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菩提达摩
　　巴 宙
　　在远东，佛教影响之深刻，没有超过禅宗的。禅宗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活，也改变了趋向开悟方法的一般见地。不仅如此，自从西元10世纪初叶起，这一宗派在中国佛教一切宗派中居于最高的地位，以致全国寺院中的出家僧众都自命为祖师门下有名禅师的法裔。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生命与灵魂，曾达一千余年之久。这一重要地位的结果，很多作家写下大量禅宗文献，有些是玄妙而模棱两可的禅师语录，有些则是历代祖师的系谱，特别是六祖慧能大师以下禅宗支派的源流。但所有文献中，都一致认定从印度来的菩提达摩是印度禅宗二十八祖，中国禅宗的初祖。为了证实这一法统，民间流传着各种与他有关的无稽的故事和传说。下面略举几个例子：
　　一、由于梁武帝(西元502—549)不能了解和赏识菩提达摩的不寻常的问答，所以达摩即利用一片芦苇渡过长江，到达河南少林寺，面壁九年，深入禅定，并将他的身影印现在墙壁上。
　　二、传说菩提达摩年龄高达150岁而后寿终。当魏宋云奉使西域，从印度返国述职，途经帕米尔(葱岭)时，亲见菩提达摩肩荷禅杖，杖端悬挂着一只僧鞋而回印度。待宋云回国后，将此事禀告国王，国王即遣人将菩提达摩的棺榔掘开，奇异的是棺中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只破烂的僧鞋。
　　这些故事似乎说他是一个具有超自然的神通力的人，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就是魔术师。其实，这是不幸的。在下文中，我们将指出这位圣者真实的生活，特别注重他未到中国前，以及他死后禅宗的情形。
　　他是中国禅宗的创始者吗?
　　这一问题的答复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说：
　　“不是。”一类说： “是的，但不是全然的。”
　　人所皆知，佛教传人中国时，包括三大部分，即戒(律)、(禅)定、(智)慧，谓之三藏。我们发现中国三藏中有很多叙说禅或定的文献。最早的一部是后汉安世高(西元148—170)所译的。举例说：一、 《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二卷。二、《禅行法想经》一卷。后汉、支曜(西元185年)译有《小道地经》一卷。东晋、佛陀跋陀罗(西元398—421)译有《达摩多罗禅经》二卷。其他，由鸠摩罗什法师于西元402年至412年间译有很多禅定重要的经典，如《禅秘要法经》三卷， 《坐禅三昧经》二卷， 《禅法要解》二卷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说明中国佛教徒在很早以前已经理解到禅定的理论和修持的方法。此外，在梁代慧皎大师所撰《高僧传》里(完成于西元519年)，我们发现其中有21位禅师简史，但却没有菩提达摩。同时在唐代道宣所撰之《续高僧传》(完成于西元645年)中，载有135位禅宗行者简史，其中只有几位是菩提达摩的直接弟子。这些史实，证明了当时禅宗在中国是多么的兴盛和普及，同时也说明菩提达摩东来中国是在西元480年，说他是中国禅宗创始者，这是不符事实的。
　　在菩提达摩未来中国前，早期的禅学(宗)，在中国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所以实在不宜尊称他是禅宗初祖或创始者，这只是一种普遍的假定而已。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后来发展成的禅宗，却与达摩有很多关系。虽然“禅宗初祖”的荣誉似乎是后人硬安在他身上的。
　　所谓后来发展的禅宗，是指在唐代(西元618—907)和宋代(西元960—1279)由传承达摩法统的六祖慧能所提倡，而极为盛行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禅宗。这时， 日本佛徒前来中国修学佛法，学成回国后，将佛法介绍给日本，在很多宗派中，禅宗即为其一。现在为西方人士所普遍了解的，也是这种形式的禅宗。达摩与这种禅宗间可以说是有某种关系的，然而，却是间接的关系。
　　他确是西天二十八祖吗?
　　有些中国禅宗祖师传中，主张达摩是印度二十八代祖师，传自于摩诃迦叶。这如宋代契嵩所编之《传法正宗论》中所载。不过，元魏吉迦夜所译之《付法藏因缘传》(译于西元427年)却不承认达摩为印度禅宗的第二十八祖。 《付法藏因缘传》中所载，从摩诃迦叶至师子比丘祖师共有二十三位祖师。其中，马鸣是十一祖，龙树是第十三祖，婆修盘头是二十祖。在最后一位师子比丘传里告诉我们，师子比丘在厨宾国时为该国国王弥罗掘所杀，弥王邪见炽盛，毁坏佛寺，屠教僧众。当师子比丘在生之日，并未发现到一个适当承受他的衣钵者。他被杀死后，结果，印度禅宗法统即无人承继下去!根据这一文献的证明，我们很难相信菩提达摩为印度之二十八祖。况且，
　　《传法正宗论》是11世纪的中国禅宗忠实拥护者契嵩所撰，实在很难使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主张菩提达摩是印度二十八祖， 目的只是想加强禅宗之声望而已!
　　菩提达摩到达中国的日期
　　禅宗文献里的普遍传说，记载达摩到达中国广东是在西元527年(另说是西元520年)即中国梁武帝时代(西元502—549)。又说，达摩曾觐见过梁武帝，梁武帝信佛虔诚，建修寺庙，斋僧布施。他俩因机趣不投，所以达摩未受尊重。然而，另外更早和更可靠的资料里，所记载的情形，却与此截然而不同：
　　一、在道宣(西元595—667)所撰《续高僧传》中记述菩提达摩说：他“初达宋境南越”(西元420—479)。宋朝末年是西元479年，而作者并未谈到他觐见梁武帝之事，假使我们接受这一记载为有靠，则菩提达摩来中国当在西元420年到479年之间。
　　二、菩提达摩的首座弟子僧副，当他17岁时(西元480年)参访他的老师。僧副圆寂于西元524年，享年六十一岁。
　　三、菩提达摩的另一弟子慧僧，他跟随菩提达摩研学禅法，严持苦行，慧僧禅师享年七十岁，圆寂于西元502—519年之间。 ·
　　从上面引证中，可供一个有力结论，即是说：菩提达摩到达中国是在西元480年左右。假使这是正确的话，那末，传说西元527年他才来中国，又说在同年遇到梁武帝之事，就站不住了。
　　达摩禅与晚禅之关系
　　一般相信，菩提达摩采用的禅法，实质上有异于所有到中国来的佛教传教师们的方法。达摩并不是一位高明的语言学者，因为他从未翻译一本经论，或者著作任何文献。更糟的是，依普通的标准判断，他所弘扬的新颖教法，似乎怀有强烈憎恨传统佛教之趋势。以下是禅宗基本原理之大纲：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演进后的禅宗之情形，我们相信，大部分远东的禅者都是严格遵守这大纲的。然而我们要了解他早期简单的教义和实践，必须回溯到菩提达摩和他同时期弟子们的生活方式和言行：
　　“在菩提达摩简史中我们发现他常常以两重教义训诲二祖慧可，一为理入门，二为行人门。他说： “深信众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人也。”
　　行人有四行：一报怨行： “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
　　二随缘行： “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
　　三无所求行： “世人常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无处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四称法行： “即称法性之理而行。”
　　由于菩提达摩自己并没有任何著作，上文所引证之理人与行人二门就是他给弟子们的全部教诫。另外，他劝诫弟子们研习四卷之《楞伽》，此乃唯一的一部与初期禅法有关连的大乘经典。
　　从菩提达摩这一简短的教诫大纲中以及他同时期弟子们的苦行生活方式中，似可判断他的教法理论，多少根据于涅槃经中佛性之说。所以他认为，凡圣平等，在理体中无凡圣之差别。然而，他却略无顿悟之说，虽然后来的祖师和他们的弟子倡顿悟之教。而且表现异常的教诫，例如施以拳打脚踢，或扭住鼻子，或在虚空中画圆圈，作手势，或说似是而非的话，或作语无伦次的答问，种种荒谬行动，皆被六祖慧能大师(西元639—713年)以后之禅宗行者所采用。这些不可以说是渊源于菩提达摩，因为他并没有运用这些方法教人。相反地，他着重于刻苦的生活，自足，自利，抑制情念，力倡面壁禅观，那种苦行的倾向，若与七世纪以后的大乘禅宗相比，菩提达摩更接近于初期声闻禅之观念。
　　为了证明这一点，下面列举数例，说明达摩弟子们生活严肃之一斑：
　　1．慧可是达摩嫡传弟子，即被后人尊称为禅宗第二祖，他对达摩的禅理有严格地修持，当北周武帝(西元561-578)发动教难时，他被人斩断一只手臂，他安静地固守老师的教言，不觉痛苦。他用火熏干伤口，用布包起，再继续求乞，若无其事一样1
　　2．那禅师是慧可的门人，未出家以前是一位儒家学者，出家后决不阅读非佛教的书籍，不写文章。他个人所有的东西，仅一衣一钵，日食一餐，精勤修习头陀行。
　　3．慧满是那禅师的弟子，菩提达摩的再传弟子，严持无欲戒，一衣随身， 日食一餐，除了备有两支缝衣针以外，其他毫无一物，这两支缝衣针为冬天缝补毛毡所需，一到夏天即将其扔弃。有一次，他在五尺深的大雪中修禅，一位热心居士见后，发心恭敬供奉他的食住，这种善意却被他谢绝了。他说： “当世界上人都死完了，我将会接受你的邀请。”
　　此外，达摩其他的直接弟子如僧副(圆寂于西元524年)，和慧僧(圆寂于西元502—519年)所过勤苦精严生活多少与上文所讲相仿。假使我们将这些自制精神和镇静禅观与那疯狂大胆的“丹霞烧佛”和“南泉斩猫”，以及后来禅宗祖师们奇异的行动作比较(假想这里面含有一种神异禅观)，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两者之间毫无共同之点。因此硬说达摩是禅宗第一代祖师，实在是“造化弄人”。
　　从上文很多例证中我们确信，第一，历史上的菩提达摩是一位过着非常朴实、生活简单的禅师。他遇到梁武帝的故事与其他有关他的生活的传奇性的谣言是经不起严密查究的。第二，菩提达摩的禅法理论和实行有很多不同于后来的禅师们。既然如此，何以他被荣任为第一代禅宗祖师呢?第三，下列六位禅师：初祖菩提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或神秀)，虽然从8世纪初叶以来就为众所熟知，后来更正式记载在11世纪时，契嵩所撰的禅宗文献中，但在比此更早的佛教史籍中，却没有这样的记载。三祖僧璨在任何一部高僧传中均无此记载(《续高僧传》完成于西元645年， 《宋高僧传》完成于西元988年)。在道宣所撰《续高僧传》中谈到道信和弘忍师徒的名字，但并没有说他们是菩提达摩法统中第四、第五代祖师。当然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已将达摩的再传·弟子慧满禅师之简史记载在内了。
　　根据以上所见，我们提议，现在该是修正这一错误而普遍的有关菩提达摩以及禅宗祖师的传说的时候了。
　　(原载《海潮音》195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