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乡文峰塔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光善寺塔”。这块石碑告诉我们，文物工作者把此塔定为光善寺遗物。金乡文峰塔是光善寺塔吗？这是一个貌视简单，实则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来看看史料是怎么记载的——

　　万历元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未详创始。有塔九层。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

　　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有塔九级。未详创始。嘉靖四十年重修。”

　　乾隆十一年《金乡县志》载:“县治东有塔一座,元至大年修。明嘉靖年僧觉住,重修殿宇”。

　　同治元年《金乡县志》（实修于咸丰）载：“光善寺，城隍庙东，俗呼大寺，有古塔，所谓文峰摩空者也。”

　　“城隍庙东”和“县治东”是是同一个位置吗？如果能找到一幅同治年间的城区地图，问题就简单了，仅靠Rummy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无法做出“城隍庙东”和“县治东”是同一位置的判断。但是，同治版县志又说“有古塔，所谓文峰摩空者也”，仅凭这句能做出文峰塔就是光善寺塔的结论吗？可以的。同治距离今天不过百余年，如果“古塔”和“文峰摩空者”并非一塔，必会各有遗迹且在文献中体现，然则文峰塔必为光善寺塔。

　　下面分析一下史料，看看光善寺和塔的基本情况。

　　万历元年版《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未详创始。有塔九层。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元至大四年重修”是指塔，还是指寺呢？根据该卷通例判断，“元至大四年重修”的是寺，而非塔。

　　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有塔九级。未详创始。嘉靖四十年重修。”于慎行弃“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这段话不用而只用“嘉靖四十年重修”这个判语。

　　即：万历元年、二十四年的《兖州府志》，均表明光善寺“有塔有寺”。问题是：根据元年府志的记载，寺是“元至大元年重修”的，府志对塔的判语只有一句：“有塔九层”，并没有对塔做出明确的说明。在二十四年府志中，甚至对寺的渊源都未加详细说明，只说：“嘉靖四十年重修”。

　　这座塔的渊源能追溯的更早吗？

　　金乡县文峰塔并非始建唐代

　　当代人编《金乡县志》载：光善寺塔“建于唐贞观四年”。当代县志的编写者是如何判定此塔为唐朝遗物呢？依据仅是民国三年立的一块石碑，此碑镶嵌在塔内，碑文曰：“按邑乘所载，是塔建于唐贞观四年，迄今千有余岁，风雨侵蚀，基址剥落，爰集同城商绅募大钱一百二十千有奇，粗为补修，俾以不朽云。民国三年阴历甲寅三月溯日记。铁笔王泮水。”

　　碑文中判定为唐塔的依据是“邑乘”。“邑乘”者，地方志也。那么此方志又是什么方志？不详。会不会是乾隆版、同治版《金乡县志》呢？查乾隆版《金乡县志》、同治版《金乡县志》，均无“光善寺塔建于唐贞观四年”的说法。

　　于是，我们见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记录光善寺塔为“唐塔”的史料，全都不早于民国！记录此塔为唐塔的民国史料又只有这块石碑，而这石碑依据的却是根本找不到“邑乘”！

　　退一步说，假设有这本“邑乘”（方志），也不能消解上面遇到的尴尬。因为即便找到这本“邑乘”，我们也会沿着这本“邑乘”提供的线索继续追索下去，而这条线索只能追溯到《兖州府志》，再往上就无法追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