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中说，“知足常乐是在克制一己的欲望来迁就外在的有限资源。”因为土地是有限的，单位土地的产量也是有限的，只有克制欲望，才能跟这有限的资源相适应。所以，中国文化就是从土地中长出来的文化。这样理解中国文化非常难得，不像西方殖民者那样，简单地批评其保守、愚陋、狭隘。一百年来，绝大多数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按照殖民者的语气这样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像费孝通这样结合中国的泥土来入情入理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学者，极少。

　　费孝通的学术和思想，也是从土地中长出来的，所以这么亲切感人。

　　研究中国文化必须从泥土中观察、研究，光研究古代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可是中国的大多数研究者只知道研究古代精英群体留下来的文献，那跟泥土还隔着好几层呢。

　　今天我们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至少应该兼顾古代文献和泥土中的民间生活。古代文献只是中国文化的死的标本，民间生活才是鲜活的中国文化。所以，中国学者在皓首穷经的同时，必须兼顾田野调查。完全不从事田野调查的人，只能做某些特点的专家之学，要想完整地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则很难。

　　仅仅研究古代文献的人，如果路数出现偏差，一辈子都接触不到中国文化。像费孝通这样研究泥土，研究土地，则绝对是在研究中国文化，而不会出现偏差，因为泥土就是文化本身。为什么在中国文化断层一百多年之后，首先由一位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中国文化的“文化自觉”问题，而不是由研究孔孟老庄等古代经典的人提出来？就因为费孝通注重的是中国的活态文化，那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从这种有生命的文化实践中，当然容易发现真问题，提出新命题。

　　人类学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学科，人类学的方法对于整个中国学术界来说，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这甚至是关系到中国学术出路的大问题。

　　费孝通以人类学的学科背景来研究中国问题，具有独特的优势。当他讨论中国乡村问题时，战略家的眼光和产业眼光结合得非常好。这是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其他前贤所不及的。梁漱溟的乡村研究尤其缺乏第一手材料，缺乏乡村社会经验，缺乏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等社会科学的知识背景，系古代书生的空谈。

　　这几天读费孝通特别感慨。我浸泡在文学中半辈子，由一些空想支配自己的思想。自以为很了解中国、很了解乡村，实际上根本不了解，也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面对费孝通的著作，我感到惭愧。无论怎么说，费孝通一直在认真研究中国的现实状况，一直在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他一直深怀服务民众、服务民族的热肠，这一点非常可贵。

　　中国文化是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中国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也必定是从土地中、从活生生的文化行为中长出来的。

　　当下之中国，急需从统治中国社会一百多年的殖民话语中摆脱出来，在业已实现的政治自决之后，尽快实现文化自觉。这正是需要大学者、大思想家的时候。可是，如果中国学者只知道研究古代文献，而不能像费孝通那样扎根于泥土之中，那是很难发现真问题，提出新命题的，那是很难出现大学者和大思想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