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珏

　　高罗佩不仅聚焦于中国的琴、猿、书、画和公案，对与密宗息息相关的所谓悉昙之学，也有独到的研究。

　　悉昙是流行于中国的五种梵文字体之一，其余四种为天城体、兰札体、城体和藏文梵字。悉昙体盛行于六世纪前后，不少贝叶的写本，均用此体。佛经自南北朝始有悉昙体汉译，至初唐经玄奘等的实践，斯风大盛，到了开元三大士──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不空(705-774)──的时代，密宗的经典，多从悉昙体翻译，悉昙学顿成显学。凡义净《梵语千字文》、智广《悉昙字记》、一行《字母表》等等，皆是也。

　　然而，唐后海内的悉昙学盛极而衰，时隐时现，相当神秘。倒是日本自从在隋末从中国引进悉昙经典后，藏之名寺，而悉昙学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化石，得到妥善的保存，研究者亦代不乏人。例如，唐末时日本延历寺安然所撰之《悉昙藏》八卷，即为世所重。故今天的研究悉昙者，不能不参考日本人的悉昙学研究。我们都知道，《大正藏》密教部中的真言密咒，不懂悉昙，无法阅读。时至近代，此学在海内又出现高潮，不仅佛门中人密林、王弘愿等对悉昙字义，多有发明，而且罗振玉、饶宗颐等主流学术界的大师，亦多所探讨。例如，明人赵宧光之《悉昙经传》，即是一部经饶师编集而重光天下的“人间秘笈”（台北新文丰版）。

　　高罗佩的研究，贵在从梵文和日文的悉昙之研究，来分析中土的悉昙研究，别出心裁，着成《悉昙学》一书，在印度出版，于1956年、1980年和2001年，三度印刷，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悉昙研究中，竟是一部不能不提到的著作。博学如饶宗颐先生，也对高罗佩的《悉昙学》很欣赏。据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研究部主任郑炜明兄最近告诉我，港大图书馆所藏高罗佩的《悉昙学》，正是1956年的初版，书页间有铅笔的批注和评语，疑是饶先生的手笔，正待向饶师求证中。我手头复本，则是1980年的重印本，原为已故的国际级佛教研究家狄庸(Jan Willem De Jong)藏书，狄氏虽然与柳存仁先生一起长期在澳洲国立大学任教，但其实却是荷兰人，岂不与高氏有缘乎。

　　高罗佩与我佛之缘，不限于悉昙。我在前文中谈到的高氏《琴道》，其贡献不仅在于挖掘历代的琴谱与琴学，而且在于从琴与佛的中日文化的交流角度，发人未发，如数家珍。具体地说，对于中国琴道在明末清初的东传日本史，高罗佩也凭借其对僧与佛的研究，而有划时代的发现，高氏用中文辑成《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一种(1944年版)。这位俗姓蒋（与朱舜水同时）的禅师，在中土几乎没有人知道，高氏却认为是琴道东传的第一人。虽其说在日本学界有争议，但毕竟是独特的一家之言，而高氏为是辑所撰《东皋心越禅师传》和所编《年谱》，虽然现有日本人浅也斧山编《东皋全集》和国人陈智超编《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等总体上的后出转精之作，但高氏文字至今仍不失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最重要参考之资料。（新世纪重读高罗佩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