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湖南地区禅宗的兴起
　　[日本] 铃木哲雄
　　内容提要 南岳的石头和江西的马祖时代，是南宗禅的开拓时期，此期南宗禅开始传入湖南，从只有十余信徒起步，艰难开山，逐渐发展，在长沙、衡州和沣州建立据点。此后，禅宗逐步从山岳走向城市，故以长沙为中心广泛扩张，分别形成各个禅宗据点，可以说这是奠定禅宗基础的时期。通过排比考订各种僧史记载，可以勾画出这两个时期湖南禅宗的发展面貌，并论述各山各寺宗师的事迹。
　　关键词 唐 五代 佛教 禅宗 禅僧 湖南
　　南宗禅是在南岳的石头、江西的马祖时期确立的。因此可以将石头圆寂之年790年作为禅宗史上的一个分界线，这段时期可称之为开拓期。开拓期是禅宗开始进入湖南地方的时期，当时只不过十余僧侣为人所知。今天能够确认这一点，可见当时禅宗颇费气力开拓，并逐渐巩固地盘。唐朝逐渐走向衰落，人们把目光从没有经济实力的京城，转向具有实质意义的地方。地方实力的蓬勃向上，促使南宗禅往地方分散发展。而且南宗禅的性格相对于崇尚权力、追逐形式、浮夸华美的都市，更适合于朴素踏实的地方。顺应这样的潮流，南宗禅进入各个地方，湖南也是其中之一，同毗邻的江西一起，成为禅宗早期进入的地区。
　　在开拓时期，江西禅宗北面是四祖、五祖居住地的湖北郸州双峰山，南面是六祖居住地的广东韶州曹溪，江西出于其中间，故其于地方的发展由于这种关系，具有浓厚的四祖、五祖、六祖之类的南宗传灯意识。而在湖南，禅宗从首都长安通过湖北进入湖南，沿着这条由北向南，由首都到地方的路线传播。而在另一条路线，是从六祖所在的韶州向湖南、即由南向北传播，同样具有传灯意识。由北向南进入湖南的是北宗系统和南宗的荷泽宗派；由南往北进入湖南的是以南岳、石头为代表的南宗派系，交汇点在南岳。
　　此外，朱陵(也叫金陵)的智炬(又叫慧炬)在何处撰写《宝林传》十卷的问题，没有定论。南岳有朱陵，故也可以认为是在南岳撰写的。南岳有藏经，虽说是后来的事情，雪峰的弟子惟劲曾住在南岳的报慈寺东藏(即三生藏)，在那里获传《宝林传》，撰写了《续宝林传》四卷。《宝林传》中所引用的经论甚多，没有经藏的地方是无法著述的。其《菩提达摩章》所代表的谶纬言论，大概是受了道教的影响，故不可忽视道观很多的南岳。朱凌有朱陵洞，被视为三十六天洞的第三洞，在招仙观的后面有朱陵祠。这些都有助于推定智炬是在南岳撰写《宝林传》的。若能断定《宝林传》是出自南岳，则南岳在南宗禅居决定性地位。
　　南岳是禅宗开拓时期的一个缩影，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后来的扩张时期。
　　长沙府(潭州、长沙郡)
　　潭州虽然地处湖南的中心，但尚未开发，仅有四名僧侣为人所知。
　　《宋高僧传》卷八的“附载”记载，六祖慧能的弟子司空本净(667－761)于开元初年(713)进入南岳的司空山，《景德传灯录》卷五记载，他住在司空山无相寺。名为“司空山”的山，不仅衡州，安徽等地方也有，但这里所指的依然是潭州的司空山。这是因为司空山所在的攸县，五代以后属于潭州，唐代属于衡州，因此《宋高僧传》记载为南岳司空山。司空山坐落在攸县东四十里，此山因南齐司空张岊在此隐居得道而得名。另有显圣岩，在县东五十里的宝相寺之后，据传张司空曾居住此地。司空本净俗姓也是张氏，据传天宝中杨光庭在山中采药时与之邂逅，终日论道。考虑到无相寺与宝相寺的关联，而且从光石山的菩提寺、惠光寺(攸县)也都是司空真人建造的情况来看，不排除人们可能是将张e和司空本净两人混为一谈。由于杨光庭回到京都后将此事上奏朝廷，故在天宝三载(744)十二月，本净受召安置在白莲亭，奉敕与太平寺的远法师及两街三硕德等人辩论。哪怕面对密集的质问，本净也依然泰然自若，滔滔不绝地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此事因《宋高僧传》的记载而流传下来，《传灯录》及《祖堂集》都记载了论法的内容。在辩论中出场的人物，除泰平寺的远法师外，还有香山的惠明(志明)禅师，白马寺的慧真禅师、法空禅师，福先寺的安禅师，昭成寺的达性禅师等五人，故《宋高僧传》的三硕德，应该是五硕德之讹。本净主张“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在东西两京双方的辩论中，“无心”的问题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这是大概是由于般若和华严、法相的立论基础不同所致，这也可以说是南北两宗的小论争。“即心是佛”没有成为批判的对象，出人意外。“即心是佛”后来在南宗的内部引起争论，此时尚未产生矛盾。
　　本净居住的司空山，从地理位置上看，与其说地处潭州，不如按照《宋高僧传》的记载，将其纳入南岳的范围更为恰当，若按行政区划分，则属于现在的潭州。附带说一下，杨光庭大概是模仿杜光庭的事迹。杜光庭是相当后来的人，懿宗(859－873)朝曾设置万言科，杜光庭落选后到天台山当道士，后来，他人朝任户部侍郎。杨光庭是个虚构的人物。玄宗对道教表现出兴趣，特别是在天宝以后，他越来越热衷于道教。这一时期，菏泽神会遭到卢奕的弹劾，南北两宗的论争终于公开化。玄宗在十月至十一月这一个月里，行幸骊山温泉，十二月返回长安，针对禅宗的论证须有昭令。玄宗真有如此热心吗?恐怕是出自朝臣的希望。如果玄宗真有兴趣的话，就应像《宋高僧传》的记载，是对司空的道教倾向而发的。因此，这不是敕命，而是回应那些拥护佛教的朝臣所希望的辩论。而且，比起北宗来，更倾向于教宗，神会对北宗的批判，从南宗到教宗，影响越来越大。司空没有站在拥护菏泽派的立场上参加辩论，而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同为南宗，表明与菏泽接近的禅宗思想。然而出于即心是佛，菏泽很少提及，其实此问题更让人感到慧能禅思想的多样性。
　　南岳怀让的弟子法空住在位于相潭县西面一百里的东雾山。以前，那里有座东雾庵，仅出现在目录，未见更多记载。
　　据传翠微恒月(702－780)住在望湖山翠微岩下的翠微院，但我们不知道望湖山是山名或者仅仅是指能望见湖泊的山，也不知道翠微岩在何处，如果它地处潭州管辖之下且能望见洞庭湖的地方，则应在湘阴县。恒月的父亲是盐商，因遭遇盗贼袭击而溺死于江上，母亲亦亡，为了报恩，他遁人空门，在嵩山禅会学习，大概是普寂的弟子。当时四方学者如同找到蜂王似地聚集在那里。
　　菏泽神会的弟子摩诃衍，初习降魔藏，尔后在长安转跟随义福、小福，其后又随神会学习，以后住在长沙的岳麓寺。李邕(678－747)《岳麓寺碑》里有其名字。他于786年被召往西藏，布教成绩卓著，甚至连皇后没卢氏都削发人道，国王的姨母悉囊南以及诸大臣夫人三十多人也皈依信教。摩诃衍的教理刚开始流行，印度佛教派僧侣们立即向赞普王提出了抗议，最终演变为佛法辩论。李邕书写碑文(730)到摩柯衍人藏，中间隔了相当长的年月，因此在神会开始对北宗批判时，摩诃衍尚年轻，已经人住岳麓寺。此后，他似乎转到敦煌’。与其说摩诃衍接受菏泽宗，不如说他的思想更接近于北宗。
　　衡州府(衡州、衡阳郡)
　　湖南初期的禅宗几乎都在南岳地区。南岳就是衡山，作为五岳之一，它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圣山，道教、佛教很早进入此地，信仰混然并存。中岳嵩山，北宗兴盛，南岳衡山，南宗繁荣，足显禅宗气势。南岳亦为南宗禅之源泉。
　　在禅宗发展史上，相传隋末之际，嗣承弘忍法脉的慧安(582－709)最先进入南岳，在衡岳寺修头陀行。衡岳寺，在宋代成为禅寺，它坐落在南岳庙西北一里的集贤峰下，梁天监二年(503)，为慧海尊者所建，后来，嫩瓒在此隐居。据传慧安128岁圆寂，但此年龄只是传说。可见唐朝初期他曾在南岳修行。
　　南岳怀让(677－744)是慧能的众多弟子之一，一直到马祖出现，他与青原行思一起都作为慧能的直系弟子，受到后人尊敬。《祖堂集》的前半记载青原派，后半记载南岳派事迹，而《景德传灯录》记载顺序正好相反。在系谱世代上，《传灯录》首称青原之后第几代，南岳之后第几代。此后，灯史记载都沿用此记载方法。北宗、牛头宗、菏泽宗等很快就悄然终焉，禅宗全部向南宗一边倒，青原和南岳分别获得了六祖之下宗派开山祖师的地位。
　　南岳的传记，我们可以通过《宋高僧传》卷九、《唐文粹》卷六十二(亦即《全唐文》卷六一九)所载张正甫《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以及《祖堂集》卷三和《景德传灯录》卷五获知。《宝林传》第七、九、十这三卷的散佚，虽然可以推测其中包含南岳的部分，但无法确证。椎名宏雄氏在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景德传灯录抄》中发现其中引用《宝林传》之处，从而证明《宝林传》第十卷中包含《怀让章》。显然这不是《宝林传》记载的全文，但是，它比《宋高僧传》里记载的元和中(806－820)常侍归登撰写的碑文更早，奠定了南岳传记的基本架构。《宝林传》记载的内容，同已知的记述并无二致，特别是《祖堂集》，更全面继承《宝林传》。椎名氏的论文，针对人们因为年代较晚写就的碑铭文及灯史之类的论述、而容易对南岳的真实性抱有疑问，证明这些记述可以追溯到《宝林传》，仅是这一点就颇有价值。
　　在已知文献中，关于南岳的研究，应该以张正甫的碑文和《宋高僧传》的《南岳章》为依据。张正甫的碑文，使用《佛祖历代通载》的记载，较《唐文粹》和《全唐文》为好，不过《通载》省略了铭文。这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唐文粹》和《全唐文》记载惟宽、怀辉在元和十八年建造南岳塔，而《通载》则记载为元和十年，而元和只有十五年(即到820为止)。此碑文是受惟宽、怀辉之托，由张正甫撰写的。张正甫卒于泰和八年九月，享年83岁，故他生活在752－834年间。他在元和八年任湖南观察使，元和十三年任大理卿，所以，此文应该是其任湖南观察使时撰写的，而且，怀辉是于815年12月11日圆寂的，所以元和十八年圆寂的记载值得怀疑，“八”应是衍字，《通载》记载的元和十年才合乎情理。
　　如上所述，司空本净于744年离开京城，这一时期，也是菏泽神会最活跃的时期。在稍后的761年，南阳慧忠人宫，768年，与马祖有关系的牛头宗径山法钦也进入宫中。马祖门下的鹅湖大义应德宗(779－805)之召首次入宫；接着，章敬怀禅于808年进入章敬寺毗卢遮那院，奉诏命人麟德殿；810年，行善惟宽亦人麟德殿。这是马祖门下的全盛时期。马祖碑是在791年建造的，由权德兴撰写碑文。在此文中不能不显彰马祖的师傅南岳。自马祖以下相继人大内，故须将慧能一南岳一马祖这一法脉关系清楚地告示天下。此后，还陆续为西堂、紫玉、兴善、百丈等马祖弟子们立碑。
　　南岳怀让俗姓杜氏，碑文载其原籍为安康，生在长安，亦有称之为金州人，但《宝林传》记载他是安康人。根据《宋高僧传》记载，怀让在弱冠之年就到荆州玉泉寺，随弘景律师(634－712)出家受戒(《传灯录》载他十五岁出家，在担禅师(《传灯录》作同学担然)劝说下，随嵩山慧安和尚(582－709)学习)。碑铭称他随大士智京具法仪，依长安长老(即慧安)超脱尘俗。《宝林传》称怀让生于仪凰二年癸酉之岁四月八日，出生时天空出现六道白气，太史观此瑞气，上奏高宗，称此瑞气起自金州地区的安康，故高宗敕命韩偕赐问杜家。怀让长到十岁，只酷爱佛经。玄静三藏路经此地时，曾对其父杜光奇预言，这孩子出家后必有上乘机缘，习得佛理。垂拱四年丁亥之岁，怀让十五岁，侍奉荆州玉泉寺弘景律师，通天元年(696)丙申之岁四月十二日，在该寺受戒。久视元年(700)庚子之岁七月十八日，他曾自叹道“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景德传灯录抄》的引用仅到此为止)。以下根据《祖堂集》记载多少能够推知。《宝林传》文章颇修饰，玄静三藏大概是模仿玄装(600－664)，但此时玄装已逝，而且出生和出家的年岁与干支不合，因此，出家的年龄也不符。仪凰二年相当于677年，癸酉为咸亨四年即673年，垂拱四年为戊子年即688年，丁亥为垂拱三年即687年。仪凰二年出生，则受戒时二十岁，出家时十三岁。若丁亥年出家，则为十二岁。若咸亨四年出生，则二十四岁受戒，若垂拱四年出家，则为十六岁，若为丁亥年，则出家时为十五岁。从上述的出生、出家、受戒的岁数等方面看，杜撰成分颇多，不足以置信。今当据张正甫碑铭记载，即怀让于天宝三载圆寂、春秋68、僧腊48。而且，张正甫撰写碑铭时，《宝林传》理应为南宗的人们所熟知，通过它亦可获知南岳的简历。然而，当时仍然要为他撰写碑铭，说明此碑铭不仅起到进一步强调慧能一南岳一马祖这一传承系谱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宝林传·南岳章》杜撰和不足的不满。
　　据碑铭记载，怀让后来师从慧能，当时人列门墙者13(11、2人)，得跻身室堂者11人，怀让以年少后学，位居末席。以上数字与《曹溪大师传》记载的六人、敦煌本《坛经》记载的十大弟子都不相符，属于过渡到《景德传灯录》所记载的门人43人的中间数字。怀让自慧能得秘印传授之后，在武当山居住十年，而后来到衡山。在武当山十年的事迹仅见于碑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南阳慧忠住过的地方。《传灯录》记载他人住衡岳般若寺，而《宋高僧传》则记载他到了观音台。观音台和怀让的最胜轮塔仅隔一个山峰。般若寺是慧思依自大苏山率领众弟子在此建造的道场，因为在此修习法华、般若、念佛三味和方等忏悔，故称为般若寺。后来改名为福岩寺，为南岳地区首屈一指的名刹，位于天柱峰东南山腹。从福岩寺上行一里，向北稍往下走，就到磨镜台，此处有马祖庵(传法院)。磨镜台的南面就是怀让的最胜轮塔。常盘大定氏认为磨镜台就是观音台。天宝三载八月十日，怀让圆寂。元和八年(813)，衡阳太守令狐权元追询怀让事迹，撤舍资财以充斋忌。此后每年的八月都举行观音忌。宝历中(825－827)，怀让被授予大慧禅师谥号，其塔亦称作最胜轮塔，刻有归登的碑文，归登卒于820年，故其碑文的撰写时间应该同张正甫相去不远。柳田圣山教授力证，到《宝林传》以后为止的禅宗史，隐藏着许多的问题，仅南岳怀让一人就问题很多，故此亦难以明确叙述。
　　六祖慧能的弟子坚固和梵行也住在南岳，光从在目录是难得其详的。《南岳总胜集》记载般若寺有坚固、玄泰二塔。此外，还有慧能的弟子制空道雄。太白观宗(731—809)的塔铭《大唐故太白禅师塔铭并序》记载，观宗曾人居南岳，礼拜制空禅师。制空山不明，因此可知道雄住在南岳。
　　嵩山普寂的弟子明瓒也闲居于南岳。但是《宗门统要集》卷二目录，作“南岳墩瓒”，居“应化贤圣”之列，而将他做为普寂的弟子。他在众僧营作时，悠闲自得，哪怕遭到呵斥也不以为耻，所以被人称为“懒瓒”。由于他如此行事，故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拿瓦釜煮土吃，有人说他是阿弥陀佛的应身，有人因他好吃残羹剩饭，而称之为“懒残”，也有人说一同他搭话他能即刻回答，且切中佛理。天宝初(742)，他到南峰执役，二十年间，白天在一个寺庙里不停地围着转圈，晚上与牛同眠。据传，李泌(723－789)(4)为了躲避崔圆、李辅国的迫害而隐居南岳时，见明瓒修行，知其并非常人。一日深夜，李泌前往拜访，他从牛粪火堆里拿出烤熟的芋头吃，分一半给李泌，说你将会位及宰相，但劝诫他不可多言此事，李泌对他愈发敬重。也有传说有巨石坠落路上，他轻而易举地搬开，众人以为神异。李泌后来果如明瓒所预言的那样，当上宰相。也因为有种种灵验，郡守奉他为至圣，但明瓒反而因此执意离开。当时虎害扰民，于是他就带着老虎远去。他的谥号为大明禅师。《南岳总胜集》卷上记载，在烟霞峰的东面有李泌的居室和嫩残岩。卷中记载他曾住在衡岳禅寺，嫩残岩在大明禅寺的东面。《景德传灯录》卷三十收录《南岳懒瓒和尚歌》，这是一首咏唱随运平安的歌。明瓒虽为普寂门下，但他因南岳的风土而冲破北宗的外壳，由此亦可知北宗并不都一样。如果仔细研究，《宋高僧传》中明瓒的记述，可以见到两副明瓒面孔并存：一个是统领众僧专注寺务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被称为“懒瓒”的，随缘度日的形象。正如僧传类所显示的那样，这些记述同时刻画了相反的性格。不知道这些是在南岳生活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还是适应南岳环境的描写，或者是受南岳懒瓒和尚歌等的影响而产生的讹传。如果相信明瓒是在天宝初来到南岳并在那里居住二十年，则其应亲身了解菏泽对北宗的批判，马祖正是在此时离开南岳的。南岳健在，石头进入南岳时期，明瓒也于此时到来，由此可以感受到南岳有广泛的人事关系，散居各地，弘化至盛，南岳是南宗的核心，显然深受南宗的影响。如其对李泌的预言所示，明瓒洞悉京城政治动态，绝不是个单纯的隐逸狂人。李泌曾为玄宗讲过《老子》，侍奉过东宫(肃宗)。为躲避崔圆、李辅国之祸而隐居衡山，成为隐士。但他亦受皇帝封给他的三品俸禄，所以是为了躲避无谓的争斗。代宗即位后，他才重返京城。故他与明瓒邂逅，发生在隐居南岳之时。宇井伯寿博士指出，《宗镜录》卷九十八引用了明瓒的语录数条。
　　神秀门下降魔藏的弟子慧隐也曾经居住南岳，但不得其详。弥陀和尚(712－802)也曾住在南岳的弥陀寺。代宗时的国师法照就是他的弟子，故他名满京城。因为弥陀和尚曾一度跟随资州处寂(唐公)学习，故附记于此。
　　荷泽的弟子皓玉也曾经到过南岳，衡阳太守王展为其倾倒。他于784年人塔，据传八十余岁，故应生于700年前后，780年代初圆寂，和石头几乎是同时代人。神会的弟子沣州慧演(718--796)最初也住在南岳。慧演是湖北襄阳人，幼时在开元寺随弁章法师出家，学习《涅槃经》，他精通义理，室讲弘法。后来到洛阳拜谒神会，此后他曾人住南岳，又移居沣阳。江南地区有很多人跟他学佛。他和石头也几乎是同时代人。石头在《参同契》里说“道无南北祖”，此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神会区分南宗、北宗的批评，表明了不同于皓玉、慧演的荷泽宗的立场。慧演精通《涅槃经》，追求学问，自然会同对《涅槃经》深有造诣且擅长理论的菏泽投契。而受慧能、青原传承的石头决不会将佛学显露于表，明显开始走与菏泽宗不同的路。有关慧演移居沣阳之事，若理解为是为了避免与石头的禅宗冲突，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了。
　　在这一地方的禅宗开拓时期，与南岳怀让并驾齐驱、最引人注目的是石头希迁(700－790)。石头原籍为端州高要(广东高要县)，为人性格平和，听人所言从不相逆，但他对于乡里人因为害怕鬼神而供祭的风俗极为反感，故经常从祭场上将牛牵回。当他听说慧能得到五祖真传回到南方，即前往参学。慧能圆寂于713年，此时他当为十四岁，故参学的时间甚短。以后他往来于罗浮山与三峡之间。728年，他二十九岁时，在罗浮山授戒。罗浮山在广东增城县，东晋葛洪曾在此地修得仙术，是广东的名山。道信的师傅也曾在此居住。当石头得知卢陵青原山(江西吉安)的行思(?－740年)是慧能的补处，就前往参拜。因为青原此时已经圆寂，故他于天宝初年(742)前往衡山的南寺(南台寺)，并在寺东石台处立庵，因而被人称为石头和尚。寺在庙北15里处，位于天柱峰中腹。在他之前，坚固、怀让曾在南岳居住，明瓒也是在同一时期来到此地，世人评价石头才是真正的狮子吼。江西的马祖和湖南的石头并称为二大士，云纳频繁来往于其间，所谓“江湖会”一词，也由此而来。有求学者问世解脱，石头会反问，你为谁所束缚；当问其净土时，则反问谁让你犯罪造孽?诸如此类，其回答简明迅速。764年，他受门人招提慧朗的邀请，前往梁端(潭州)，大概只作短期停留。
　　石头的门人慧朗、振朗、尸利(又叫波利)、道悟、道铣、智舟等人在东岭建造了石头塔。据《南岳总胜集》记载，楚宁寺(庙西15里)是石头的痉骨处。长庆中(821－824)，应道铣之请，刘轲为其撰写了碑文。据《南岳总胜集》的记载，南台寺里也有刘轲撰写的碑文。根据《总胜集》记载，裴休写的碑文在山脚下，故称有刘轲和裴休二碑。《支那佛教史迹评解》四曾经引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修南台寺记》碑文，说道：“进入清朝以后，在乾隆、嘉庆的八十多年间，乘道法陵夷之机，不肖之徒将寺产移往岳庙西廊，各建私塔，称做老南台、新南台，致使古刹名蓝沉沦为榛莽。当时，迁祖之一处塔龛亦遭是湿没。其后，发心者千方百计寻找，终不可得。光绪十六年(1890)，僧妙见与西蜀马福臣大令共游福岩寺，礼拜思祖塔，访问南台遗址，见一巨石钍尚存，掀开乱石，重见唐相裴休所书碑文“唐敕谥无际禅师见相宝塔”。由此可见，它和《传灯录》里记载的长庆中刘轲撰文时朝廷赐给的谥号塔名不同，而同《南岳总胜集》所载裴休建碑时宜宗(846—859)所赐的谥号相同。可是，《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说，“刘轲撰写碑文以记录其功德，朝廷赐其无际大师见相塔的谥号”。这一谥号是刘轲时或是裴休时颁赐的呢?因为不知道刘轲的碑文，故无法确定，大概应在刘轲撰文之时。因为朝廷于817年赐予兴善惟宽，818年赐予鹅湖大义谥号，元和中(806--820)追赠马祖为大寂禅师，821年还赐予西堂智藏、百丈怀海谥号，815年建立南岳怀让塔，宝历中(825－827)赐予大慧禅师谥号。此外，据《佛祖统纪》记载，815年南海经略使马总上疏，请下敕给予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灵照塔的谥号，柳宗元为其撰写碑文。此后，朝廷赐给841年圆寂的云严昙晟为无相大师谥号，根据上述事实，比马祖略迟而同南岳相去不远的石头也应受赠谥号，此见解并不牵强武断。宣宗恢复佛教后，迎来了石头门派兴旺发达时期，但它来得太迟了。裴休碑文毋宁说具有在石头门派兴旺之际再度表彰石头功德行业的意义。第一个表彰他的是其弟子道铣，通过作者刘轲影响朝廷之处颇大。这表明在马祖和石头圆寂三十多年后，各门派之间对本门派的法脉意识越发明显。石头留有《参同契》和《草庵歌》，广为传唱。
　　关于刘轲，附言于此。刘轲籍贯曲江，字希仁。元和末考中进士，为文宗朝(826—840)宏文馆学士，曾出任洛州刺史，而后累迁至侍御史。马植称其文如韩愈，写有《与马植书》，还撰著玄装塔铭(开成二年、837)，智满律师、栖霞寺昙、庐山东林寺上宏的塔铭(元和十年、815)，及《庐山黄石岩院记》，收载于《全唐文》卷七四二。据[宋]本觉《释氏通鉴》卷十记载，此文是在贞元十六年(800)他游庐山时撰写的。为石头撰写碑文，拟于其因石头同乡而关系密切有关。
　　沣州(沣州、沣阳郡)
　　沣州在洞庭湖之西，并非禅宗盛行之地。若走陆路，这里是潭州到荆州的要冲；但若走水路，离开纵贯湖南南北的湘江，利用长江东西交通路线，以及湖北的汉水北行的南北交通路线，便与沣州相离。沣水上游蛮族势力强大，成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沣州的北边被荆州、东边被潭州吸引，故当地人物稀少。
　　如前所述，沣阳有慧演。随慧演学佛者，多为江南人士。所谓江南，一般指江苏、安徽等地。而江南道则广泛包括长江南面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及贵州的一部分。但在此处，并不属于上述两种范围，而应该是指以沣阳为中心的长江南面地区，是相对于从南岳向长沙延伸的石头一派弘法路线的江南。
　　在湖南地区的禅宗开拓期，衡山比潭州(长沙)聚集了更多的信众，这是因为它具有圣山的一面。根据《新唐书·方镇表》记载；从757至768年间，衡州设置了防御使和观察使，一时成为湖南的政治中心，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当禅宗进人扩张期之后，潭州就变成了禅宗的中心地。
　　这个时期，禅宗决心从山岳走向城市，故以长沙为中心广泛扩张，分别形成各个禅宗据点。因此，可以说这是奠定禅宗基础的时期。
　　前期以石头、马祖圆寂，亦即790年为止。然而，历史是连续的，不可能以某一时期截然分开，转入下一个时期。石头、马祖继承六祖遗风，广开门户，吸收律宗和教宗，使禅宗出现爆炸性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内部的种种问题。因此，在石头、马祖的晚年，就开始呈现向下一个时代转移的迹象，例如出现了教宗对马祖的压力，石头迁往长沙等等。
　　这一时期，也是克服开拓末期的内部矛盾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在江西，克服这些矛盾的过程更加清楚，而毗邻的湖南也走了完全相同的道路。
　　药山和沩山是接纳石头和马祖的两大名师。沩山为肉山，接受刺史等众多护法的皈依而兴盛。对宋代儒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李翱，曾经参拜过药山，成为一大机缘。南宗不仅仅是出家人的小集团，它对政治文化也给予巨大影响。
　　唐室的权力虽然不断衰弱而逐渐进入地方的时代，但仍保持着威严。
　　这个时代是禅宗朝着多样化发展的时代。多样化发展，因其多样化而意图与别派严加区别。洞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湖南，与洞山相似者为石霜，因严格区别而产生对立的是德山和夹山。德山和夹山又风格迥异。然而，此对立表面化，发生在各自的弟子的时代。
　　由此看来，在江西以洞山圆寂，在湖南以德山、石霜、夹山圆寂的时候，亦即880年前后，是这一时期的下限。
　　此时，唐朝的威严已成形骸。导致唐朝决定性崩溃的黄巢之乱，也已经逼近湖南地区。
　　长沙府(潭州)
　　南岳澄心(727－802)，作为嵩山普寂的弟子，仅见于《景德传灯录》目录，但在《宋高僧传》卷二十九有传，可知他俗姓朱，江苏东海县人，父亲任济源(属河南怀庆府管辖，在洛阳北方，黄河北侧)县令，死于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叛乱，十二月三日，攻陷东都洛阳。其父之死，大概在这时。当时澄心二十九岁，同母亲逃到河南，贫困度日。他不乐意母亲改嫁，投奔应福寺智明法师，受戒后，入神秀高足门下学习，后来留在衡岳。太守吴宪忠曾召他到州治地长沙，他没有去，再次受命，方人住龙兴寺。方丈室里，经常挤满求法信徒。贞元十八年十一月，澄心圆寂，当月二十七日人塔。龙兴寺即万福禅林，位于驿步门内，旧王城西北的果园荒地上。《传灯录》载他为普寂(65l－739)弟子。但是，宇井博士指出，澄心出家时，普寂已经圆寂，故《传灯录》的记载有误。也许他曾师从普寂的弟子。这是动乱之后人口自北方流人南方的例子。吴宪忠不得而知，从他邀请北宗系的澄心来看，大概同首都长安有关联。
　　慧能传嗣回田善快、回田善悟，善悟弟子无学，自广东韶州下回田进入潭州，仅见于目录，故其具体住地不明。此外，，慧能传嗣韶州祗陀、衡州道倩，随道倩学习的如宝也进入湖南。此人亦仅见于目录，详情不明。湖南应该是指长沙一带。如宝也许是寺名，但迄今未能找到此种名称的寺庙。潭州无学来自广东，可知当时也有从广东北上者。
　　招提慧朗(738－820)嗣承石头衣钵，人住潭州招提寺，为广东始兴曲江人，十三岁在邓林寺出家，十七岁到南岳，二十岁在岳寺受具。曾经参拜江西虔州龚公山的马祖求佛知见。马祖告诉他，“佛无知见，知见乃魔界耳。”责难他身在南岳而没去参拜曹溪嫡嗣石头，劝其跟随石头学习。慧朗依言即往谒石头，询问佛性。石头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而你没有佛性，因为“汝不肯承当”。慧朗信服其言，后人住梁端招提寺三十年。据传石头于广德二年(764)为门人所请下梁端(潭州)，此门人无疑就是招提慧朗。由此可见，石头弘法曾扩展到长沙。慧朗三十年未出招提寺，常对参学者说：“去去，汝无佛性。”其言与五祖对六祖所说的完全相同，可见南宗常将佛性作为问题。此佛性问题，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南宗的中心思想“即心是佛”。据余靖(1000－1064)《韶州月华山花界寺传法住持记》记载，刘轲立碑，碑文详细记述了慧朗的生平。余靖在此基础上写成略传，内容同《传灯录》记载一致。因此，《传灯录》是根据刘轲碑文记述的。刘轲是石头、丹霞、东寺、南泉碑文的撰写者。慧朗生于曲江，所以听闻过有关六祖的传说。据《花界寺传法住持记》记载，石头圆寂后，他于正元(贞元)十一年(795)游罗浮，途中曾下榻于曲江月华山花界寺，风声传出后，四方学者闻风而至，度无虚日。他圆寂后，百年间变得十分荒凉。当时没有“正元”这一年号，从他居住招提三十年，于石头圆寂后人住花界寺等情况推断，“正元”应该是贞元之讹。实际上不是讹误，而是避仁宗(1022－1063在位)之讳“祯”字所致。慧朗晚年回归故里。
　　石头的弟子振朗也进入潭州长沙，住在兴国寺。招提慧朗称作“大朗”，兴国振朗称作“小朗”。所谓大小，不是体格上的区分，而是年龄或法腊的先后，就像古林清茂称为“大茂”，其弟子称为“松隐小茂”一般。龙册道忿称作小忿布衲，是因为太原有同名者，且年高之故。此外，神秀的弟子义福称为“大福”，另有称为“小福”者，也是根据其年龄和法腊的称呼。兴国寺的具体位置不明，大概在府城的附近。
　　潭州华林也是石头的弟子，以寺名相称。华林山在善化县西60里，华林寺位于县西十六都，这里也是马祖弟子华林善觉居住过的地方。潭州华林和华林善觉或为两人。从《传灯录》看，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但其所在的时代相同，所以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他都应该是石头晚年的关门弟子。夹山(805—881)和裴休曾谒见过华林善觉。他深信观音，居百丈门下首座，《传灯录》记载，当时司马头陀人沩山之地寻求人才，请百丈推荐。司马头陀分别对沩山和华林进行鉴别，最后选择了沩山。但此事未必是事实，理由记于沩山项下。
　　潭州大川亦称大湖，同是石头的弟子，以山为名。大川山位于攸县以北100里，山势陡峭，川原开阔，故得名。此地有慈云寺，相传为唐朝檮树禅师所建。亦说是广德年间(763－764)闽僧良橘人山所建。遗憾的是，檮树禅师即良橘，其与大川的关系难以考证。大川也称作大湖，同样是以山为名。大湖大概是指巨湖山。巨湖山在浏阳县西一里，名太湖山、西湖山。三峰鼎立，其间有巨湖。所谓大湖就是太湖，大川也曾在太湖山住过。《传灯录》“大川章”记载了他与江陵僧人的问答，大川同意该僧的话，然而，丹霞对僧所言严格区别，批评道：“错判诸方底甚多。”洞山评论道，不是丹霞，难分玉石。
　　长髭旷也是石头的弟子。他曾前往曹溪叩拜祖塔，后去参拜石头。石头检查其所学，他回答说如洪炉上的一点雪，并阐述了无为无作的功德。长髭旷住在潭州攸县。攸县东江乡有保宁寺，相传为长髭所建。大概长髭就住在这里。被人称作长髭，定是因为他蓄长髭。
　　禅僧似乎都很喜欢这类称呼，诸如连眉禅师、赤脚禅师、赤眼归宗、长耳行修、鸟巢禅师、岑大虫、懒融、懒瓒、懒安、纸衣和尚、草衣和尚、米七师、谢三郎、王老师、陈老师、马祖、长松马、马素、唐和尚、金和尚、司马头陀、邓隐峰、、密师伯、周金刚、大朗、小朗、老安、船子德诚、小释迦、跛脚驱鸟、布袋和尚、陈蒲鞋、神力和尚、腾腾和尚、兀兀禅师、憨憨和尚等，有趣称呼多见，充分表现了禅宗颇有人情味。
　　东寺如会(744－823)是广东韶州始兴人，773年居径山法钦门下。径山于768年被召人宫，众僧遣散，故他投入洪州开元寺马祖门下。当时仰慕马祖的禅僧，纷至沓来，以至僧堂禅床都折断了，故人称此盛况为“折床会”。如会后来离开湖南往住东寺。其兴盛无可匹敌。东寺号称“禅窟”。“折床会”指的是马祖的坐禅会，以为指东寺，则是错误的。据说湖南观察使崔群仰慕其风而曾前往拜谒。崔群(772－832)曾在讨论宪宗皇帝的尊号时，因皇甫铸的谗言，触怒皇帝，819年11月被贬为湖南观察使，人们对皇甫铸切齿痛恨。翌年六月，崔群为吏部侍郎。因此，他谒见东寺应在820年上半年。823年(长庆三年)8月，如会圆寂，终年80岁，谥传明大师，葬永济塔。刘轲为其撰写碑文。据传李翱捣毁近城坟塔，但未动如会塔，称：“独留一塔，以别贤愚。”《宋高僧传》把如会当作夹山和尚，因为夹山善会称“传明法师永际塔”，同是“会”和尚，故招致混淆③。《祖堂集》没有记载东寺的号和塔。没有判定该谥号塔名是否属于东寺，也不知道所谓东寺具体在那里。大概东寺是俗称，而不是正式的寺名。《祖堂集》记载它在潭州，《宋高僧传》则以为是长沙东寺。估计应在长沙府城东面。
　　嗣承百丈衣钵的沩山灵佑(771－853)，住在宁乡县西1．50里的大沩山，形成湖南地区禅宗的一大根据地。人们一般称灵佑为沩山，有时也称作大沩。大沩山在五代时期，同湖南地区整个佛教一道凋零，宋代以后，重新复兴为佛教的一大丛林。宋代重新评价沩山，虽然其系谱中绝，但仍被奉为沩仰宗祖师，名声大振。宋代以后，一般称他为大沩。
　　沩山生于福建的福州长溪，跟随今霞浦县擢秀里华峰下城东二里的建善寺的法常(法恒)律师学习，15岁(785年)出家，在浙江杭州龙兴寺受戒，随钱塘(杭州)的义宾学习大小乘律。为了巡礼智者大师遗迹，他游天台山，从寒山子受“遇潭则止”之言。在国清寺遇到拾得，也得到同样的告诫。23岁(793年)在江西靖安县石门山泐潭寺谒见为马祖守塔的百丈怀海，终于明了祖意。《宋高僧传》记载他于元和末年(820)前往长沙，接着人大沩山。《传灯录》称沩山“敷扬宗教凡四十余年”，可见他应在810年前后进人沩山。当时正值武宗淘汰僧尼，他裹首混迹于百姓之中，可是，识者对他越发尊重。大中七年正月九日，沩山圆寂，享寿83岁。庐简求为他撰写碑文，李商隐题额。圆寂后11年(863)，加谥号，赐塔名，称“大元禅师清净塔”。为纪念沩山，咸通六年(865)建塔。郑愚受托撰写塔铭，因为生病，翌年二月才撰写了《潭州大沩山同庆寺大圆禅师塔铭并序》。沩山享年八十三岁，各本记载一致，但是，其法腊则各不相同，很难判断哪一个正确。因此，上述沩山参拜百丈的时间也不一定准确。
　　在渺无人烟的大沩山中，佛教获得了很好的发展，靠的是强有力的护法居士，郑愚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根据《宋高僧传》记载，沩山首先交往的是裴休。
　　裴休(780－8607)是裴肃之子，字公美，本贯河内济源县。长庆中((821－824)甲科及第，太和初(827)任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修撰，会昌中(841－846)从尚书郎历典数郡。大中初(847)累官至户部侍郎，大中五年任诸道盐铁转运使，转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翌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当时，江淮稻米只有40万斛运到渭河仓，为了整治漕吏腐败，裴休上奏新法10条及税茶12条，使漕米在三年后猛增到120万斛，累迁至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任宰相五年，大中十年(856)罢相后任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六月任宣武军节度。翌年冬任检校户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昭义节度磁邢洺观察使，十月加封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大中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任凤翔尹、凤翔陇州节度使。咸通初(860)任户部尚书，累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帅，七十四岁卒。裴休性格宽厚，擅长文章，整个家族都信奉佛教，尤其是他对佛教深有理解，闲暇时常人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以后不食荤血，常年斋戒。裴休与圭峰宗密(780--841)也有交往，比会昌前更加倾心于佛教。裴休与沩山何时结缘，关系深浅如何，皆不清楚。大概是在会昌中，他历任数郡时，或在这之后。大概和黄檗与裴休的交往同期。
　　有力的外护者，其次可数李景让③。李景让进士及第后，宝历初年(825)任右拾遗。淮南节度史王播以钱十万讨朝廷欢心，求领盐铁一职，景让对诸朝臣力陈不可，遂出名。沈传师任江西观察使时，他为副职。太和中(827-835)为尚书郎，出任商州刺史。开成二年(837)为中书舍人，同年10月任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四年为礼部侍郎、右散骑常侍。会昌六年(846)九月任浙西观察使。大中中(847-860)任襄州刺史、山南道节度使，入朝为吏部尚书。大中十一年(875)转任御史大夫。宣宗令群臣投票选举宰相，景让耻于榜上无名，出为西川节度使，因病致仕，终年七十二岁。据《宋高僧传》记载，襄阳连率李景让统摄湘潭，愿预良缘，可知事在大中年间。大沩圆寂于大中七年，故时间可以限定。由于李景让的上奏，该寺获赐同庆寺之名。
　　其次有崔慎由。太和初(827)，崔慎由擢进士第，大中初(847)人朝任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充任翰林学士。出任湖南观察使，召还为刑部侍郎。后统领浙西，迁户部侍郎。大中十年(856)六月任工部尚书、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邺不合，出任东川节度使。大中十二年立宣宗太子时招怨恨而被罢免。咸通初年(860)徙华州刺史，河中节度使，以吏部尚书罢官。崔慎由应该也是在大中中任湖南观察使时皈依沩山，大概在李景让之后。
　　卢简求(789 684)为沩山撰写碑文。长庆元年(821)，卢简求进士及第，初人江西王仲舒幕府，为裴度、元稹所召，曾经辅佐牛僧孺镇守襄阳，故人朝任户部员外郎。会昌中征讨刘稹，忠武节度使李彦佐任招讨使，卢简求为副，掌事务，后任苏寿二州刺史。大中九年(855)拜泾原渭武节度使，转任义武、凤翔、河东三镇，致仕回洛阳。咸通五年十月逝世，终年七十六岁。卢简求受托撰写沩山碑文，大概不是直接认识沩山。他还为盐官齐安撰写过碑文。
　　李商隐为卢简求撰写的沩山碑文题额。李商隐(812--858)，字义山，本贯怀州河内。太和三年(829)，在令狐楚幕下任巡官，同年六月应科举，为贾链所斥而落第，遂从令狐楚前往太原。太和八年再度应科考，又为崔郸所斥而落第。应衮海观察使崔戎之邀掌管奏章。开成二年(837)，因令弧绚之力而进士科及第。翌年被王茂元招赴泾原，娶其女为妻。他曾应宏词科考，落第未取。开成四年，任秘书省校书郎，调任弘农尉，翌年(840)辞官，应杨嗣复之邀游玩潭州。会昌元年回长安，居王茂元陈许幕府为掌书记。因擅长书文，被拔擢为秘书省正字。会昌四年返回郑州。翌年十月再任秘书省正字。大中元年(847)随郑亚赴桂林，任掌书记，入冬奉使前往荆州，翌年摄守昭平郡事。大中三年，卢弘正镇徐州，任其判官。会昌五年入朝，因令狐绚而补太学博士。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他任节度书记，十月，在幕中转任检校工部郎中，是冬，以推官赴西川。大中六年回梓州，七年编《樊南乙集》，当年撰写《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十年随柳仲郢回长安，任柳仲郢的属官盐铁推官。十二年回郑州后不久病死。据此简历，李商隐题额的时间大概在大中七年至十年他在梓州期间，由于他熟悉禅宗，又擅长书法，所以可能受人请托而题写。而且，根据《宋高僧传》记载，卢简求官衔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右散骑常侍”，由此推断，碑文应该撰写于大中九年以后，故可将时间范围缩小至大中九年到十年之间。
　　《景德传灯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司马头陀前来寻找住持沩山的人才，百丈自荐，对方说，百丈是骨人，沩山是肉山，都不合适。百丈唤来第一坐华林善觉，与之见面，头陀令其咳一声行数步后，说此人不可。于是又唤来典座沩山，司马一见即说，此人正是沩山之主。百丈嘱托沩山。华林诘问道：我是首座，为何选沩山?百丈说，若能对众人下得出格之一语，当为住持。百丈即指净瓶问，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什么。华林答：不可唤作木挟。百丈不以为然。接着沩山出场，踢倒净瓶，百丈笑道：第一坐输给了山子。这个故事能否作为史实呢?如前所述，由于《传灯录》记载沩山“敷扬宗教凡四十余年”，所以从其圆寂时逆算，他应于810年代前期进入沩山。《宋高僧传》记载，沩山于元和末年(820)从长沙进入大沩居住。卢简求在沩山圆寂二、三年后为其撰写碑文。这个时间若以李商隐为他题额的时间推算，只能得此结果。因为写碑文是受人之托，故内容也许多少不太准确。然而，卢简求的碑文仍是第一手资料，所以应该尊重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宋高僧传》。其次，郑愚在沩山圆寂12年撰写的碑铭，因为他曾经拜见沩山，所以也是重要资料。在这两个碑文里，都没有记载《传灯录》有关司马头陀托其寻人之事。当然，这种内容也许不适合记载在碑文里。重要的是灵佑在哪一年进入大沩山。如果在百丈(749-814)生存期间，则《传灯录》的记载有可能是史实。《宋高僧传》所谓元和末年人山，时间间隔太远，不能成立。《传灯录》可能吸收了后来编造、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并为了使它不矛盾而写下“四十余年”。所以，不把司马头陀的故事当作事实，似乎更为妥当。沩山在百丈圆寂后，离开百丈山云游，来到湖南。沩山在百丈的教导下，睹时节因缘而见佛性。沩山在上堂语说道：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趣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在沩山，仰山、香岩、西院等僧人随其学习，自成一派。在此，我们来听听后人是如何评论沩山、仰山和香岩的。觉范德洪(1071-1128)说：
　　昔，大圆禅师开法此山也，有众千人。硕大面秀出者，有若大仰寂子、香岩闲禅。建两堂，为学者燕闲之私。而名其东日香岩，名其西日大仰。方欲广摄异根，则修净土观法，不以宗门为谦。及其成就法器，则以寂子、闲禅、期学者。盖其方便，应机面设教，譬如大海蚊虻阿修罗，饮者皆得饱满。
　　关于沩山修净土观法，即使从后世编辑的《沩山语录》也感觉不到，故有必要对此说法加以探讨。
　　沩山有《沩山警策》一书。百丈曾制定清规，一般称之为《百丈古清规》，此乃自律院谋求独立而制定的禅宗清规，从禅宗史上看，是最为重要的事件。《沩山警策》在此基础上，由一心鞭策修行僧的铭文构成，铭后称：
　　研穷法理，以悟为则。心境俱捐，记莫忆莫。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无生，万 法俱息。
　　以此作为通篇的总结。田中良昭博士发现伯希和第四六三八号文书中有《大沩警策》，这就是《沩山警策》，并判明本书由沩山弟子沩山彦和尚编辑而成，推测为980年前后的写本，可知在宋初流传甚广，及于敦煌。
　　随着沩山灵佑人山弘法，大沩山在禅宗扩张时期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禅宗根据地。住在沩山的人很多，嗣承百丈，深受沩山影响的福州大安、沩山彦、沩山冲逸、沩山如真、沩山普润、沩山法真、大沩简等，继承沩山法脉，都住在这里。而仰山慧寂、香岩智闲、延庆法端、径山洪烟、灵云志勤、九峰慈慧、益州应天等，也在此学习，嗣承沩山佛法。此外还有云岩昙晟、道吾元智、洞山良价、石霜庆诸、德山宣鉴、定山神英、上林戒灵等，铮铮僧人，在此学习。沩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百丈嫡系的大丛林，使江西之水流向湖南。江西反倒变成曹洞宗的根据地。
　　药山的弟子云岩昙晟(780—841)，继承药山，进入云岩山。关于云岩②，《第三禅宗史研究》作了详细的考证，故此无须赘论。云岩是江西钟陵建昌人，在江西石门山百丈(749－814)门下出家，后来他同百丈一起迁移到江西的百丈山，随侍左右，但不甚契合，故于百丈圆寂后，参拜药山。《祖堂集》以道吾圆智为“肉兄”，误。《宋高僧传》记载云岩圆寂于太和三年(829)，也不正确，应该是会昌元年(841)。地名之云岩，位于茶陵州(攸县)东20里。又名灵岩。会仙峰下有一石室，这就是灵岩。石室大约方二丈左右。在此山间僻地，仅有洞山、神山、杏山、幽溪参拜嗣法，径山洪烟及石霜前来学习。云岩圆寂后，谥名无相(又称无住大师)，塔号净胜。云岩圆寂后数年，石室善导在此居住。关于云岩出生时身着胎衣如同右袒袈裟的传说，瓒宁批评这不过是参照叔离尼和商那和修尊者的胎衣而想像出来的，并列举了时代的差异和教化对象的不同。这似乎是现实的判断，其实不然，而是基于正像末三时所做的判断。如果站在禅宗的立场，一般是不以三时来判释的，故赞宁的见解不能接受。
　　云岩昙晟圆寂后，相继进入云岩的是嗣承长髭旷的石室善导，亦作“善道”。善导十岁时被长髭收养，之后成为沙弥，十八岁时，申请受戒。长髭告诉他，不到二十岁不能受戒，最后还是同意了，并指示他去拜谒石头。善导在南岳般若寺受戒后，就去参拜石头，大彻大悟后，回到业师身边，当问他从谁受戒，则答：“不依他。”此后，他住在长髭居住过的攸县云岩石室里。武宗沙汰佛教时，他当了行者，最后没有再回僧门。沙汰佛教前后，禅僧们的态度各不相同，石室的态度堪称典型。受戒不依他的姿态亦由此而来。禅僧当中，不少人不满他律的小乘戒律。受戒的时候，必须学习戒律，然而僧人因为不满相部律或南山律而投奔禅宗者又何其之多。取代戒律的清规，总是需要的。三圣、杏山、仰山等人曾前来请教他，在与杏山的问答中，可以看到超越戒律者的自由。当他看到杏山率众僧前来石室时，石室暗暗碓米供养众僧，杏山十分惶恐，于是石室说“无心碗子盛将来，无缝合盘合取去，说什么难消”。杏山无言以对。
　　道吾圆智(769－835)嗣承药山，住在潭州浏阳县道吾山。道吾的本贯是江西豫章海昏县。《祖堂集》作锺陵建昌人，所据乃以他为云岩肉兄这一传承，故不正确。道吾幼年随百丈涅槃(法正)出家，受业并受戒。后来他参拜药山，表示决心。而后，他进入浏阳县以北15里(一说为10里)的道吾山，创建道吾寺，并居住在那里。他是在药山圆寂之后人寺的，于太和九年九月十一日圆寂，阖维后在石霜山建塔。据传其脑盖“灵骨一节特异清莹其色如金”，与其“圆智”一名颇相贴切，表明他头脑明晰聪慧。据说嗣法时，药山并没有传给他宝玉、大弓等，以示承宗分器，有人曾建议给他一条犊鼻(禅)。这就完全抛弃了初期禅宗以传授袈裟来区别正统与否的师资相承做法。使人回想起自牛栏兴起的药山寺朴素生活。
　　《祖堂集》记载，庆诸于841年进入石霜山，据此，则道吾塔应建于该时期。据《景德传灯录·石霜章》记载，道吾将顺世时，以石霜为嫡嗣，舍弃众僧独自人住石霜山，可见石霜是在道吾圆寂前进入石霜山的。然而，这是需要研究的，且在下面的石霜项里论述。道吾晚年病痛时，弟子们前来慰问，道吾说“有受非偿”，表明他对二祖偿债之类见解持否定态度。他说：“吾当西迈，理无东移”，言讫告寂。对此临终遗言，有各种理解。一说认为道吾在道吾山圆寂，石霜体会其意，在道吾山西南的石霜山上建塔，但是，不能肯定道吾的圆寂地就是石霜山。塔谥称修一大师实相塔(《宋高僧传》作“宝相”)。石霜弟子南岳玄泰为其撰写碑文。《传灯录》卷三十收录《道吾和尚乐道歌》说，不堕人情，舍弃恩爱，就能出类拔萃。
　　渐源仲兴是道吾的弟子，住在潭州。《祖堂集》和《传灯录》记载的内容几乎相同，不过据《传灯录》记载，在檀越家办丧事的生死问答时，他甚至打师傅道吾，而《祖堂集》的记载比较简朴。此后一天，渐源持铁锹到石霜山，徘徊于法堂前，来求先师(道吾)的灵骨，石霜对他说：“波涛浩渺，白浪滔天”(如此宗风，铁锹之类岂能人内)。渐源答：“正好著力”。石霜说“这里针剳不入，著什么力?”石霜话语充分体现了道吾的宗风。
　　石霜山地处浏阳县西南80里，又名霜华山。山险水激，触石喷霜，因而其名。这里有石霜寺。至石霜庆诸时，这里成为湖南地区禅宗的一大据点。此前，马祖弟子大善曾住在这里。也有说是石龙大善，但未见到石龙山，故有误。洞山曾在此随大善学习，百丈弟子性空也曾在吉州，似乎一度住在石霜山。
　　石霜庆诸(807－888)生于江西庐陵新淦县玉笥乡，先世无人为官吏，未受到世间规矩束缚。十三岁游江西南昌西山，随绍銮禅师出家，二十三岁在嵩山受具，在洛阳学习律宗，悟得此为渐宗后，便更衣去参拜潭州大沩山的灵佑(771－853)，成为米头。一日，石霜在米寮内筛米，沩山来了说：“施主物莫抛撒。”石霜答：“不抛撒。”沩山拾起落在地上的一粒米说：“汝道不抛撒，这个什么处得来?”石霜无言以对。沩山又说：“莫欺这一粒子，百千粒从这一粒生。”石霜反问：“百千粒从这一粒生，未审这一粒从什么出生?”沩山大笑，返回方丈，晚后上堂说：“大众米里有虫。”后来，他师从道吾圆智(769－835)，经二夏大悟，韬晦混俗于浏阳陶家坊，人莫能识。洞山良价(807－869)弟子曾见到石霜，洞山听了介绍后，非常赞赏石霜。因此，洞山圆寂后，人多投向石霜。甚至有道吾晚年移居石霜山之说，故贺道吾及洞山门下，石霜山成了一大丛林。《传灯录》记载，洞山曾要石霜住在石霜山，他还曾到石霜山拜访过大善，故对石霜山有影响力。堂中老宿长坐不卧，屹若株杌，所以人们称之为石霜枯木众。《传灯录》称“广语出别卷”，但未找到，大概是指南岳玄泰编集的《行录》，杨忆在删定《传灯录》时将它删除。光启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石霜安坐迁化，享寿八十二，腊五十九，葬于寺院西北隅，谥“普会”，塔号见相(《禅林僧宝传》作“无相”)。是月改元文德，三月，僖宗驾崩。
　　石霜何时进人石霜山，并不清楚。《祖堂集》记载他三十五岁居石霜山，未曾出游，应为841年之事。而《宋高僧传》、《传灯录》和《禅林僧宝传》记载，他二十年间从未出门，居山林而终，故从其圆寂年888年逆算，则应在869年前后到石霜山。两者竟有二十八年之差，道理何在?大概《祖堂集》依据于孙僵的碑文，而其他则依据南岳玄泰的《行录》。我亦试作解释：洞山圆寂后，洞山的门下四处寻找石霜，日夜围绕其间，他虽曾人深山，但为求学者的热情所动，决定留住在石霜山，而869年恰好就是洞山圆寂之年。广化寺的处纳，追慕往德，唯恐遗忘，故命南岳玄泰在石霜圆寂两个月后，亦即888年4月，编纂其言行。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相关问题，亦即玄泰是何时撰写道吾碑文的。道吾碑在石霜山，如果此碑是在道吾圆寂后不久建造的，那么，石霜于841年进人石霜山之说，是妥当的。可是，玄泰还撰写了圆寂于887年的岩头碑文，以及于901年圆寂的曹山塔铭，综合起来考虑，如果他早就撰写了835年圆寂的道吾碑文，则只有道吾碑文是在四十多年前写的，显得孤兀突出，很不自然。由此看来，石霜因洞山的赞赏而显，未可否定，但也很难确认他和洞山活跃于同一时期。因此，道吾碑也可认为是在869年人山以后建造的。
　　石霜的塔铭为平章事孙僵所撰。据《新唐书》记载，孙僵以户部侍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不久任礼部尚书、行营节度诸军都统招讨处置等使，与朱朴通好。朱朴利用道士许岩士，许岩士被杀，他同时被贬，牵连到孙僵也遭贬黜，卒于衡州司马任上。据《资治通鉴》记载，孙雇于896年9月任凤翔四面行营都统，10月加行营节度、招讨、处置等使。但在897年2月，道士许岩士被杀，孙惺罢相，同年被贬为南州司马。《资治通鉴》中的南州就是衡州。可以认为孙雇在贬为衡州司马而来湖南后撰写此碑。然而，当时湖南混乱，马殷已经掌握了湖南地方的实权，因此，他能否从首都顺利到任衡州司马，颇有疑问。因为唐朝已经濒临崩溃。《祖堂集》作“平章事孙渥撰碑文”，认其为平章事，故此文写于石霜圆寂到896年之间，近于事实。而且，这是托人撰写的石霜碑文。认识其人而撰文，与文人受托撰文，两者的准确性相差颇远。根据孙僵碑文的《祖堂集》，其石霜三十五岁，亦即841年人山说是错误的。
　　僖宗(873---888)赐予石霜紫衣，石霜不受。石霜之所以会引起僖宗的特别注意，大概与福建邵武龙湖普闻禅师为僖宗的次子，且是石霜的弟子有关。据传在僖宗时期，石霜寺被赐名为崇胜寺，这和赐予紫衣大概在同一时期。
　　马祖的弟子总印住在潭州的三角寺。三角寺位于湘潭县东30里，寺院坐落在三角山的石牛峰下。总印后来到德山开山。
　　马祖的弟子还有潭州龙山，又名潭州隐山，以山为名，广为人知。隐山位于湘潭县西南里，又名龙山。《传灯录》记载，洞山因迷路而进入此山，因此遇见了龙山。据《湖南通志》记载，开元中，有一僧人进入山中，同茅庵的老僧辩论良久，第二天，老僧烧庵逃走，在石壁上留下诗句。《长沙府志》还记载，神山僧密见到水上漂流的菜叶，寻踪而上，见到老僧，石壁上还留有诗句。其诗与《传灯录》所载相同。此僧是洞山，或是神山，或是开元中某僧人，说法不一。觉范德洪《重修龙王寺记》以为，这是洞山和密师伯一起云游时的事情。《重修龙王寺记》还记载，光化中(898－901)，奇僧师信在此建庵，因祈雨应验，故马氏也避其名讳，称之为“雨禅师”，此山称作龙王山，其禅林号为西禅寺，太平兴国中(976－984)，被赐名为龙王寺。同当年隐山居住的庵相比，其发展出人意外。
　　马祖弟子智聪住在潭州松慈塔，但目录仅录其名，详情不明。马祖弟子永泰灵湍的弟子湖南祗林也住在湖南，同样不得其详，常持木剑，宣称降魔。上林戒灵初拜沩山，后来如愿参拜永泰，居潭州上林。长沙常平仓有上林寺，相传建于后唐(923－936)。若为后唐，时代不符，大概即是指此寺。
　　南泉的高徒长沙景岑曾经住在摩诃衍住过的岳麓寺。该寺古称麓苑寺，即鹿苑寺，又叫慧光寺，远溯晋代法崇为鼻祖，进尊长沙为开山。长沙被视为鹿苑寺第一代，后来居无定所，时人称之为长沙和尚，号招贤大师。仰山说他像条大虫，故世人称他为“岑大虫”。《国译一切经》所收《景德传灯录》卷十脚注称他于868年圆寂，不知何据。《宋高僧传》卷十二记载，雪窦恒通(常通)(835－905)二十岁受戒，到长安荐福寺求法七、八年，而后到南方，遇见招贤岑大师。据此，当在868或869年参谒长沙，后来还拜谒了洞山和石霜。洞山圆寂于869年，综合考察，《传灯录》注脚大概是说，雪窦拜谒长沙后不久，长沙就圆寂了，于是他就去参拜洞山和石霜。虽然长沙有可能在868年圆寂，但不成为定论。长沙的讹传很多，亦传他于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圆寂。后人颇感迷惑，以为他是宋代人，这当然是错误的。
　　关于长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以《首愣严经》作为禅思想的框架。有人业已指出，黄檗《传心法要》引用了《首愣严经》。显然，禅宗自九世纪前叶就已经研究《首愣严经》，颇予影响。觉范德洪《长沙芩大虫真赞并序》引用长沙的话“若心是生，则梦幻空花亦应是生；若身是生，则山河大地森罗万象亦应是生”，说道：“大哉言乎，与首愣严、中观论相终始也。”临济的弟子三圣慧然曾参拜长沙，似乎是通过他而对临济(?一867)表示关心，作了有关无位的偈颂。长沙也擅长偈颂，今存二十四首，还有同皎月供奉关于偿债的问答。曾跟随马祖学习的华岩智藏，是在洪州报国寺听皎月宣讲《涅槃经》后出家的，结合这件事来看，长沙和皎月问答时，长沙还很年轻，而皎月已是晚年。
　　出生于浙江衢州信安的嘉禾藏虞(798－879)是在此岳麓寺随灵智律师出家的。
　　秀溪也住在潭州。秀溪若为秀水，则是湘阴县河川的名称。有谷山的问答。有人把谷山看作石霜的法嗣谷山藏，我认为他和马祖弟子秀溪的时代不符。如果秀溪是被误认为马祖的弟子，则应以谷山藏为妥。
　　马祖还有一位弟子圆畅，也住在潭州龙牙山，名字仅见于目录，详情不明。龙牙山位于益阳县西125里。龙牙寺在益阳县西100里，元和中(806－820)由僧人圆洪所创建，初名延祥寺。相传宋代有龙化作白须老者听讲，去时奉献佛牙，故称为龙牙寺。《通志》记载不完整，所谓宋应该是指刘宋。此寺通称龙牙寺，但在圆洪建寺时，名为延祥寺。定州僧圆鸿，或为圆畅。据《宝刻内类编》记载，太和中(827－835)的《唐龙牙山先大师塔铭》为杨歼所撰。夹山善会于813年在此出家。
　　神山僧密嗣承云岩，住在潭州神山。然而，潭州未见神山，大概是指神鼎山，或者神山湖。神鼎山位于湘阴县东60里，宋初，首山弟子洪烟居住在这里。神山湖位于宁乡县西55里。神山僧密与洞山的问答很多，在《祖堂集》里，其语录先于洞山。洞山门下尊称他为师伯，故应年长于洞山。《五灯会元》所录洞山语录中有提及师伯之处，不能不说作者采录不慎。
　　衡州府(衡州)
　　衡州定心跟随终南惟政(758－843)学习，后来到衡州，属于北宗派。石头弟子道诜也住在衡州，但详情不明。《宋高僧传·石头》将他作为石头之塔的建造者，列举了门人慧朗、振朗和道铣的名字，此道铣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道诜。
　　衡州虽然也是南岳的中心地，但它缺乏开拓时期的气势，故其中心已经移往长沙。
　　关于南岳澄心，如在潭州一节中所述，起初他住在南岳，后来应太守之请移往长沙龙兴寺。和澄心同属北宗派的还有南岳日照(755－862)。日照出生于陕西关中岐山县的贵族家庭，随长安大兴善寺昙光法师出家、受戒，学习佛法，后人嵩山学禅。《传灯录》记载他是普寂的弟子，但从年龄上看，并不可能，大概是随普寂的徒孙学习。此后，他登上南岳昂头峰。昂头峰未见于《南岳总胜集》和《南岳志》。他居此庵中二十年，会昌沙汰佛教时，人岩窟，洗栗子饮溪水为生。宣宗复兴佛教，他率领大约六十名弟子重上昂头峰，在那里住了十五年，108岁圆寂。咸通三年二月三日人塔。据说有碑，称作“昂头照”。
　　南岳元观(750－830)，《传灯录》也将他当作普寂的弟子，但时代同样不合，故应是跟其徒孙学习。南岳元观生于长安，舅舅为僧人，见其风貌而劝他出家，故投兴善寺，学习律和俱舍，再学禅宗，住在南岳的东台。神人根据僧众多寡，供施二十年，以为心愿已了，前来告别。元观也致力化缘，在向徒弟嘱托后圆寂，太和四年十月二日迁人塔内，享年七十九岁。神照跟随元观学习，也住在南岳。以上的定心、澄心、日照、元观、神照等北宗派总共五人，都住在南岳一带，可以说在此形成了一股势力。
　　西园昙藏(758－827)始随马祖，后谒石头，被视为马祖的弟子。786年，他栖息于衡岳峰顶。衡岳有七十二峰，其中祝融峰最高，上有祝融庙。旧有光天观，作为十二光天坛福地。隋代以后，光天观被寺院取代，成为上封寺。据传祝融峰上有皎松，会变成大蟒惑人，但不加害。昙藏养了一条好狗，一天晚上，小狗狂吠不已。第二天早上出门，只见大蟒蛇已将小舍团团卷住，侍者劝其逃离，昙藏说法性空，出去抚摸蟒首，蟒蛇慢慢离去，消失得无影无踪。由此传说可知，昙藏最初住在祝融峰上，晚年因为足疾而居西园兰若。西园兰若不详，但他是在太和元年圆寂于南岳的，故推测应在南岳或周边一带。
　　邓隐峰俗姓邓氏，因为他住在五台山峰而得名。邓隐峰出生于福建建州邵武，少时憨狂，不从父母之命。初拜马祖而不能深入，复拜石头却不投契，于是再回到马祖处。后参拜南泉，成为侍者，得到南泉的印许。他也曾前往沩山。据称嗣承了马祖禅法。他冬季住在衡岳，夏季止于清凉，行为举止甚为粗鲁，不能以常识度之。若不以思想划分，他还是能列为祖师的。例如，沩山听说师叔上山，马上正威仪人僧堂，而隐峰却在首座放衣钵，见沩山来，佯装睡觉。沩山回方丈，隐峰立刻下山。沩山询问侍者隐峰的情况，说他已离去。问他留下什么话，说什么都没留下。沩山大怒道：“莫道无言语。”他绝不是个凡僧。《宗门统要集》卷三记载他“在襄州”。他或在衡岳，或在五台山，或在襄州，堪称居无定所。
　　马祖弟子智周也在南岳，但仅见于目录，其余不详。
　　大慈寰中(780－862)，山西河东蒲坂人，二十五岁甲科及第，因遭母丧，而往山西太原童子寺出家。两年间通读诸经，三年后在嵩山受戒，学习律部，不能满足，遂往江西随百丈怀海学习，悟得玄旨。他住在江西抚州，后来隐居于南岳常乐寺，筑山间茅舍居住。谏议崔公(崔群)感其德，另建方丈。后来，他住在浙江大慈山。南泉曾到常乐寺拜访。如东寺如会项里所述，崔群在湖南的时间为819年至820年上半年，所以建造方丈应在820年。大慈道：“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和说得相比，他更注重行取。洞山道：“说取行不得底，行取说不得底。”他们的宗风显然不同，洞山的思想深不可测。乐普说：“行说具到即本事无，行说具不到即本事在。”称大慈和尚为古佛，洞山和尚为细惽(即细么，细么是琐碎的意思)，反而批评洞山。
　　佛光如满是马祖的弟子，先住五台山金阁寺，后住洛阳。他因为和唐顺宗(805年在位)问答，以及白居易参拜他禀受金刚宝戒而广为人知。据传贞元初年(785)他被赐名为佛光大师，从洛阳来到衡州，贞元间(785－805)在祝融峰后面修建了横龙寺。佛光大师是否为其赐号呢?《传灯录》仅作“洛京佛光如满”。白居易《佛光和尚真赞并序》说，因为他住在佛光寺之东的芙蓉山兰若，故称佛光和尚。宋代廖优《横龙寺记》记载为赐号，而《横龙寺记》写于熙宁九年(1076年，文中并记干支为乙卯，若依干支则为1075年)，故难以作为赐号的根据，反而说明它是错误的。《传灯录》记载了他与顺宗的问答。顺宗多病，805年1月至8月在位，随后驾崩，在位期间没有行幸洛阳。而此时如满尚未到洛阳，故应在长安觐见顺宗。宫中有佛光寺，位于神龙殿之西，又称作神龙寺，似乎也可视作此寺。但非如此，应从白居易之说。白居易所说的芙蓉山不得而知。如满早先曾在在五台山，所以，芙蓉山如果是指清凉山，那么就应该是位于五台山中南台的佛光寺。
　　如满806年筑横龙寺而居，后来才住在洛阳，在洛阳会见白居易。白居易在敬宗宝历二年(826)因病免官，回到洛阳。827年3月，他出任秘书监，住在长安，829年春罢官后住洛阳，832年与香山寺僧结方外之交，自称香山居士。参拜佛光大概也始于此时。据说真赞图也是在会昌二年(842)春，命画工描绘，然后在上面题赞而成。当时如满已经九十一岁，尚在人世，故佛光是752 842(约)时人。白居易在《全唐文》卷六七六所收《圣善寺白氏文集记》记述了他和东都圣善寺钵塔院故长老如满的斋戒因缘。这里的如满应该就是佛光，但此文写于开成元年(836)五月十三日，所以文中称“故如满”，颇可奇怪，当是智如之讹。同收录于《全唐文》卷六七六的《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称智如圆寂于太和八年(834)。就是这位智如。
　　岳州府(岳州)
　　唐朝武德四年前设置巴州，六年改为岳州，天宝元年(742)改称巴陵郡，乾元元年(758)复称岳州。因此，这里研究的时期称岳州。
　　岳州尽管有岳阳楼等著名史迹，却不知何故几乎未见禅宗进入。也许是因为它处在潭州与襄州中间，受两头吸引，遂成空白地带。而且，随着时代推移，从唐末至五代，这里成为同吴(南唐)和南平接壤的前线基地，山地少，夏季酷暑等，皆是原因。
　　东寺如会的弟子中，仅见于目录的有潭州幕辅昭。如果幕辅是指幕阜山的话，则属于岳州平江县(当时的昌江县)。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将幕阜山记作幕辅山的例子，阜和辅发音不同，所以可能有误。然而，潭州没有幕辅山，所以且将其视为幕阜山。
　　常德府(朗州)
　　该时期，朗州也少见禅宗进入，只可数出五人。但到此期末叶，德山脱颖而出，旋沐光环。马祖弟子三角总印最初住在潭州三角山，后来住在位于朗州武陵县东南15里的善德山，为第一代。善德山一名枉山，禅宗称之为德山。学僧问三角何为三宝，答曰禾麦豆。故众人欣然奉持。三角不愧为禅僧，似轻而敏锐。
　　中邑洪恩同样嗣承马祖，住在朗州中邑。中邑应该是地名，位置不详。仰山曾去拜访。《宗门统要集》卷三记载，仰山曾到中邑处谢戒。《传灯录》记载，他是来受新戒并谢戒的。仰山是在江陵受戒的，若据《统要》，则中邑就在江陵。《传灯录》所记较妥。后世拈提他与仰山在法眼下的问答，称其因仰山而得名。
　　朗州怀政嗣承章敬，住在朗州东邑，仰山曾去拜访。章敬另一法嗣古提和尚也住在朗州。僧人来时，他常说：回去，汝无佛性。招提慧朗常用此方便说法。仰山也到此参拜。仰山曾是石霜性空的沙弥，也曾参拜过东寺和长沙，还参拜和安通、虔州处微、灵鹫闲、米七师等人，在江西至湖南行脚，在湖南则主要在潭州至朗州这条线路上。
　　德山因宣鉴而成名。德山宣鉴(782－865)，原籍四川剑南西川，幼小出家，二十岁(801年)受具，听说江西、湖南禅门兴旺，故出游，随沣阳龙潭的崇信学禅。820年前后，龙潭因李翱激扬而与之相会，遂于龙潭寺出世。《宋高僧传》记载：德山“日亲(龙潭的)丈室三十余年，后止沣阳，居无何，属武宗搜扬”。由此可知他于810年前后进人龙潭门下，起初独居一室，德山强供侍之。但是，“后止沣阳”一句不甚明了，本来龙潭寺就在沣州的州城外，也就是在沣阳。《景德传灯录》则记载为：德山“住沣阳三十年，属唐武宗废教，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说明他是由于灭佛而离开师傅，意思霍然清楚。
　　《传灯录》记载，大中初年(847)，武陵太守薛廷望号德山精舍为古德禅院，请师人住。但是，《宋高僧传》和《祖堂集》都作咸通初年(860)，《宋高僧传》作“薛延望”。《旧唐书》有“薛廷老”的传记，据其记载，廷老于宝历中(825－827)任右拾遗，加史馆修撰，与李逢吉一党对立，文宗即位后任殿中侍御史，太和四年(830)为翰林学士，性情放逸嗜酒，因此缺点引起文宗不悦。后来，他从刑部员外郎转郎中，迁给事中，死于开成三年(836)。此薛廷老或是薛廷望的兄弟，若是，则其名不是“延望”，而是“廷望”。此推测如果正确，则从年代上看，廷望任武陵太守在文宗朝。故以大中初居德山，较相符合。若以咸通初住在德山，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圆寂，接化时间过短，考虑到他对后世影响之大，不妥。以上三部僧史载的简历基本一致。通过《祖堂集》，可知这是因为都依据于沙门元会撰写的碑文的缘故。只是对进入古德禅院的年代记载有出入。在此存疑。
　　《传灯录》记载，德山第二代禅师，姓周氏，最初宣讲《金刚经》，故称其为“周金刚”。他说要“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常以棒打手段进行教化，非常出名，谥号见性大师。据《宋高僧传》记载，德山禅远及湖北，其中心人物是岩头全豁。
　　嘉禾藏虞(798－879)，在武陵开元寺受戒。武陵就是朗州，是天宝年间的郡名。
　　郴州(郴州)
　　郴州在天宝年间称为桂阳郡。禅宗几乎没有传播到这里，大概因为太偏僻这里是茗溪道行的原籍地。
　　沣洲(沣州)
　　《传灯录》中，住在潭州茗溪的茗溪道行(752－820)，就是《宋高僧传》里的沣州开元寺道行。他出生于郴州，十二岁人佛门，在南岳般若道场学习教义，接着到江西钟陵开元寺向马祖求法诀，自默证法，号“自在三味”。后到沣阳西南，伐木筑方丈室。这里应该就是茗溪山。有寺，名曰茗溪寺。茗溪寺在王家厂之南。王家厂在沣县城西北六十里。而后应太守邀请，人住州治开元寺，不久，即元和十五年圆寂，终年六十九岁，建塔。茗溪拜访过药山。他常说“吾有大病，非世所医”，成为公案。
　　马祖法嗣大同广澄住在大同山。大同山位于沣州府东25里，据说古大同在关山，关山在县东15里，古大同寺就是广澄的住所。《宗门统要集》卷七所说的沣州大同济禅师，就是广澄。该书所载语录，未见于《传灯录》；而且，书中以大同为石头法嗣，还记录了他和米胡即米七师的问答。
　　药山惟俨(744－827)嗣承石头。关于药山的行历，主要根据《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和《沣州药山故惟俨大师碑铭并序》。但它们之间有两三个重要地方有出入，相互对照如下表：

　　┌─────────┬──────────────────────────────┐
　　│名讳 │唯俨(宋)；惟俨(碑、祖、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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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寒(宋)；韩(祖、景)。 │
　　├─────────┼──────────────────────────────┤
　　│籍贯及出生地 │绛县(宋)；绛州(祖、景。祖记载后来迁徙南康)；南康信丰县(碑)。│
　　├─────────┼──────────────────────────────┤
　　│ │湖阳西山(宋)；潮州(潮阳)，西山(祖、景。景记作出家)；潮之西 │
　　│修学地 │ │
　　│ │山(碑、记作出家)。 │
　　├─────────┼──────────────────────────────┤
　　│师傅 │慧(惠)照禅师(碑、祖、宋、景)。 │
　　├─────────┼──────────────────────────────┤
　　│学佛年龄 │十七岁(碑、祖、宋、景)。 │
　　├─────────┼──────────────────────────────┤
　　│受戒，受戒师·年代│衡岳(寺)，希澡(琛)律师，大历八年(碑、祖、宋、景)。 │
　　├─────────┼──────────────────────────────┤
　　│禅学 │随石头、嵩岳洪、马祖学习二十年(碑)；石头(祖、宋、景)。 │
　　├─────────┼──────────────────────────────┤
　　│游方 │罗浮，清凉，三峡，力，汀(破)。 │
　　├─────────┼──────────────────────────────┤
　　│住地 │药山(碑、宋、景)；芍药山(祖)。 │
　　├─────────┼──────────────────────────────┤
　　│人山年代 │贞元初(碑、祖)。 │
　　├─────────┼──────────────────────────────┤
　　│ │太和二年，七十岁(宋)；太和八年甲寅岁十一月六日，八十四岁； │
　　│寂年·寿·腊 │六十五年(祖)；同年二月，八十四岁；六十年(景)；十二月六日，八│
　　│ │十四岁，六十年(碑)。 │
　　├─────────┼──────────────────────────────┤
　　│建塔者 │弟子冲虚等(碑、景。碑记载在圆寂后二十日建成)。 │
　　├─────────┼──────────────────────────────┤
　　│碑铭 │圆寂后八岁(碑)。 │
　　└─────────┴──────────────────────────────┘
　　(表中宋即《宋高僧传》，碑即碑铭，祖即《祖堂集》，景即《景德传灯录》)
　　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禅师及圆寂年份，下面逐项研讨。讳中的唯俨和惟俨，是同音异字，就名字而论，用“惟”字更好。俗姓寒和韩也是同音错别字，虽然也有寒姓，但韩姓较为一般。韩姓在北方居多，杭州、广东虽有，但大概属于后来的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法师俗姓韩，原籍绛州，南康大概是出生地或幼年时代迁居地。修学地的湖阳，应是潮阳之讹，也有认为是江西洪州的西山。师从慧照禅师和修学年龄为十七岁两点，各书记载一致。《碑铭》和《传灯录》记作出家。根据陈诩《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百丈亦随西山慧照和尚出家。大历八年(773)随衡岳(寺)希澡律师受戒的记载，皆同。
　　然而，关于其禅师，要十分注意。《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都未载他参拜马祖，而记载他参拜石头。只有唐伸《碑铭》记载他随马祖学习二十年，《碑铭》写道：
　　大历八年，受具于衡岳希琛律师。释礼矩仪，动如宿习。一朝乃言曰：“大丈夫
　　当离法自静(即净)，焉能屑屑事，细行于衣巾耶。”是时，南岳有迁，江西有寂，中岳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质。岂俟磨砻，照乘之珍，难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闻四方学徒。至于指心传要，众所不能达者。师必默识，悬解不违。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
　　从字面上解，药山参拜南岳希迁，江西大寂和嵩岳洪，皆有心契，故知其有大圭之质，至于获马祖指心传要，几乎无人能通达，而药山能默识，如愚人般侍奉马祖二十年。碑文接着写道：
　　寂日：“尔之所得，可谓决于心术，布于四体，欲益而无所益，欲知而无所知，浑然天和，合于大无，吾无有以教矣。佛法以开示群盲为大功，度灭众恶为大德。尔当以功德，普济迷途，宜作梯航，无久滞此。”
　　于是他游历罗浮、清凉、三峡、九江等地，于贞元初(785)进入药山。按照《碑铭》记载，药山大约在766年至785年间侍奉马祖，亦即随其从龚公山到洪州开元寺。
　　药山在沣州南面90里，昔多芍药而得名。山顶有长啸峰，惟俨曾夜啸于此。那里有药山寺。后于光启二年(886)，因雷满上奏而获赐寺额，《慈云禅寺碑》断碑至今仍在，还有《药山牛栏八字古碑》。
　　药山圆寂的年月，记载各异，《宋高僧传》为太和二年(828)，《祖堂集》和《传灯录》为太和八年，同未记年号的《碑铭》有别。圆寂日，《祖堂集》为十一月六日；《碑铭》为十二月六日，如果是《祖堂集》将二错写作一，或者是二字缺为一字(现在没人认为《祖堂集》有缺)，问题即可解决。说《传灯录》缺漏十字，也能解释。年龄除《宋高僧传》的七十岁外，其它都是八十四岁。关于法腊，《祖堂集》为六十五年，《碑铭》和《传灯录》同是六十年。而从大历八年受戒来看，正确者应该是六十二年。
　　但是，药山不是圆寂于太和八年。只要认真研读《碑铭》，既可明白。《碑铭》开头写道：
　　上嗣位，明年，沣阳郡药山释氏大师，以十二月六日，终于修心之所。后八岁，门人持先师之行，西来京师，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发挥先师之耿光垂于不朽。
　　“上”指文宗。敬宗于宝历二年(826)十一月驾崩，文宗十二月即位。上嗣位的明年就是宝历三年，二月改元为太和元年(827)。《宋高僧传》作太和二年，显然是误作文宗最初的年号太和元年的明年，即太和二年。圆寂后八年，其门徒请嵩敬寺大德撰写碑文。圆寂后八年亦即太和八年(843)。《祖堂集》和《传灯录》的太和八年说，是误将撰写碑铭的时间作为圆寂之年。其原因在于冲虚等人在药山圆寂后二十天立塔。通常立塔与撰写碑铭同时。从以上碑铭文考证可知，三种圆寂年份记载皆误，法腊也应该是五十五年。
　　药山的嗣法师傅，《宋高僧传》和《传灯录》都认为是石头无疑。而且，全部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唐伸的碑文获知。药山师从石头、马祖、中岳洪三位师傅，侍奉马祖二十年，最初无疑是师从石头。其门人请崇敬寺大德撰写碑铭，崇敬寺大德是唐伸的表兄、嗣承径山者。兴善惟宽(755－817)圆寂后，门人皆转依崇敬，崇敬因药山为其指明道路而尊崇他，因为这些关系，唐伸撰写了碑铭。唐伸儒学造诣深厚，宝历元年(825)，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第三等，其余不详。或许他是受李翱的影响而动心撰写碑文。崇敬寺大德未必熟知药山，而请人撰文的门徒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正确介绍药山的行历呢?侍奉马祖二十年，理应留下他与马祖的问答等，然而，后来的著书一无所见。所以，所谓的二十年，颇难理解。
　　药山与李翱的问答十分有名。《宋高僧传》限于体例，一般不载问答，但《药山章》却少有地加以记载。李翱儒学以“中庸”为中心，用道、佛二教为之作解释，迈出了新儒教的第一步。对佛教浮华颇为严厉的李翱，却尊崇药山，因为药山阐明了其禅风。
　　李翱字习之，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806)转任国史博士、史馆修撰。十五年(820)六月，兼史职，授考功员外郎。与李景俭相善。李景俭属窦群一派，窦群遭贬，李景俭被牵连，贬为江陵户曹，后转任忠州刺史。元和末年(820)入朝，因骂执政，当年七月被贬黜至沣州。李翱也连坐，出为郎州刺史。李景俭与元缜、李绅通谊，此二人当时任翰林，在穆宗身边，故穆宗怜而下诏，李景俭因此拜仓部员外郎，月余旋迁谏议大夫。李翱也随此变动人朝，任礼部郎中。太和初(827)为谏议大夫，三年二月拜任中书舍人。五年为桂州刺史中丞，充任桂管都防御使，七年(833)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为刑部侍郎，九年转任户部侍郎，七月为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中(841－846)逝世。
　　如学者所指出的，李翱除了药山之外，还同西堂、鹅湖、紫玉有交往。《传灯录·西堂》就记载了贞元七年(791)西堂开堂时李翱提问一事，这是他进士及第以前的事。《宗门统要集》卷七也记载了他问西堂的一段问话，《传灯录·鹅湖》还记载他向鹅湖请教，此事系于鹅湖人宫时为妥，大概在德宗末、顺宗时代(805年以前)，是李翱进士及第以后，任史馆修撰以前的事情。李翱还参拜过紫玉禅翁，《宋高僧传》记在他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期间。紫玉禅翁若是道通的话，则因为道通是731－813时人，所以事在其圆寂之后，不合情理。相传道通于813年把唐州紫玉山让给弟子金藏，前往襄州，同年七月十五日圆寂。如果李翱同他在湖北会面的话，只能是813年；若在此前，则他因为马祖圆寂(788)而离开洪州开元寺，变成在云游期间，或是住在河南唐州紫玉山的时期，具体时间甚为含糊。李翱拜访药山是在他任朗州刺史的820年，当时药山七十七岁。李翱和这四人的交往是否全都是事实呢?特别是同西堂和紫玉的交往，从现有资料来看，难以断言。李翱是韩愈的弟子，和柳宗元同为古文复兴运动的旗手。《宋高僧传》记载，李翱著《复性书》三卷，韩愈和柳宗元看出文中潜藏的佛教思想，评论道：“吾道萎迟，翱且逃矣!”由此可知，他对佛教深有研究，力图使之成为儒学的资粮。所以，他把握机会，采取积极同僧人交往的态度。然而，如上面在东寺项下所述，李翱任湖南观察使时(833)，有毁坏长沙中心坟塔之举，面对浮华堕落似是而非的佛教泛滥，性格峻激的李翱蛮勇地表示了自己的学术态度。这一态度并非彻底的排斥佛教，反而是用佛教的本来面目来对照自己的学问。但是，他的警示成为地方上的事件而被埋没了，僧人依旧贪图安逸，最终引起会昌灭佛。
　　李翱之外，相国崔群、常侍温造也拜访过药山。湖南观察使的崔群也到过大慈寰中，时在820年前叶。
　　温造(766－835)字简舆，河内人。不喜欢科举考试，持节。曾受寿州刺史张封邀请到寿州。李希烈叛乱时，他以节度参谋身份，前往幽州，奉诏说服范阳刘济支持朝廷，完成重任，名闻朝廷。长庆元年(821)授京兆府司录参军，迁殿中侍御史，充起居舍人、太原镇州幽州宣谕使，担任幽州刘总归顺朝廷时的使者，活跃于世。后来因为一同饮酒的李景俭醉谒丞相一事，受牵连被贬为朗州刺史。在当地灌溉田地二千顷，大施惠政，四年后被招回朝廷，任侍御史，迁左司郎中，拜御史中丞。太和二年(828)，迁尚书右丞，加检校礼部尚书。五年四月任兵部侍郎，七月任检校户部尚书东都留守等职，九月任河阳怀节度观察等使。七年，入朝为御史大夫。九年，转任礼部尚书，六月病卒，终年七十岁。温造拜访药山，当在他任朗州刺史期间。此事与李翱相混，李翱也是朗州刺史，变成同时有两位朗州刺史。温造所当朗州刺史，应是李翱的后任。因为是在他完成幽州宣谕使任务之后，故称连坐似不妥当。亦即他是长庆中(821－824)担任朗州刺史的。
　　药山惟俨本来如同浮萍，四处飘泊，后人药山，造庵跌坐。乡人送来食物，他说无德何以劳人，不受。乡民强问其一日之费，答称米一升足已，故乡民加上几棵山菜，布施供养。药山每日诵读《法华》、《华严》和《涅槃经》，三十年如一日。数年后因学僧增加，故葺禅室，随着学僧的僧多，禅室也如鳞片般屋连栋接。他以大练布作衣，竹子做鞋，自己剃发、做饭，即使有百数十人的徒弟小僧，始终身体力行，不管有什么珍馐也不改变饮食，夏天夏衣，冬天冬衣，十年如一日，不管建造了多好的房间，安排给他，他依然旧居，虽有野兽围绕，亦不改色，来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传说他用的禅室还是当初那间牛棚小屋，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这种生活态度，终生未变。他体若仙鹤。李翱对药山十分尊敬。临终时，药山说“法堂倒”。门人扶梁加柱，皆不晓其意，药山大笑，合十往生，谥弘道大师，塔号化城。得此谥号，不在唐仲写塔铭时，而在稍后，《五灯会元》卷五系于文宗(826－840)朝。《传灯录》卷二十八收录《沣州药山惟俨和尚语》。
　　船子德诚、道吾圆智、云严昙晟、高沙弥、药山猱等人都在药山学习。高沙弥曾想到江陵受戒，药山惟俨对他说，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并让他这个跛脚沙弥不任僧务，安排他住在药山的后庵。“高”大概是俗姓，故称高沙弥，也叫石室高沙弥，药山猱也住在药山。龙潭崇信是湖北江陵诸宫人，出身于胡饼家，每天提着饼笼到天皇道悟处供养。由此因缘，随天皇学习，后住沣州龙潭寺。龙潭寺在州城北门外，咸通中(860－874)，崇信所建，后称报恩寺。龙潭的龙寺晓钟，为城外八景之一。龙潭崇信因李翱的激扬而出世，故其出世当在李翱任郎州刺史的820年前后。龙潭的寂年不详，综合其师天皇的寂年(748－807)、弟子德山的生寂年(782－865)以及李翱任湖南观察使时的行为(破坏坟塔)，在湖南观察使期间(833年)，未免太晚，自从出了德山后，宗门繁荣。
　　夹山善会(805－881)，广州岘亭人。《祖堂集》作汉广出身。因为五代时广东为南汉疆域，故编纂于五代的《祖堂集》称作汉广。他在潭州龙牙山出家，当是龙牙圆畅住在那里的时候。后在湖北荆门受戒，在荆州学佛，而后住在江苏京口。这时，道吾来了，说：“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师。”故他更衣人禅门，因道吾的介绍，参拜华亭县的船子德城。自从师傅药山圆寂后，道吾、云严和华亭各自分开修行，华亭曾托道吾介绍一个伶俐的弟子来，道吾见夹山是个人物，故作介绍。因为华亭生活在华亭县吴江的船上，故人称其为船子和尚。他们两人的问答中，华亭说：“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速道速道。”夹山正要开口问，却见他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华亭弃舟而去，莫知所终。虽然夹山尽量远离尘世，但身边还是聚集了不少学人，故于咸通十一年(870)在沣州西40里的夹山建造院宇。清朝许湄《夹山记》记载，此处尚有碑在，上刻名句“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华落碧岩前”。众所周知，《碧岩录》即由此得名。在青嶂岭的南面有碧岩泉，五代周朴留有《天门灵泉院》一诗，可见此为寺名。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夹山圆寂，终年七十七岁，法腊五十七。敕谥传明大师，赐塔号永济，韶州刺史金氏撰写碑铭。夹山的应答皆如诗句，成为宋代文学性表现的先河。其谥号和塔名，与东寺相同，显得混乱。
　　(韩昇、刘建英译)
　　〔作者简介 铃木哲雄 1934年出生，日本驹泽大学研究生毕业，博士。现任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国禅宗人名索引》(其弘堂，1975年)，《唐五代的禅宗——湖南江西篇》(大东出版社，1984年)，《唐五代禅宗史》(山喜房佛书林，1985年)，《浙江江西地方禅宗史迹访录》(山喜房佛书林)，《中国禅宗史论考》(山喜房佛书林，1999年)，《宋代禅宗的社会影响》(山喜房佛书林，2002年)，《中国主要地名辞典(隋宋金)》(山喜房佛书林，2003年)。〕
　　〔韩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建英，高级翻译，佛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