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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入灭前后 末后的教诫 传为慧能所说的,除大梵寺说法,弟子的问答机缘外,都是晚年的末后说法。依‘坛经’所传,有三部分:一、为“十弟子”说,如(大正四八·三四三中)说: “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这是指示为人说法的方便。三科法门,即阴、界、入。在界法门中,说明“自性含万法”──十八界;自性起十八邪,起十八正,与“性起”说相通。三十六对,分外境无情的五对,语言法相的十二对,自性起用的十九对,这是经中所没有的分类法。这三大类,大概是依器界,有情(如凡圣、僧俗、老小等),法,即影取三世间而立的。“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一切不离文字,也就是一切无非相依相因的对待法。所以“出语尽双”,“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出没即离两边”,而能“不失本宗”。三科,及三十六对中的“有为无为”,“有色无色”,“有相无相”,“有漏无漏”,与阿□达磨的自相(三科),共相(对法)有关。这是以当时论师的法相为对象,扩大分类而引归自宗的。禅师们好简成性,三科三十六对,大概也嫌他名数纷繁,这所以一向少人注意! 二、先天二年(七一三)七月八日(那时实还是延和元年,到八月才改为先天的),慧能与大众话别。大众都涕泪悲泣,慧能为大众说‘真假动静偈’,直指离假即真,“动上有不动”。“众僧既闻,识大师意,更不敢诤,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告别”,到这已圆满了。 在告别而大众悲泣中,有一段话(大正四八·三四三下)说: “唯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 慧能对大众而独赞神会,应该是荷泽门下“坛经传宗”时所附益。 接着,上座法海启问:“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在本章论“传法”时,说到法海对于“付法”,是“当理与法”的;是“十弟子”分头并弘的。“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这就是付嘱,而现在再问“衣法当付何人”,显然是前后矛盾!在这一问答中,说到付法(大正四八·三四四上)是: “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我正法”。 这明显是暗示神会,于开元二十年(七三二)顷,在滑台大云寺,召开定南宗宗旨大会的事。‘神会语录’作“我灭度后四十年外”。‘坛经’大乘寺本,作“有南阳人出来……即是吾法弘于河洛,此教大行”,更明显的暗示神会在洛阳提倡南宗,这分明是荷泽门下所附益的。 说到传衣,‘坛经’(大正四八·三四四上)说: “衣不合传。汝不信,吾与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若据第一祖达摩颂意,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颂,颂曰:第一祖达摩和尚颂曰:吾来大唐国,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炖煌本历叙六代祖师付法颂;末了,还有能大师的二颂。‘坛经’的别本,缺二·三·四·五祖颂,及末了的能大师二颂。这更近于‘坛经’古意,炖煌本的增广,连文字也重复不顺。‘坛经’原意,可能仅有达摩颂,是用来证明“衣不合传”的。其他,是神会门下,为了“坛经传宗”而附入的。达摩颂说:“吾来大唐国”,这分明是唐人所作(后来有人发见了问题,才改为“吾本来兹土”)。“五叶”,就是五世。神会在洛阳,请“太尉房棺,作六叶图序”(宋僧传神会传)。李邕作‘大照禅师塔铭’说:“今七叶矣”(全唐文卷二八0)。大家还要一叶一叶的传下去。本颂只说“五叶”,相信是曹溪门下,“分头并弘”者所作。到了弘忍,佛道隆盛,从此“百实皆成”,不用再一代一人的传承了。这一颂,被解说为:从初祖传二祖,一直到五祖传六祖──五传而“衣不合传”的明证。这是‘坛经’引达摩颂的原意,而荷泽门下,引申为付法传衣偈,增为六代付法颂,以证明“传宗”的可信。到慧能而“衣不合传”,‘坛经’原意为佛道隆盛,分头弘化,(衣只一件,所以)不用再传衣了。而荷泽及门下的意思,却并不如此。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九三)说: “因此袈裟,南北僧俗极甚纷纭,常有刀棒相向”。 贾□撰‘杨州华林寺大悲(灵坦)禅师碑铭并序’ (全唐文卷七三一)说: “及曹溪将老,神会曰:衣所以传信也,信苟在,衣何有焉!他日请秘于师之塔庙,以熄心竞。传衣繇是遂绝”。 圭峰‘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续一四·二七七)说: “缘达摩悬记,六代后命如悬丝,遂不将法衣出山”。 荷泽与荷泽门下,都以避免诤执,为不传衣的理由,这是与‘坛经’的旧传不合的。荷泽下与‘坛经’的旧传不合,可见“传衣”的传说,是曹溪门下的旧说,而不是神会个人伪造的。 三、慧能是八月三日入灭的。那天食后,慧能又与大众话别。法海问起:“此顿教法传受,从上已来,至今几代”?这才有七佛来四十世的叙述。这是继六代传法偈的意趣而扩展的。这一祖统说,是荷泽门下所立(荷泽神会还只说东西十三代”,与六代传法偈相结合,为“坛经传宗”的重要部分。 法海又启请大师,留什么法令后代人见性?慧能更说“见真佛解脱颂”──“自性真佛解脱颂”。然后要门人,“莫作世情哭泣,而受人吊问,钱帛,着孝衣”,这都符合律制。最后的教诫(大正四八·三四五上)是: “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但能(原作“然”)寂静,即是大道”。 入灭 先天二年(七一三)八月三日,夜三更,慧能“奄然迁化”了。“端身不散,如入禅定”。这几天,曹溪有“异香氤氲,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等异征。王维‘能禅师碑’,‘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曹溪别传’,都传说相近。 早在先天元年(其实是延和元年),慧能命人“于新州国恩寺造塔”。传说中的禅者,因袭性极强。道信将入灭,命弟子弘忍造塔,是道宣‘续僧传”所说。‘传法宝纪’(弟子没有名字),‘历代法宝记’(“弟子元一”),都有命弟子造塔的记录。到弘忍,也命弟子玄赜等起塔(见‘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到慧能,也在故乡──新州的(龙山)国恩寺建塔,如‘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二下)说: “至景云二年,命弟子立楷,令新州龙山造塔。至先天元年,问塔成否?答:成。其年九月,从曹溪僧立楷、智海等问和尚:已后谁人得法承后,传信袈裟”? 此说与‘神会语录’大同。惟‘语录’为玄楷;而造塔为“立楷智本”二人。这一段,与炖煌本‘坛经’相同,惟年月参差(这就是传说不同)。弘忍造塔,没有半个月就完成了,后来就全身不散的葬在塔中,塔只是塔龛,不可拟想为大塔。智海等问和尚,与法海问相同,可见传说中的智海与法海,实为一人。 慧能在新州造塔,据‘别传’,慧能于延和元年(七一二)归新州国恩寺。到先天二年八月入灭,约有一年时间,慧能住在国恩寺,是在新州国恩寺入灭的。入灭后,新州国恩寺,与韶州法泉寺(宝林寺),曾有一番辩论。结果,慧能的遗体,从新州迎回曹溪安葬,那是十一月十三日。慧能的塔院,由弟子令滔管理;从上传来的袈裟,也留在塔院供养。塔院,并非本寺,而是附属于本寺的别院。 弟子的到处弘化 慧能卒后一百零年,柳宗元撰‘赐谥大鉴禅师碑铭’就说:“凡言禅皆本曹溪”。曹溪禅的发达,成就,晚唐以来,一般都重于洪州、石头。洪州、石头,诚为晚唐来的禅宗主流,但曹溪禅风的发展,到笼盖教界,决不只是洪州、石头门下的功绩。近人胡适之,从炖煌出土的有关神会的遗著,而说“凡言禅皆本曹溪,其实是皆本于荷泽”(神会集九0)。又有对于南宗的发展,特重“江南般若系统”,偏重于江东佛教的影响。这些片面的,过分的偏重,都是不能正确了解曹溪禅开展之全貌的。从曹溪门下的各方面开展去看,大体可分“岭南”,“江南”,“中原”──三区,试从此略窥曹溪禅开展的一斑。 一、“岭南”:慧能弟子的分头开展,大体上都向故乡(广义的)去的。慧能在广韶行化四十余年,在慧能入灭后,岭南方面的弟子,多数留在广韶──岭南区域,这是当然的事实。佛教的史传,对边区一向是疏略不备。岭南方面弟子的漠漠无闻,决不是从此衰落不堪。确认岭南方面弟子的继续发展,在‘坛经’与禅宗史的研究中,为一必要的前提。 慧能在日,韶州学众,经常有千余人。晚年受皇室的尊敬,敕修寺院。肃宗时,又迎请传法袈裟到宫内供养。这对于慧能游化区的佛教,是莫大的鼓舞。元和十年(八一五),宪宗赐六祖谥为“大鉴禅师”。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大正四八·三六三中)说: “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书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幡盖钟鼓,增山盈谷;万人咸会,若闻鬼神。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勇奋厉,如师复生”。到那时,曹溪山还是千百众的道场。岭南方面,应不乏杰出的师僧,不能因传记疏略不备而漠视,或否认其真实存在的。 坛经’的“十弟子”,只是晚年随侍在侧的,而且是曹溪法泉寺的弟子。依‘传灯录’ (卷五),志诚,法达,智常,神会,志彻,都是外来的。惟“韶州法海”,“广州志道”,是岭南人,一直在广韶一带行化。此外,“曹溪令韬”,即守护衣塔的行滔。“广州吴头陀”,“罗浮山定真”,“广州清苑法真”(或疑为十弟子中的法珍”,都是十弟子以外的。‘坛经’的原始部分,是法海(或作智海)所记所集,为手写秘本而展转传授。其传承,炖煌本为:法海──(同学)道□──(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兴”,疑为“泉”字草书的误写)寺,见今传受此法”。惠昕本作: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坛经’是曹溪山僧传出来的。原始部分,经一番补充而成“南方宗旨”。传入中原,流到荷泽门下,演变为“坛经传宗”。‘坛经’的记录传出,为慧能门下,曹溪山僧对禅宗的重要贡献! 景慕慧能,称之为“生佛”、“肉身菩萨”,所说为‘坛经’的,正是岭南的僧俗。从充满信仰的热忱中,传说出慧能(及身后)的事迹。关于出家,受戒的,是广州法性寺所传。慧能与曹溪的关系,在曹溪的修建,受皇室尊敬供养,敕建寺院,迎请袈裟,这都是曹溪的光荣,而经常传于人口的。这些,流入大江南北,为荷泽门下所接受的,如‘瘗发塔记’,‘略叙’,‘曹溪大师别传’。这些传说,稍后为江南──洪州门下所承受而改编的,是‘宝林传’。‘宝林传’叙述从佛,一代一代的二十八祖,又传到东土六祖──曹溪宝林寺慧能。这些传说,部分过于传说性,不免冲淡了史实性。然而传说,对宗教来说,正是感召人心,宗教活力的源泉之一。渊源于慧能旧日游化区的传说,从禅宗的发展来说,影响力的巨大,是难以想像的! 二、“中原”:这是以当时的政教中心──京、洛为中心,而向南北延申。在禅宗的开展中,东山下的法如在嵩山,神秀在当阳开法,引起则天的征召。以神秀为首的弘忍弟子,纷纷入京洛,而京洛成为北宗的化区。禅者,诚然是帝阙不异山林,然在一般来说,弘化京洛,不免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而多少沾有贵族的气息。曹溪禅本富于平民的,劳动者的特色,但在发展中,京洛的中原,也还是教化的重点之一。神会在南阳时代,就开始了定慧不二──顿禅的阐扬。开元二十年(七三二),在滑台召开论定宗旨的大会。天宝四年(七四五),神会入东京洛阳。神会采取了敌前挺进的姿态,抨击北宗,不免引起了北宗的反击。以‘坛经’一再告诫的“无诤”的曹溪禅风来说,神会的敌对态度,是不足取的。然而顿禅在京洛的迅速生根而发扬起来,不能不说是神会的勋绩!胡适整理了这方面的资料,使当时南北相抗的局面,明确的显示出来。然如以为曹溪禅在中原的流行,开始于神会,一切功德归于神会,那就未必然了! 司空山本净,天宝三年(七四四)十二月,应召入京,为慧能门下第一人。本净入京,比神会到洛阳,还早一年呢!在神会受皇室尊敬时节,传说为慧能的另一弟子南阳慧忠,又于上元二年(七六一),应肃宗的礼请而入西京(长安)。此外,在北方弘禅而与神会同时的,如‘历代法宝记’(大正五一·一八六上)说: “天宝年间,忽闻范阳到次山有明和上,东京有神会和上,太原有自在和上,并是第六祖师弟子,说顿教法”。 无住于天宝八年(七四九)出家受戒。听说六祖的三位弟子,弘顿教法,还是出家以前,七四六──七年间的事。当时,今河北省的范阳,山西省的太原(‘传灯录’作“并州自在”),都有曹溪弟子弘开顿教的踪迹。更早些,慧能弟子净藏(‘传灯录’作“嵩山寻”,寻为藏字的误写),于慧能入灭(七一三)后,就来嵩山的会善寺,天宝五年(七四六)去世,如‘嵩山(会善寺)故大德净藏禅师身塔铭’(全唐文卷九九七)所说。而慧能弟子晓了,也在匾担山弘阐曹溪禅,如北宗弟子忽雷澄,作‘晓了禅师塔铭’(全唐文卷九一三)说: “师住匾担山,法号晓了,六祖之嫡嗣也。师得无心之心,了无相之相。……师自得无无之无,不无于无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于有也。……师住世兮曹溪明,师寂灭兮法舟倾。师谭无说兮寰宇盈,师示迷途兮了义乘。匾担山色垂兹色,空谷犹留晓了名”。 忽雷澄以为:晓了“得无心之心,了无相之相”。晓了是“得无无之无,不无于无”,而自已是“以有有之有,不有于有”。虽意味为实质相同,而明显的表达了曹溪禅与北宗的区别。晓了传曹溪禅入中原,时间不详,约与神会同时。 三、“江南”:泛指五岭以北,长江以南一带。江西、湖南为中心,是慧能弟子中,南岳、青原的主要化区。还有现今的福建、浙江,及安徽、江苏的南部。对禅宗的发展来说,这是最主要的一区。今有传记可考的,弟子青原行思(七四0去世),得法后,就回本州,住青原山的静居寺。弟子有石头希迁(七00──七九0),大大的在湖南发扬起来。又弟子南岳怀让,景云二年(七一一),离慧能到南岳去,天宝三年(七四四)去世。传有入室的弟子六人,其中,道峻住杨州大明寺,神照在潮州,而道一(七0九──七八八)晚住江西的洪州(今南昌县)。道一与希迁的弘扬,人才济济,曹溪禅达到非常隆盛的境地,不是神会门下所可及了! 慧能弟子而在东南的,是永嘉玄觉,婺州玄策,还有事迹不明的“会稽秦望山善现禅师”,“义兴(今江苏武进县)孙菩萨”。永嘉,即今浙江的永嘉县。天台学盛行于浙东,玄觉(如‘永嘉集’)也受到天台的影响,传说与天台左溪玄朗为同门。‘永嘉集’(第九)有玄朗“招觉山居”的书。玄觉的覆友人书,并不同意玄朗的见地。‘传灯录’说玄觉得左溪玄朗的激发,才往韶州参慧能,不如‘祖堂集’(及‘宋僧传’”所传,得玄策的激发,而同往曹溪为妥。玄觉的参访曹溪,留下“一宿觉”的禅门佳话。玄觉回来,住永嘉开元寺,于先天二年(七一三)就去世了。对东南的佛教,投下了重大的影响。李邕(六七八──七四七)为玄觉撰碑。婺州玄策,或作智策,神策,大策(策,或写作荣),与玄觉为友。‘湖州佛川寺故大师塔铭并序’,称之为“方岩策公”。玄策晚年,“却归金华(即婺州),大开法席”。玄策的弟子佛川慧明(六九七──七八0),就在湖州(浙西),被称誉为“南宗传教菩萨”。玄觉与玄策,都在浙东,天台宗的化区。而六朝故都──金陵为中心的,一向盛行三论宗的地区,在曹溪顿禅(及北宗禅)的光辉下,激发而牛头禅大盛起来。 南北对抗中的插曲 曹溪与玉泉的禅风,为一事实的南北对立。引发对立而明朗化的,神会是重要的一人。在南北对立中,神会传说了有关慧能,而实为贬抑北宗的三事──盗首,磨碑,盗衣。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二八九)说: “开(元)二年中三月内,使荆州刺客张行昌诈作僧,取能和上头,大师灵质,被害三刀”。 “盛续碑铭,经磨两遍。又使门徒武平一等,磨却韶州大德碑铭,别造文报,镌向能禅师碑。(别)立秀禅师为第六代,x x x x 及传袈裟所由”。 开元二年(七一四),为慧能灭后第二年。刺客张行昌,诈作僧人,想取能和尚头;在灵质(遗体)上砍了三刀。这一传说,‘别传’预言“五六年后”,有人要取大师首(‘传灯录’也这样说)。而事实的发生,‘传灯录’作“开元十年”,‘宋僧传’作“开元十一年”,‘别传’作“开元二十七年”。原始的传说,应在“开元初年”。刺客张行昌,‘别传’等作张净满。不说北宗所使,而是新罗僧的指使。张行昌在大师的灵质上砍了三刀;‘传灯录’等也说“见师颈有伤”,这是一项事出有因的传说。‘传灯录’卷五(大正五一·二三六下)说: “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 以铁叶(或说“铁环”)固护师颈,是‘别传’,‘宋僧传’所同说的。原来,凡身死而色身不散的,一切都维持原状,惟项上筋断,不能维系头部的重量,所以头必下垂,或有折断的可能,不论漆或装金,必先以布缠颈漆固,头才能正直如平常一样。六祖的颈项,以铁叶(一般用漆布就够了)漆布缠固,可能初有脱落可能。这是事实;或者不明铁叶漆布护颈的原因,而有有人盗头的传说。在南北对抗中,容易被传说为北宗所使了。 ‘传灯录’有张净满盗首事件,而在“志彻”问答中,又说刺客张行昌,在慧能生前,为北宗所使来行刺。“行昌挥刃者三,都无所损”。一事而化为二事,刀砍不伤,传说得更离奇了!传说就是这样的。 ‘坛经’炖煌本但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神会及其门下,才有磨改碑文的传说,如‘神会语录’说: “至开元七年,被人磨改,别造文报镌,略除六代师资授受,及传袈裟所由。其碑今在曹溪”。 ‘神会语录’(及‘历代法宝记’)所说,可补‘南宗定是非论’的缺文。‘语录’只说被人磨改,将六代师资传授,及传袈裟事除去。虽说“别造文报镌”,而碑还是韦据碑。仍在曹溪,与‘坛经’说相合。这是神会的原始说,指北宗磨改碑文,而说得空泛。但晚年改定的‘南宗定是非论’,却不同。圭峰‘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续一四·二七七)说: “传授碑文,两遇磨换。据碑文中所叙,荷泽亲承付嘱”。 ‘南宗定是非论’的“盛续碑文”,依圭峰说,“盛续”应为“传授”二字的讹写。依‘神会语录’,只说被磨改,被略除六代相承及传衣,而‘南宗定是非论’,在“经磨两遍”以外,又说武平一磨碑。不但除去六代相承,而别立神秀为第六代。圭峰进一步说:原碑还说到“荷泽亲承付嘱”。磨碑的传说,应是韦据所立碑文,没有说到“付法传衣”,为了避免北宗的反诘,而有北宗人磨碑别镌的话。荷泽的原始说,还简单,到晚年门下的传说,更具体的说是武平一磨改,但更显得不可信了。 还有盗衣的传说,如‘南宗定是非论’说:景龙三年(七0九),普寂禅师的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到韶州来。夜半进六祖房,想偷传法袈裟,被慧能喝了出去。大家追问,怕有所损害,含糊了事(神会集二九二)。‘圆觉经大疏钞’,也说“法信衣服,数被潜谋”,那又不止一次了。慧能生前,有关偷取传法袈裟的事,‘坛经’没有说,‘神会语录’也没有说,这是荷泽门下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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