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血荒”只不过是“荒”时代的一个缩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的“荒”事件将交替上演，循环往复。从“民工荒”、“就业荒”、“教育荒”再到“电荒”、“水荒”、“米荒”等，“荒”的背后体现着社会转型的阵痛和忧虑：“民工荒”是对劳动报酬不平衡和社会评价机制的反抗，“土地荒”是对各级政府醉心于土地财政的抗议，电荒、气荒则是寡头垄断体制下“国富民穷”的表征。

表面上看，各种“荒”事件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但都离不开一个主线——即社会潜在的道德契约。道德契约不是简单的道德召唤，也不是简单的社会契约，而是建立在“善治”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比如，“民工荒”暴露了劳动报酬契约的不公平，在这种不对称的社会契约语境下，农民工自然也有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血荒”的发生与其说是偶发性的、阶段性的，不如说是社会道德契约断裂的一个重要信号。社会利他行为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和社会公正与人际互助机制相关联，如果一个人在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却遭遇冷漠相待，袖手旁观，那么这种“恶果”或许会引发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像郭明义这样19年如一日无偿献血6万多升的献血英雄会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社会道德契约正不断被侵蚀。对公众而言，空洞的道德感召不如“血淋淋”的事实更为直观和真实。谁也不能保证，血站与医院拿着公民的“无偿”道德去牟取暴利。当腐败成为行业普遍潜规则时，血液链这个大产业很难“独善其身”。“无利不谋”，据报道，昆明血荒的另一原因是有关部门取消了原来对血站的绩效奖励制度，而且要求他们退回原来收入“虎口”的奖金，这样的举措无疑是釜底抽薪，血站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傻到做“无用功”。

类似的“反契约”行为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毒泡菜”、“毒粉丝”和“毒皮蛋”，各种食品安全刺激着公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商人已经到了最缺德的历史时期。

信任危机的时代更需要潜在社会道德契约的凝合。只有这样，所有的“善”与“治”才会有其合法性基础和合约保障，社会公正才得以健康运转。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艾罗对“社会潜在契约”最直观的表述：今天我献血，并不知道我的血会救了谁的命，也并不指望在我需要用血的时候，那个受血者会为我输血。但我相信，由于我和别人生活在一个需要时有人相助的潜在契约关系中，我需要用血时，一定会有什么别人无偿地为我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