则应尊重病人的不确定感，并使其有机会释放过去的恩怨情结。协助患者完成未了的心愿，并透过深度沟通，解决其无法承受的旁徨孤独。
　　至抄病人灵性层面的需求，西方安宁照护的观点则认为应帮助患者回顾一生的经历，并让他了解宽恕的重要，鼓励其常说谢谢、对不起、再见。总之，不论是心理或灵性的层面，都应让病人接受即将死亡的事实，从而一边纡解其情绪、一边重建生命价值观。
　　由于西方安宁照护观念及作法的日益普遍，使得医疗院所及患者自身、家属等，已开始留意临终尊严和死亡方式自主权的问题。此一思潮深入民心，也使得佛法式的临终关怀更具有时代意义。一旦安宁照护普获认同，则佛教常强调的助念仪式及其功德，即能顺当地得到理解与开展。
　　另一项与临终关怀相关的课题即是“安乐死”问题。日前由创世基金会所主办的一次座谈会就针对此一主题，邀集法律、社会、宗教、医学…等各界学者专家共同研讨。座谈会中，宗教界及医界人士极力反对“加工式”安乐死，认为没有人有权提早结束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即使是顺其自然的“消极式”安乐死，也应取得患者同意，否则恐有滥用之虞。
　　所谓“加工式”安乐死，意指使用药物结束患者的生命：而“消极式”安乐死则是不再对患者施以无谓的医疗或照护，并采取中断医疗行为，如拔掉呼吸器、鼻胃管、放弃急救…·等。前述座谈会中，专家认为植物人不应成为安乐死的箭靶，患者家属之所以感到负担沉重而想以安乐死解脱，肇因抄社会未能共同照护植物人，解决此一问题的症结仍在建立植物人的照护体系。
　　参加座谈会的卫生署副署长陈莹霖先生在听取各方意见后表示，卫署认同上述专家所言，但基于植物人家属负担沉重，卫生署对安乐死的态度会更趋开放；除了推动患者自愿的消极安乐死之外。也将推动患者非自愿（即植物人）的消极安乐死。
　　佛教祖师常言：生死事大。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当生了生脱死、跳出三界的。在这种情形下，临终前的平和与安宁，无疑是博地凡夫较能营造和控制的情境，这对患者未来的投生处所也有很大的帮助。展望将来，“临终关怀”日益受到重视和普及，对于佛教的助念哲学及实务也有正面的影响。
　　二切都美好，我该离去了。”这是莎士比亚的名言。希望芸芸众生临死时都能有这般心境，从而展现生命的庄严与洒脱。
　　摘自《中国佛教》第40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