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长在那里的。”还有比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更精彩的描述吗？罗布林卡的小导游不以为然，撇撇嘴说:“西藏人认为，布达拉宫是火焰，红宫是跳动的火苗;拉萨河是酥油。”
　　谁的描述更真实？坐在布达拉宫广场前，身份的差异成为无可抑止的困惑——藏人、外来人，谁更能认知、描述并解释神秘的西藏？
　　82年前，法国妇人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经过8个月跋涉，终于渡过拉萨河，布达拉宫就在眼前……回到巴黎后，“法国人如同对待女英雄一般热烈欢迎她”。在布达拉宫广场，大卫-妮尔曾经激动当然可以想象。不过，她那本引发法国人欢呼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在这里已经到了高潮。是神秘的拉萨以及布达拉宫，还是接近神秘拉萨的过程让法国人狂热？大卫-妮尔给我们最深刻的提示是:在传媒时代，观察者更容易成为戏剧的主角，而拉萨与西藏只是她的舞台。
　　很遗憾，我们不是藏人，没法逃遁的身份是外来人。我们有可能接近并认知西藏吗？或者，首先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必须杜绝自我表演，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光客般对亮晶晶的西藏片断的热衷，让西藏成为主角。这是一个挑战。
　　布罗代尔的“内层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可历时千年，所呈现的时间最长，漫长得令人完全不易觉察”，可以被当作一个方法论。由此而观西藏，发源自“神山”冈底斯山的雅鲁藏布江最为引人注目。源头亦在此的还有印度河与象泉河(苏特里杰河)。由北而南，怒江、澜沧江与金沙江都穿越西藏。但是，看起来，西藏人对人类文明根本的河流，并没有对神山那般充满敬意。更多被观察被记录的是:“(西藏人)每当到达一个山口，便脱掉帽子，向山神默祷，然后往石堆上抛一块石头作为祭品。插在石堆上的两个木杆间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挂着五彩的经旗。这些旗子上印满了经咒，被山风吹拂着向远方的天际飘扬。这时，行人会大叫一声，并倾听群峰间传来的阵阵回声。作为临别礼物，可以在旗杆上系一块旧布，就这样把自己的奉献留在多风的高山上。”
　　高山与河流的这种分别，稍有例外的是从北而南注入雅鲁藏布江最大的支流拉萨河。这一西藏故事的核心河流，其例外甚至也不是河流本身，“它的上游有热振寺，建于公元11世纪，是喇嘛教的教派噶当派的发源地。在富饶的彭波河谷中，坐落着达龙寺，它始建于1178年，一度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的大本营。止贡河流入拉萨河东部的拐弯处，这条河的名字来自一度影响巨大的止贡寺。该寺建于1177年，是噶举派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根据地。随后，拉萨河蜿蜒曲折地绕过拉萨南郊，这里有著名的三大喇嘛教寺院:甘丹寺居东，色拉寺位北，哲蚌寺处西。拉萨正西，拉萨河的一条南向支流的上游有楚布寺，是噶举派另一有影响的分区教派的据点”。
　　在那些被研究者称为“写本”的西藏典籍里，没有留下描述山川与河流的空间，有的是寺院与教派。上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柳祺在与西藏人讨论民主的定义后，西藏人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是由神组成，被神统治，并为神服务的政府”。
　　在这一境况里，那位罗布林卡导游的描述，其实更“真实”，也更容易得到认同——对布达拉宫，一座建筑的奇迹，意大利藏学专家图齐的解释是，“建造意味着按照祭坛的模式来重塑世界”。丹麦建筑师克鲁德·拉森(Knud Larsen)在他出版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里，从建筑专业的角度发现，“在藏族宗教建筑物中，内外空间的对比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猜测:受建筑材料和施工限制的建筑师仅仅在内部空间展示了他的真实的构思”——在这里，在内部空间，几乎每一个参观过布达拉宫与大昭寺的观光客都能体会的事实是，“似乎过分地被表现和装饰，这个空间每一个界面都挂有壁画、金属工艺品、木刻、唐卡和装饰性的纺织品。这种势不可当的结果也许真正强调了崇拜的体验，一个神殿内部代表了神在天上的住所，一个在每一方面都与生俱来的富丽世界，而且显示了赐予他们的无限富足”。因此现实，克鲁德·拉森的结论是，“在西藏，正式的公共空间并不存在”。
　　看起来，真实的西藏人消失在“被神统治，为神服务”的轮回里了，“内层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至少目前尚不是西藏人的兴趣。
　　神的降临，以西藏人的观点看，他们定义为松赞干布时代，这位赞普被认为引进了佛教。从事实与学术的层面，这一观点未必不值得讨论。不过，纵观西藏历史，真实改变施主与福田关系，创造性地建立宗教权力逻辑与权力事实的，是萨迦派的八思巴。1260年，年仅2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皇帝封为国师。4年后，忽必烈迁都燕京，又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管理宗教事务。蒙古人与西藏组成世俗—宗教联盟，自此，“驾驭着整个中国，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即使内地无数次地改换皇帝”。曾经与唐朝有过无数次对边疆争夺的吐蕃(西藏人)，因为佛教或者神的降临，当蒙古人进入时，柳祺感叹，“蒙古人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士之国，而是喇嘛之国，或者是精神导师之国了”。有趣的是，当八思巴获得至高无上的国师地位与权力5年后(1265年)，但丁出生于意大利，53岁时，但丁完成了他杰出的《神曲》。薄伽丘在《但丁传》里这样评论:“但丁，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某些人称为诗人，被另外一些人称为哲学家，还被另外一些人称为神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描述:“在中世纪时期，人们的视野，无论在观察客观世界，或在认识自己时，都被一层纱幕遮住了。这层纱幕由宗教信仰、毫无根据的幻想、和先入为主的成见织成的。意大利人最早把这层纱幕撕去了，因而认识了客观世界，并且认识了自己。”这一文艺复兴的开始，始自但丁的发现，“人世间的幸福，可以通过道德的和精神的实践而获得;天上的幸福，则需要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爱的德行生活才能获得”。之后，神圣世界让位于世俗生活，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
　　至少在尝试对西藏做出自己界定的欧洲藏学研究者那里，“中世纪”是他们乐于用之测量西藏的一个坐标。
　　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引用科尔布恩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标准:“主要的关系是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政治活动取决于为数有限的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政治权被看作是一种私人财产;各种职务(军事、法律等)之间的区别相对不大;贵族中明显的等级差别;领地一般是君主为犒赏某些人的效劳而赏赐的土地。”以此标准，石泰安给出的判断，“笼统而言，这些定义也完全适应于西藏”。不过，石泰安这本藏学专著《西藏的文明》，即使出版于1962年，他在书中也谨慎地宣称，“这并不是说西藏文明仅仅是作为另一种样板，或者是以一种人们已经很熟悉的制度的新例证，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神圣/世俗，二元对立的概念使立论者无论选择赞美还是批评，都会依循一个方面建立自己的逻辑起点。在这种情势下，似乎进化论史观更具意识主导性。那本被誉为，“如果你一生中仅仅只愿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么，你就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喇嘛王国的覆灭》核心的诉求便是，“覆灭的原因”。戈尔斯坦理解的原因，“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价值’垄断”。
　　解释系统的建构，真实西藏，看起来是个令人绝望甚至需要放弃的命题。
　　回到“写本”，回到西藏典籍，梳理众多藏文典籍而成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以及被译成汉文的那些西藏高僧传记，符合强调信史，把历史研究变为“科学之历史”的德国史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习惯的主题方向:政治与战争。这是一个已经被超越了的过窄的观察向度。在此种历史观念的教导下，兼有“神治社会”的遗留惯性，“超自然”是西藏人真正的兴趣，对此经典的描述是，“他们习惯于用提问的方式开始攻势，在钦佩对方深奥精确判断的同时，含而不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旦扯到超自然的话题，他们会无休止地列举西藏盛产的奇人怪事，让你大开眼界又不可思议。”——所以，无论西藏人，还是外来人，西藏仍有待发现。
　　寻找西藏的谜底，或者说接近西藏的过程，像审视法国人是“神秘的拉萨还是接近神秘拉萨的过程让法国人狂热”一样，来审视我们曾经的种种发现，或许结果不再那么令人沮丧。在那本力图摆脱意识形态控制，却最终被控制的《东方学》里，爱德华·W.萨义德的定义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我们所发现与解释的西藏:“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
　　或者，西藏当下更具解释力的价值，是作为“他者”的存在。观光客、记者、研究者发现西藏以及不断的阐释与再阐释，其目的是为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似乎，神圣、世俗结构，可以因此而在更温和的态度下被重新使用。
　　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对西藏轰动或不轰动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对布达拉宫还有一段容易让人忽略的叙述:“它恰到好处地缺少一棵大树或是一座高山那样的匀称美，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漫不经心的芜杂先是突出了红色的中央，继而突出了宫顶金色的亭阁，于是人们的目光被自然而然由不重要之处引到了它的精粹所在，人们的目光和心灵都被牵去了。”那将“人们的目光和心灵都牵走了”的宫顶金色的亭阁，下面是各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布达拉宫广场仰望这一大体量的建筑，我知晓这一事实后，震惊查普曼无意识的发现，更震惊西藏建筑师的天才——各位达赖喇嘛的肉身就在这金亭之下的灵塔之中。任何一个西藏人都会告诉你，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
　　也许，即使很偶然，外来人也有可能一窥神秘西藏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