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上看，“执手”一词出现甚早，只是其含意与后世有别。《诗·郑风·遵大路》中就有“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的说法，不过文中的“执手”，不是相互间的行礼，而是表达一种慕恋的情愫，诚如郑玄所笺：“言执手者，思望之甚也。”正因为“执手”中的这一意蕴，古人往往视之为一种不雅的轻佻之举，如《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就显示了“执（握）手”的私亵性。这一含义在后世的一些诗词中仍有流露，如三国时阮籍《咏怀诗》：“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宋］柳永《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可能正因“执手”的私恋性，东汉时公孙述在自己的登基大典上不与马援“握手”而行“拜礼”：据《后汉书·马援传》,公孙述称帝于蜀时，隗嚣派遣马援前往观礼。马援以为自己和公孙述从小一起长大,两人关系又不错,“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但公孙述却不，史称两人见面后，行“交拜礼毕，使出就馆”。可见在当时人眼里，“握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惟有“拜礼”是正式、严肃的礼节。

　　到了魏晋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士人相见、分别之际，常行“执手”礼，“执手”成为一种正式而通行的礼节，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一种理当奉行的礼节。下面的两则故事，就颇为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一是张翰哭顾荣。张、顾两人是老乡，也是好友。顾不幸亡故后，因其平生好琴，家人遂在其灵床上放了一张琴。张闻讯前来吊唁，哭得很悲伤。令顾荣家人惊讶的是，张哭罢“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顾荣字）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其二是王吊唁谢安。本来王、谢两家，因婚姻问题而闹翻了，后来王听说谢安辞世，则捐弃前嫌，前往哭丧。孰料谢家管事的不让他进灵堂，“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谢安少子谢琰小字末婢）手而退”（《世说新语》）。按这两则故事的文义，显然是应“执手”而出、而退的，只是由于当事人过于悲伤而忘情，忽视了应行的礼节。反过来看，这种忽视表明，当时“执手”已成为一种理应行之的礼数。

　　可能也因为魏晋时期“执手”礼的礼节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执手礼”相当习见。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仅从《世说新语》来看，当时人在相与往来之际，常行“执手”之礼。

　　分别时“执手”，在魏晋时尤为常见。如桓玄与殷仲堪相斗时，桓追杀殷氏，殷氏从荆州败退，只有豫章的罗企生追随他，“路经家门，遵生（企生之弟）绐之曰：‘作如此分别，何可不执手？’企生回马授手，遵生便牵下之，谓曰：‘家有老母，将欲何行。’企生挥涕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世说新语》）。这里的“执手”，显然是生死离别时的互道珍重，其悲壮和庄重之意，不言而喻。萧昭业父子诀别之际的“执手”，其意境也近乎此：其父“临死执昭业手曰，阿奴若忆翁，当好作”（《世说新语》）。

　　事实上“执手礼”不仅在分别时用，在见面时也用。《世说新语》注引《楚国先贤传》说，南阳的宗承（字世林），在当时是一位名士，史称他“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那时尚未成名的曹操很是敬仰他，曾“屡造其门”，但每次都因为宗的客人太多，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后来曹操终于找到了一个空子，“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世说新语》）。曹操的愿望虽然落空，但却体现了时人“执手”请交的礼数。又如时任廷尉的钟毓欲与夏侯玄交，夏以志趣不同，断然谢绝。后夏因事下狱，“毓为廷尉，执玄手曰：太初，何至于此。玄正色曰：虽复刑余之人，不可得交”（《世说新语》）。

　　耐人寻味的是，魏晋时期何以兴起“执手”之礼呢？这可能与汉末战乱导致的各民族大交融有关，亦即北方少数民族的“执手礼”，随着民族的迁徙传到了中原和江南。据史料所载，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有行“执手礼”的传统。如女真人就以“执手礼”表示重托、安抚和慰劳；满族人也是“无作揖打躬之礼，相见惟执手”。史书中于此也多有记载。如《北史·慕容垂传》说慕与苻坚会面时，“坚大悦，郊迎执手，礼之甚重”。据《辽史·国语解》，“执手礼”在辽军中也普遍施行，“执手礼，将帅有克敌功，上亲手慰劳；若将在军，则遣人代行执手礼，优遇之意”。这种历史习俗，今天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如位于呼盟根河市最北部敖鲁古雅河畔的鄂温克族，每当有客人来时，男女老少全家出迎，先行“执手礼”以示欢迎，然后再生火备饭菜，款待来宾。

　　综上所述，我国自古就有“执手”示好的习俗；魏晋时期，受北方少数民族“执手礼”的影响，中原士人也纷纷习行“执手礼”了。虽然魏晋后“执手礼”不再时兴，但遽论我国古代没有握手礼仪，恐怕与史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