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稚柳

　　佛教传入中国，使得中国的艺术，开拓了广大的领域。根据许多记载，魏晋以来，各地兴建的寺院、塑像和壁画，都为佛教尽了宣扬的能事。

　　直到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敦煌石窟，从北魏到元，连续不断的还保留着的佛教绘画与塑像，尚有四百多个石窟。历史已是这样的长久，它的开凿年代，在符秦建元二年(晋废帝太和元年，即公元366年)，距离现在已将近一千六百年了。传说在当时有一沙门，名叫乐僔，经过此地，忽然看见金光，仿佛千佛，因而在这里造窟一龛，从此历代相沿着兴建起来。到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已经兴建了一千多窟。从沙门乐僔起到武周圣历，为时四百余年，可谓盛极一时。而武周圣历以后开造的，又不知有多少。直到现在还存在着的，恐怕只有三分之一了。

　　石窟四壁绘满的彩画，绚烂夺目。从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到宋、元，每一时代的画笔都有。其中以魏与唐的画壁最多。它的内容是佛经变相，佛本生经，供养人像等。从历代这些人民艺术之中，来研究祖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与流派，佛教的兴衰，社会与政治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以及当时西北的治乱与种族关系，敦煌石窟是一个丰富的源泉，它提供了这一系列的历史上的答案。

　　解放以来，敦煌壁画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一般说来，敦煌画的渊源与风格，是接受了印度的佛教艺术，即所谓健陀罗艺术。

　　在我个人看来，说敦煌壁画受到了印度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佛教根本就是从印度传来的。

　　但是敦煌壁画究竟是怎样接受印度的艺术的，这是值得研究之点。由于个人的孤陋寡闻，对于健陀罗艺术毫无研究，而中国过去的记载，对敦煌石窟又没有任何叙述，仅仅知道在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有名叫王玄策的，曾经到过天竺，写过中天竺国图三卷，并曾经带回一些天竺画的佛、菩萨像。据说当时东都敬爱寺的弥勒菩萨塑像，就是根据王玄策带回的菩萨像来塑造的。至于壁画方面，就没有任何的记载提起与天竺有怎样的渊源。而王玄策也只是唐代的事情，唐以前就绝无所知了。

　　以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画来比较研究，可以得到此中的一些消息。

　　印度阿旃陀石窟开凿的年代，约从公元前一、二世纪到公元六、七世纪。七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这个石窟也就不再发展而隐没，不为人所知了。通过阿旃陀石窟的一些壁画，我们发现敦煌石窟魏、隋间的壁画，与它有一些渊源可以看得出来，不过通过中国历代画家的意造，使之中国化了。惟有初、盛唐之间的画笔，却与阿旃陀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等窟的壁画风格显得特殊的相近，显然可以看出完全是从这些画派而来的。可是最近一些印度的专家向敦煌文物研究所说，阿旃陀石窟有一部份壁画，是当时的中国人到那里去描绘的。因而这一个问题，就值得作再进一步的探讨了。

　　可是，近几十年中，欧洲各国专门研究敦煌学的，对于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的兴趣，却不是由于敦煌的千壁丹青，而是由于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经和抄本等历史文物所引起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清代光绪年间，有一个退伍军人名王元籙，到敦煌石窟去当道士。由于他需要念经来谋生，于是雇了一位姓杨的，就坐在第一百六十三窟的甬道间，来替他抄写经文。杨某吸旱烟，用一种芨芨草燃火，经常把多余的芨芨草插在壁上的裂缝中。有一次，他发现这个裂缝很深，用手去敲敲这堵破壁，觉得是空的。他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与杨某半夜里起来，打开了这堵墙，里面却还有一重门。原来其中还有一个小窟，塞满无数的古代写经等珍贵文物。这时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下子就宣扬开来了。到清光绪三十三(公元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从印度到新疆，听到了这件事，赶到敦煌，送了三百两银子给王道士，骗走了这些文物，装载了四十四骆驼而去。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同样的找到了王道士，送了若干银元宝，又骗走了一些文物，装载了十辆大车。世界闻名的敦煌藏经洞，就这样的出空了。所留存下来的，仅不过八千卷写经，已经是全数之中的极少数和较次的文物了。

　　敦煌石窟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是值得我们痛心的。帝国主义者对我国文物的阴谋劫夺，更足以使我们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