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以西藏地区为中心，向东传播，在云南主要传播于滇西北地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德钦县和维西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福贡和贡山县）以及丽江（丽江县和宁蒗县）等地区。藏传佛教长期以来对云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起着重要的影响。
　　滇西北地区有悠久的佛教历史,早在6世纪末至7世纪初就有印度佛教阿黎派僧侣来滇西北地区传播佛教。《光绪鹤庆州志·仙释》载：“唐赞陀哆尊者西域僧，自摩伽国来，又号摩伽陀，结茅于鹤庆之峰顶山”。又“元化寺在城南，昔蒙氏因梵僧赞陀卓锡通水，遂建此寺”（《光绪鹤庆州志·寺观》）。
　　从公元678年（唐仪凤三年）到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的百多年间，滇西北地区是吐蕃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松赞干布时期的前弘期佛教也小规模地传入滇西北地区，但藏传佛教大规模地、正式地传入云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是从11世纪中叶开始，直到15世纪初叶的三百多年间。这是因为11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各教派次第形成，造成一种佛教文化欣欣向荣的局面，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取更多的信徒，各教派先后向与西藏接壤的滇西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传播和发展。
　　一种宗教的发展一般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宗教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统治阶层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具备相信这种宗教的条件。11世纪以后，云南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相继进入封建制社会，各地封建割据势力次第形成。封建制社会中新兴的封建领主阶层觉得需要借助于一种统一的宗教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此藏传佛教一传入就得到了封建领主阶级的支持，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藏传佛教各教派传入云南地区的时期有先有后，而且各教派传播的路线也各有不同。由于传播的地区和时间不同，彼此的规模和声势相差悬殊。据地方志和实际调查的材料看，最早传入云南地区的教派是噶举派和宁玛派。噶举派约于11世纪末分别从西藏和康区两路传入云南德钦、中甸、维西、丽江、宁蒗永宁等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20世纪50年代末，对噶举派原在西康德格县的母寺八蚌寺（今属西藏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调查证明，元、明两代康区的噶举派与云南的噶举派有密切的联系。报告说：“白教约于宋宁宗时由僧都松钦巴自西藏传入康区，经元、明两代，得到发展。该寺系由第一代斯笃活佛所建，因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德格土司的大力扶持，势力大大发展。该寺即为德格土司五大家庙之一。该寺在白教中地位很高，仅次于主寺--后藏粗卜寺，同为白教在康区之圣地。寺辖分寺约70-80座，分布于德格、邓柯、康定(如贡呷寺)、丹巴、稻、云南丽江以及青海等地。”解放前,云南噶举派的僧人一般都按传统到康区德格县的八蚌寺和后藏粗卜寺去修习噶举派的经典和教义。
　　噶举派经元、明两代在云南藏区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发展。至清朝统治迪庆地区后，黄教受到蒙人支持，强迫噶举派改宗黄教，从此噶举派在迪庆藏族地区日趋衰落，但在纳西族木氏土司直接统治的地区，噶举派却有所发展。地方志记载有噶举派大宝法王、二宝法王，在清初因斗争失败而逃难至丽江的史实。《光绪鹤庆州志》记其事说：“顺治十七年二月西番大宝法王因斗争被逐移居丽江中甸，遣喇嘛自鹤庆出云南入贡。”又“康熙六年丁未八月蒙古侵据丽江府属中甸地，西番二宝法王哈与临清格丁等契家来奔。”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噶举派在迪庆藏族地区失利，被迫改宗黄教，但仍有一部分忠于噶举派的转移到了丽江、维西、贡山等地。至今云南噶举派就集中在这些地区活动。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支派最繁多的一个教派。最初为两大传承，或称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从琼波南交巴开始的，叫香巴噶举派系统；另一个是从玛尔巴传下来的，叫作塔布噶举系统。云南噶举派属于塔布噶举系统，而塔布噶举又先后形成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戎噶举和帕竹噶举4大派。在4大派系中的帕竹噶举又分化为止贡巴、达垅巴、主巴、雅桑巴、绰浦巴、修赛巴、叶巴、玛仓巴等8小派。云南噶举派多数是属于塔布噶举系统中的噶玛巴派，主要分布在丽江、维西、贡山纳西族地区及德钦、中甸部分藏族地区；主要寺院是丽江的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这五大寺是原西康德格县的八蚌寺，即噶玛巴派母寺的分寺。云南噶举派除多数属噶玛巴派以外，还有少数属帕竹噶举的小支系止贡巴和达垅巴，这两个小支系主要分布在维西县和贡山县；主要寺院是维西县的来远寺和贡山县的普化寺。 宁玛派在云南的传播历史也很久远，该教派传入云南的时期约与噶举派同时，即在11世纪末从西藏传入迪庆藏族地区。
　　宁玛派在云南的特点是组织涣散，分散发展，没有和地方官府势力密切结合，寺院小而分散，没有在当地形成一个稳定的寺院集团。此外，云南宁玛派的分支很多，在当地有“红教十八种”之说。归纳起来，云南宁玛派僧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僧人叫作“仓巴”，亦称“汗巴”或“安巴”。“汗”或“仓”在 云南藏语中意为“孤独”，即不合群的意思。仓巴专靠念经念咒在社会上单独活动，不注重学习佛经，无系统的佛教理论，亦无固定寺庙，习惯在山林岩穴中独自修习密法。仓巴为人禳灾念经及祭神驱鬼仪式颇似苯教。
　　第二类僧人有经典，也有师徒或父子的传授，据他们的经典来源，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叫作噶玛，又称为口传，这种口传经典主要是根据公元8、9世纪以来翻译的密宗经典，在民间由父子或师徒间相传而沿袭下来的；另一种叫“代玛”，又称“伏藏”，据说是8世纪末由莲花生等人埋在地下的密宗经典，几百年后被人挖掘出来，进行传授的。
　　云南宁玛派僧人很喜欢敬奉伏藏经典，历史上曾发生过挖出伏藏经典的故事。如民国年间，在中甸东旺的一个岩穴内挖出3尊铜佛像和一箱经典；又如解放初期，在丽江与中甸交界的一座山（藏语名“俄咪尼”）的岩穴内挖出20个密封的经丸。这些挖出来的伏藏经典，是不是莲花生时期的密宗伏藏，还有待于考证。
　　云南宁玛派僧人很崇敬“三素尔”，并继承了三素尔行医又传教的传统。他们中有很多人懂得很多传统的秘方，自己采药，制成药丸为人治病，颇受群众欢迎。例如现任迪庆藏族自治州佛协副主席、州中医院院长、云南省人大代表的茨称甲错（又名向活佛），就是云南藏传红教最有名的活佛。
　　宁玛派在元、明两代盛行云南中甸、德钦、维西等藏族地区，当时红教寺院林立，僧侣众多，是占主要地位的教派。至清代，由于黄教势力扩大，入藏的蒙古兵以武力支持黄教，强迫红教改宗，寺院也改为黄教寺院。由于红教徒的强烈要求和清政府官吏从中斡旋，仅保留最古老的安抵寺，并改名为承恩寺。从此以后，宁玛派的势力一蹶不振，它的宗教地位被黄教所取代。但红教在云南藏区历史久远，对云南藏族群众有深刻的影响，拥有深厚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宁玛派能与受统治阶层支持的格鲁派在云南藏区进行对峙，并最终保 住了自己的势力和地位。直到现在，宁玛派在云南藏区也还是仅次于黄教的一个大教派。
　　云南宁玛派的寺院大小共有19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承恩寺、英珠寺、托拉寺、白塔寺、云顶寺、折崩寺等。云南宁玛派僧人多数去西藏桑耶寺和多吉扎寺学经修习，中甸东旺的云顶寺是多吉扎寺的分寺；另有一部分宁玛派僧人去康区的白玉寺和噶陀寺学经修习。云南宁玛派和西藏宁玛派、康区宁玛派之间历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今，他们之间的活佛常相互访问，传经习教，关系十分密切。
　　萨迦派在云南的分布地区主要是蒗蕖和永宁等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信仰萨迦派的民族现在主要是摩梭人和普米族。据实地调查，云南中甸、德钦、维西等藏族地区历史上曾信仰过萨迦派，至今中甸格咱、东旺等地藏族民房墙上仍有刷三色的（红色线条代表文殊、白色线条代表观音、兰色线条代表金刚），这与信仰萨迦派（花教）有关，但萨迦派僧侣在当地已绝少。
　　萨迦派传入云南蒗蕖、永宁等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的年代大约是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时代。1253年，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途经今四川的盐源、木里、甘孜、阿坝以及云南宁蒗永宁等藏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忽必烈为了利用和争取藏族宗教上层人物，派人去凉州召萨班（萨迦第四祖）到六盘山和他会见，因萨班年老未去，而由八思巴代替前往六盘山会见忽必烈，此后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当时康区以及云南摩梭人地区盛行噶举派，但由于八思巴的宗教活动以及元朝的扶持，萨迦派在云南蒗蕖、永宁等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兴盛起来。
　　当地萨迦派的寺院主要有：永宁格母山（汉称狮子山）下的萨迦寺，该寺建于元初，比永宁扎美戈寺（黄教）早二百多年。该寺定额僧人500名，僧人全系摩梭人和普米族。此外是蒗蕖萨迦寺和挖开萨迦寺，蒗蕖萨迦寺定额僧人400名；挖开萨迦寺定额僧人300 名。这三座寺的历代寺主同时也是“堪布”，均由土司之弟担任。
　　萨迦派对当地摩梭人和普米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起着深刻的影响。凡自然灾害、患病、丧葬、出行、修房盖屋等，都要请僧人念经做法事；凡有男儿的家庭都有一至两个男儿要削发当喇嘛；多数家庭有自己的小经堂，供本家喇嘛念经修习。此外，衣食住行以及生子命名、宗教节日等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因此，永宁及四川木里一带的普米族尚自称“藏族”，其主要原因是受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
　　元代，萨迦派在西藏、康区以及藏、川、滇交界的地区能达到盛极一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元朝中央政权的支持，所以它的兴衰是和元朝势力的强弱紧密相连的。元朝中期以后，蒙古皇室的统治力量衰弱了，萨迦派在各地的声势地位也很快低落下来。至清代，格鲁派（黄教）传入云南藏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萨迦派被排挤，从而声势地位每况愈下，寺院多被毁坏，僧侣日益减少。现在，云南萨迦派仅存在于宁蒗县蒗蕖、永宁两地，而且声势地位也远逊于格鲁派。
　　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格鲁派（黄教）是最有势力的一个大教派。同样，格鲁派在云南的势力也最大，该教派的政治经济力量和寺院僧侣人数以及拥有的群众，都居其它教派之冠，格鲁派在云南藏族、摩梭人和普米族信众中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格鲁派约在15世纪末传入云南德钦、中甸、维西以及宁蒗永宁等藏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据《明实录》记载，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于1580年接受云南丽江纳西族木土司的邀请到达康区的巴塘、理塘一带传教，并在理塘时主持修建了理塘寺。这里当时是木土司的辖区。云南中甸古称建塘，与康区的巴塘、理塘地域犬牙交错，同称“三塘”。明中叶，格鲁派兴盛于这一带地区，至清初，格鲁派在云南中甸、德钦、维西等地已具相当规模，并发展到宁蒗永宁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
　　关于清初格鲁派在当地兴建寺院和僧侣活动情况，《新修中甸厅志书稿本·寺观志》记载：“归化寺在正北隅，离城十里，居于瑞兆土山之上，古名松参岭。故欲穷寺之本末，必先溯其寺之原委。自康熙年间，五代达赖喇嘛由西藏到甸，寻一胜地，欲建寺宇，因观见瑞兆土山有万马归槽之势，前有碧海，潆洄银波浩荡，后有团山，倚枕叠带如眠……于康熙己未年奏明圣主建立铜瓦大寺，层楼高耸，上接云霄，新更名曰归化寺。安设黄教喇嘛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分住八康千，净室安静梵修，复设掌教大喇嘛喀木一名，执掌法规，约束僧众，每日三朝讽诵万寿皇经，虔诚无懈。……乾隆十五年钦奉钦袭和硕果亲王御赐匾额慈云广覆四字，以标题大寺寺内，每年祈丰保境，荐设太平斋醮三四供，需用香灯使费，名曰普善银两，此项费银着喇嘛同五境民人共摊。归款将见僧众济济，共祝万寿无疆，梵语 ，同歌一人有庆，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斯亦不负大寺之设也哉。”
　　清代，格鲁派受到清皇朝的大力支持，强迫其它各教派改宗黄教，因而格鲁派的寺院和僧侣人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占主要地位的教派。此外，格鲁派从传入之时起，就和当地的世俗统治阶层紧密联系，与当地封建土司政权相互依存，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寺院经济，进而发展成为藏族社会上独立的寺院集团势力。封建统治阶层也认识到格鲁派具有比其它教派更强的宗教号召力量，所以格鲁派的传播和发展得到封建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同时，人民群众也欢迎、信任经过“宗教改革”的戒律严格的格鲁派。这样，格鲁派的社会影响和宗教声势就比其它教派更广泛。
　　云南格鲁派的主要寺院有：中甸归化寺、东竹林寺（过去属维西县），德钦县的德钦寺、红坡寺（亦名羊八井寺）和宁蒗县永宁的扎美戈寺。归化寺建于清康熙年间，由西藏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主持修建。钦定僧侣名额1226名，分住8康千（康村）。东竹林寺建于清雍正年间，由7个红教小寺院合并而成，僧侣定额700名，其中尼姑（云南藏语称为“巨姆”）200名。红坡寺建于清雍正年间，僧侣定额300名。德钦寺建于清康熙年间，由13个红教小寺院合并而成，僧人定额300名。永宁扎美戈寺，最初由明代噶玛巴派活佛所建，清雍正年间扩建改宗黄教，僧侣定额700名，该寺是云南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最大的黄教寺院。
　　文章来源: 《彩云法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