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论这张照片是否真实，仅从道德评判的角度说，小偷不应该成为同情对象，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底层的犯罪往往连接着可资同情的社会和出身背景，不是生活所迫，大概也没有太多人会主动选择这毫无人格尊严的可耻营生。而即使完全是受人性之恶和反社会心理驱使的犯罪行为，也应接受法律惩处。挟正义之名而施行的私刑，不仅是文明社会之耻、法治社会的悲哀，更是人性的没落和退化。

没有任何丑陋是先天生成的，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性恶是不可改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偷窃不仅有性恶和个体成分，也有制度和环境因素。古往今来无数美好的劝善故事告诉我们，偷窃绝不是不可改变的，而触动他们“回头是岸”的往往不是严刑峻法，而是人性中固有的温情、善良与怜悯，前者只能激起他们与社会对抗的心理，而后者则会唤起他们天性中善的一面。

这并非理想主义，而是为无数劝善故事所证明的经验:清乾隆年间，清官章清在离任返乡途中遗失木箱十只，就在章清自认晦气的时候，物品却失而复得，原因是窃贼“慕其清廉”。这样的事情当代也不乏其例:某女大学生通过对强奸犯的循循善诱，促使其放弃了犯罪念头；某老者为窃贼买来包子馒头，令窃贼跪地痛哭……小偷也有人格尊严，也有道德自觉，没有什么比善良更能激发善良，比暴力更能催逼丑恶的了。

从某个角度说，小偷比起大贪、不法商人和社会公益蛀虫，只能称之为小恶，也是最容易改变和扭转的反社会力量。“最善良小女孩”之所以让我们为之动容，就在于她只看到了一个需要救助和同情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供泄愤的对象，这比起任何法律、制度和公众层面的拷问，都更具有劝善的力量，也让我们被正义磨损几尽的人性无形中感到震颤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