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好奇，刘铮解释道：“我们都叫他爹爹，四川人好像都这么称呼。”

朱敏出生后不久，被送到四川老家，跟着外婆生活，14岁到延安后，才见到父亲朱德。然后，又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等一群孩子，远赴苏联求学。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抓到集中营，饱受战争之苦。特别是在纳粹集中营所受的非人折磨和摧残，给朱敏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又是一个十年，1950年暑假，朱敏回国再次见到父亲时，已从一个面黄肌瘦的少女，出落成一个美丽可人的大姑娘，一名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大学生。

朱敏细致地描写了十年后，她在中南海家里，再次见到父亲的情景：

“爹爹进屋时一头汗，背脊丝绸短衫上也印了一块深色汗迹。他一看见我，没有像康克清妈妈那样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面前，嘿嘿地笑。”

一个只知道“嘿嘿地笑”的父亲……

父爱无声！深情无语！

这个只知道站在女儿面前：“嘿嘿地笑”人，此时既不是委员长，也不是总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亲一样，平实、厚道、憨直，他们沉默地爱着，欢喜地看着长大成人的女儿，骄傲地咀嚼着只有父亲才能体会到的那种自豪，同时，他还必须保持作为父亲的那么一点矜持，那么一点父道……

一个只知道“嘿嘿地笑”的父亲！

1964年底，朱敏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派出的工作组，到山西晋东南长治地区的武乡县搞“四清”运动，本来，学校考虑朱敏患有高血压和青光眼，不让她参加，但是朱敏执意要去，并搬出父亲这一“杀手锏”，学校无奈，只好同意她成行。

刘建这样解释母亲的心愿：“我们家三代人都和武乡有缘，抗日战争时期，爷爷领导的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在那里，他直接指挥了抗日战争。妈妈1964年在武乡搞‘四清’运动。我在山西当兵，从战士到干部共七年时间，在工作调动前，我专门到武乡，感受体验爷爷战斗和妈妈工作过的地方，这加深了我对革命老区人民的感情。现在我弟弟刘进也在武乡挂职锻炼，作为后人能到那里工作，为当地群众做些工作，是对爷爷那代人最好的纪念和回报。”

朱敏工作的地方是深山区，一次晚上走路，她失足跌下十米深沟，当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满脸是血，已经昏迷不醒了。随队医生简单处理后表示，要挽救朱敏的生命，唯一的办法是赶紧转院治疗，可是，他们当时离最近的县城医院也要走七八个小时，怎么办？情急之下，工作组领导想法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把朱敏受伤的情况告诉了朱德。

“她到底怎么了？”朱德着急地问。

“情况很不好，如果不及时救治……，恐怕有生命危险，我们建议派架直升飞机，不然，时间来不及。”

话筒那边沉默不语。

“老总啊，朱敏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您是知道的，拖下去很难……”

“好！马上派直升飞机。”朱德终于同意了。

三个小时后，直升飞机把朱敏接到了北京，并火速送到医院，昏迷着的朱敏不知道，快80的老父亲早早就等在医院的门口，女儿的伤让他揪心呀！

这次事故导致朱敏右眼完全失明，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症。为保住左眼，她只好摘除了右眼。

朱敏事后说，之所以爹爹能同意派直升飞机救她一命，是工作组领导的“朱敏的身体一直不好”，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爹爹。作为父亲他一直为女儿少年时所受到的苦难深感内疚，一直对他没有给女儿更多的父爱留有遗憾。也可能正是这种挚爱深情，让朱德行使了一次特权，下令用直升飞机救女儿一命。

也许朱敏说得有道理，也许永远也无法洞悉朱德当时的心情，但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伟人也是人！

朱敏在她所著的《回忆我的父亲朱德》一书的封面上，专门写了两句话：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