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的印光法师，对佛教尤其是净土宗在近代的复兴和发展，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其代表作《印光法师文钞》自从问世以来，一直深受佛教四众信徒的青睐和喜爱。直至今日，它仍是最受欢迎的佛门宝典之一。
　　《印光法师文钞》的问世，与近代著名佛教居士高鹤年有着密切关系。印光法师，一八八一年（即清光绪七年辛巳）出家于陕西终南山南五台。一八八六年（即光绪十二年丙戌）八月十五，辞师前往当时著名的净土道场北平红螺山资福寺（今位于北京市怀柔县境内）参学。是年十月，入堂念佛。翌年初，请暂假朝五台，随即返回。在红螺熏修三年后，印光法师于一八九零年（即光绪十六年庚寅）四月迁住北京龙泉寺，继续勤修净业。是年冬，行脚东三省。一八九一年（即光绪十七年辛卯），返回北京，住阜成门外圆广寺。一八九三年（即光绪十九年癸巳），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检阅料理乏人相助。圆广寺众以印光法师做事精细审慎，荐于化闻长老。长老见师道行超卓，事毕，即请师伴行南归。从此驻锡普陀山法雨寺，前后共三十六年。至普陀后，化闻长老请师任法雨之首座，主理藏经。师即安单藏经楼，念佛阅藏，精进不已。一八九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高鹤年居士到普陀山参访，并至法雨寺吊唁化闻长老。因慕师清修之德，遂访师于化鼎丈室，从此与师法缘深结。
　　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壬子），狄楚青居士在上海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居士将《丛报》邮寄给印光法师。师于一九一二年冬得睹之，见其中有评议政治之言论，恐人藉此讥诮、危害佛法，故以云水僧常惭之名，致函编辑者，望能立论均平，但意见未被采纳。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癸丑）秋，高鹤年居士再至普陀访师，并向师索文稿以编入《丛报》。师不知索稿为发表，即与其旧作四篇。高氏即持与当时主编《丛报》之黎端甫居士，后分别发表于《丛报》总第九、十期，亦即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甲寅）之第一、二期。第一篇曰《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第二篇《宗教不宜混滥论》，此两篇署名常惭；第三篇《佛教以孝为本论》，第四篇《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此两篇署名普陀僧。第一篇发表于《丛报》第九期，其它三篇发表于第十期。此四篇论文，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印光法师后来的弘法宗旨，既反映了他对佛教发展历史的准确把握及佛教修学理论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依据时节因缘而弘法的方便智慧。四论于《佛学丛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北京徐蔚如居士的注意。他于师之知见甚为服膺，赞叹“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浅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也。”但最初他并不知常惭是谁，虽四处打听，亦不得而知。至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乙卯），问于谛闲法师，方知是普陀法雨寺之印光法师。
　　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丁巳），徐蔚如得师与其友信三封，印五千本送人，名曰《印光法师信稿》。三封信即为《文钞》中《复邓伯诚居士书》二通（《信稿》伯诚作秉均）、《复邓新安居士书》一通（《信稿》新安作秉权）。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戊午）春，徐蔚如以历年搜集所得师之文稿，共二十二篇，在北京刊印，题名《印光法师文钞》。随即，徐氏以北京讲经会派他至宁波观宗寺礼请谛闲法师入京开讲《圆觉经》之因缘，奉母并持所印之《文钞》，于三月末至普陀法雨寺竭诚礼觐，恳求皈依座下。师以一向不收弟子之故，坚持不允，令其皈依谛闲法师。徐氏此次虽未能满皈依之愿，却于师处获稿颇丰。一九一九年（即民国八年己未）秋，徐又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在京印为《印光法师文钞》续编。是年冬，徐蔚如以母逝南归。因《文钞》文字般若感人至深，南方缁素索阅颇众，丧事毕，徐即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洽商，拟将《文钞》重新排印以广流通。一九二零年（即民国九年庚申）春，着手排版，合初续两编，按类编次。经张云雷及徐氏之再次征集，又增稿三十四篇，于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辛酉）正月出书，共二册。一九二二年（即民国十一年壬戌），印光法师又于扬州藏经院木刻其本，作四册，次年出书。一九二三年（即民国十二年癸亥），印光法师令商务印书馆另排增定本，作四册，留板。初次印二万部，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甲子）出书。一九二五年（即民国十四年乙丑），师又令中华书局排《文钞》增广本，仍作四册，留板，此亦即现今流通之《文钞》初编。因南北战事阻碍之故，增广本至一九二七年（即民国十六年丁卯）方出书。由于纸价昂贵，初次只印二千部。同年，又令浙江印刷公司印一万部，后由于公司失火，只印五千部。一九二八年（即民国十七年戊辰），又令上海大中书局印六千部。
　　一九一八年后，印光法师因刻印经书等事，常往来于普陀、上海、扬州之间，至沪则苦乏落脚之处。一九二二年，真达上人在翻造上海太平寺的时候，特意为印光法师准备了一间净室。从此，太平寺就成了师至上海的暂居处，亦成了时贤仰慕问道之所，太平寺亦因此而远近闻名。自《文钞》印行以来，师之法缘日盛，弘化日广。至一九二八年，师因厌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觅地归隐。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己巳），师与他人信中常言归隐之意。时有广东弟子黄筱伟居士等数人，建筑精舍欲迎师赴香港，师已允往。七月，师离普陀至上海太平寺。至沪后，以《历史感应统纪》排印之事未了结，归隐一时不能成行。而真达等人又以江浙佛地信众尤多，一再肯请师慈悲留住。师终以法缘所在而辞香港之约，于一九三零年（即民国十九年庚午）二月往苏州报国寺掩关。
　　自一九二六年（即民国十五年丙寅）《文钞》增广本由中华书局大致排好之后，印光法师就不再保留任何稿件。一九三零年至苏州报国寺后，当家明道师令人私抄师之文稿。一九三五年（即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十月，明道师去世，抄录遂止。一九三七年（即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冬，为时局所迫，师遂顺妙真等请，于十月初十迁住苏州灵岩山寺。师至灵岩后，抄录者将文稿移交给灵岩当家妙真师。妙师又令人于《半月刊》等报中搜罗未录之稿，预备誊清付排。师知之，势不能已，只好详校令排，满彼之愿。一九三九年（即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初夏，师作《〈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发刊序》。一九四零年（即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八九月间，续编《文钞》出书。
　　自一九一四年高鹤年居士将师所作四论登《佛学丛报》以来，慕法问道之士日渐其多。师不畏其烦，或当面开示，或书信往来，教人以伦常为基、以因果为纲、以净土为归。而师之文字感人尤深，人争请读，由是而有《文钞》之屡次增广排印。一九四零年，印光法师西归后，正续编《文钞》未收之文稿尚有不少，《弘化月刊》随即准备征集刊载。一九四二年，罗鸿涛居士因恐《文钞》未收之文稿日久散佚，商诸德森法师，拟编《外集》。先后在《弘化月刊》四次登文征集，历经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方搜集完毕。并于一九五零年夏历十一月初四，师生西十周年之际，作《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序》，预备将师之遗稿付排流通。后由因缘不具，《文钞》三编终未能出版。直至一九八零年，苏州灵岩山寺明学法师偶于寺之藏经楼发现罗氏所编《文钞》三编原稿。随即与福建莆田广化寺圆拙老法师商量，欲将失而复得之三编付梓流通，得到圆老之赞许和支持。遂于一九八九年付排，一九九零年师生西五十周年之际，《文钞》三编终于问世。另外，台湾的广定法师根据《弘化月刊》等近代佛教历史资料，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又重新编辑了一部《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在海外流通，并进而编辑了《印光大师全集》（共七册）。
　　师之弘法文字，除了三编《文钞》外，尚有《嘉言录》初、续编及《菁华录》共三种《文钞》辑录本。《嘉言录》初编由李圆净居士依据《文钞》分十科摘录，印光法师为作《〈嘉言录〉题词》。一九二七年二月开始排印报纸本，至同年八月出书。同年十二月，又依新出之《文钞》增广本排一书册本，印光法师又为作序，一九二八年出书。《嘉言录》续编系印光法师往生后，广觉法师与徐志一居士依据《文钞》续编共同节录的。体裁依旧，德森法师为作序，于一九四三年付排。《菁华录》系李净通居士依据已出版之《文钞》正续二编及已编完未出版之《文钞》三编分类摘录的，其体裁亦与《嘉言录》初续二编相同，圆瑛法师为作序，于一九五二年付排。此三种节录本，由于简明扼要，便于初机，故而一印再印，影响亦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