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熊十力与马一浮“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可看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现代新儒家好讲辈分，虽说各尊其祖，所列排行榜的尺度有宽有窄，但公认的开派人物，必有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

　　这三位都生于晚清，达于民国，卒于“文革”中或后，但出身与早年经历很不同。熊十力于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乡村塾师家庭，爷爷做木匠，本人由放牛娃而当兵吃粮，投身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也曾反孔。浙江绍兴人马一浮，长熊二岁，乃知县之子，取过县试案首，出洋做过清廷驻美机构的中文文案，又到日本自学过，曾向《民报》等排满刊物投稿，但除了略识英文，还认得几种外文字母？不详，只知他汉语还行，民初居杭州读宋明理学。梁漱溟小于熊十岁，据说远祖乃元朝宗室，祖籍桂林而世居北京，父亲梁济是清末新党，因而先前阔又交游广，年甫弱冠便有名，二十三岁就被聘到北京大学讲哲学。

　　按照“文革”升华已极而后另做包装的出身论，这三位不可能殊途同归。岂知不然，他们在民元以后，都曾好佛学或禅悦，由不满现状而回归所谓儒家原教旨，很合乎孔子“有教无类”的遗训。

　　他们相互间早有交往。虽然各自的传说有不同说法，但大概在“五四”之后，熊十力便先与梁漱溟，继与马一浮，结成讲所谓新儒学的同道。

　　新儒学、新儒家，原指十二世纪末叶朱熹建构完成的道学体系，它在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形态及其信徒，十七世纪起又通指程朱、陆王两派。这两个术语，自一九三三年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予以历史的界定，越发流行。而这以前，由清末民初新佛学与新儒学再调和的、标榜“直接孔孟”的原教旨主义诸说，因为它们认定的原典诠释，非程朱即陆王的近代畸说，于是大约自流亡海外的张君劢等一九五八年发表“中国文化宣言”以后，也渐成熊梁等学说的统称。“文革”后，它“由边缘到中心”，重新登陆。正值大陆还在清算“批孔”影响，而新加坡等搞现代化，据说是推广儒学的效应，因而梁漱溟“做孔家生活”的言论又引人注意，已逝的熊十力、马一浮，也相继有人道及。不过，直到一九八九年以后，大陆的新儒学，才随着孔子的身价不断被拔高，略成气候，自上而下搞得颇热闹。当然，熊、梁、马被说成现代新儒学的宗师，得到了研究，也引起了争论。

　　“同志曰朋，同道为友。”（《十力语要》卷四示高赞非）照熊十力的这个界定，他与梁漱溟、马一浮，只能说是同道。

　 难道他们不是合作过吗？的确，还在一九二四年，熊十力就曾随梁漱溟赴山东曹州办学。抗战爆发，马一浮在四川乐山筹办复性书院，熊十力应邀前往设讲；而后梁漱溟在四川璧山后迁北碚创办勉仁书院，又请熊十力主讲。

　　复性、勉仁两所书院，单看名目便知属于民国“现行教育系统”之外的旧式书院。当然旧瓶可以装新酒，但这两个仿古的旧瓶，不仅装的是尊孔读经的旧酒，而且灌注的是被五四“打倒孔家店”所重点攻击的俗酒，即中世纪晚期列朝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

　　熊十力于五十岁后由破佛学转向信儒学，成为马一浮、梁漱溟欢迎的儒学原教旨主义者。然而如任何宗教哲学对何为原教旨均有歧义一样，熊、马、梁对于什么是孔子的原教旨，也各执己见。早在北京大学，熊十力与林宰平就此争论，在场的梁漱溟通常观斗，偶出片言解纷。也许这是熊、梁能够两度合作，熊在勉仁书院不愉快，仍与梁再度合作数年之久的一个缘故。

不过熊十力与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合作，仅维持半年，就不欢而散。怎么回事？以往两人的传记作者和新儒学论者，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回避提及。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推出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内收王守常编校的《熊十力卷》、马锦泉编校的《马一浮卷》，二书所列小传、说明及学术年表，就彰显了两种取向。

　　我从业中国经学史三十年，从不写有关熊梁马的文章，无非不敢冒犯政治化的新儒学，尤因上有儒学新权威，谁知何时飞下什么自由过头之类的帽子。

　　岂知去冬今秋，被动地连写马一浮。期间承黄裳先生示，再读叶圣陶《嘉沪通信》；以及一九七九年牟宗三在台北《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王元化先生《读熊十力札记》（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十力丛书》序，二○○七），于是再作此文，就一九三九年复性书院创业史，补述熊十力与马一浮在那半年由合作而破裂的实相。

　　拙文《关于马一浮的“国学”——答〈大师〉编导王韧先生》、《马一浮在一九三九——叶圣陶所见复性书院创业史》，均道及马一浮出长复性书院，邀熊十力设讲。如叶圣陶目击，“马翁似颇不喜熊十力来，而事实上又不得不延熊来”（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叶致夏丏尊信）。据同年五六月间熊十力《与贺昌群》，强调“今兹书院，宜上追孔门之规，一切兼容并蓄”；“吾于马先生大端上无甚异同，唯书院应采何种办法始堪达到吾侪期愿，恐马先生犹将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未得无碍耳。”（《十力语要》卷二，原函无时间，据《嘉沪通信》等陈述考定）

熊十力既然未见复性书院缘起章则，便作此论，那么他于同年六月抵乐山，得见简章、细则，即就书院宗旨与马一浮争论，自不待说。甫任复性书院山长副手的贺昌群，在三人核心中支持熊十力，反对马一浮秉承蒋介石等旨意，把书院办成讲道学而不容异见的独裁统治点缀，与马一浮大起龃龉，随即愤而辞职。

　　由此复性书院三人核心，就如叶圣陶所见，变成“两贤相厄”。正值日本飞机滥炸乐山，马一浮幸免，熊十力却负腿伤。然而同年九月十七日，他仍带伤出席书院开学典礼，发表了《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的讲话（见《十力语要》卷二）。将此篇与同日马一浮发表的《开讲日示诸生》及宣布的《学规》、《读书法》等文对照， 颇有趣。

　　马一浮的办学方针，前揭拙文《马一浮在一九三九》，已据叶圣陶当年通信作过介绍。而熊十力的预撰讲辞，长达万言，读后便知他与马一浮针锋相对。文长不具引，概括地说：

　　第一、关于书院的性质。熊十力说它虽不隶属现行学制系统，却强调它“亦绝不沿袭前世遗规”，“即扼重在哲学思想与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这是对马一浮说要把复性书院办成现代白鹿洞书院，当众表示异议。

　　第二、关于书院的旨趣。熊十力说它“自当以本国学术思想为基本，而尤贵吸取西洋学术思想，以为自己改造与发挥之资”。照这个“尤贵”论，马一浮宣称书院取向，应为全盘复古，乃至“直接孔孟”，岂非幻想？

　　第三、关于书院的体制。熊十力说它相当于各大学研究院，所以袭用书院旧称，实非泥古，“一欲保存过去民间自由研学之风。二则鉴于现行学校制度之弊，颇欲依古准今，而为一种新制度之试验”。马一浮搞教育复古，竟被熊十力说成试验“新制度”， 借此大讲形式复古，实为“保存过去民间自由研学之风”。又是民间主导，又是研究自由，这不与蒋介石特设复性书院的圣旨背道而驰吗？

　　第四、关于书院简章。熊十力说主讲马一浮规定“以六艺为宗主”。在先他已强调六艺指礼乐射御术数，“皆有关实用的知识”，“设令即无欧化东来，即科学萌芽或将发生于中土儒家之徒，也未可知也”（《十力语要》卷二答马格里尼）。这时他再次宣称，“以六艺为宗主，其于印度及西洋诸学亦任学者自由参究。大通而不虞其睽，至约而必资于博，辨异而必归诸同，知类而必由其统，道之所以行，学之所以成，德之所由立也”。如此一来，复性书院将成中西文化研究院，要养成学贯中外古今的通人，还能复性吗？

　　第五、关于书院教学。熊十力说不设戒条，“今后教育学者俱各留心于学业及事务各方面之得失利弊等等情形， 随时建议，毋或疏虞，庶几吾人理想之新制度将有善美可期矣！”在先熊十力已表示期待人类大同，甚至说高度自治的“无政府主义”将为世界归宿。他称书院主讲与教职员，肄业生及参学人，都有治校的权利，把书院办成“理想之新制度”的民主园地，迂执的道学家马一浮能容忍吗？

　　这篇开讲辞还有种种奇谈怪论，就不列举了。那效应可想而知。据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叫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没到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拙文《马一浮在一九三九》，曾据当年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并由贺昌群介绍与马一浮结识的叶圣陶《嘉沪通信》，考订蒋介石、孔祥熙联名礼聘马一浮筹设复性书院并任山长的创业史。文内述说马一浮与贺昌群、熊十力，争论书院宗旨而闹翻的过程。原以为将马、贺始合终离的实相厘清了，对熊、马争论仅略作考释。及至再读熊十力遗文和牟宗三回忆，发现那实相复杂得多。

　　简单地说，这段历史，似可证实多年前我的一个说法，即现代新儒学公认的第一代三老，堪称“开宗大师”的唯有熊十力。当年见牟宗三如此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我读后颇不谓然。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但马一浮为充帝师，被蒋介石、陈立夫们重金礼聘，出任复性书院主讲，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岂是狷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 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怎样因为熊十力的言论不中听，将熊十力赶走，内情不详。但熊十力被迫携家流落到璧山来凤驿，见到前往探视的牟宗三，便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假如这样的马一浮，“可谓神仙一流人物”， 谁信？

　　我不敢苟同熊十力晚年建构的“大易”体系，却赞同十四年前王元化先生引用过的熊十力两段话：

　　“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十力语要》）

　 “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与友人论张江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