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洛有言，“德行善举是惟一不败的投资”。此话虽有失温情，却道尽了慈善机制在社会财富配置中的杠杆作用。爱人者，人恒爱之！李玉兰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民间慈善的逻辑：有付出，就有回报；有悲悯，就有激励。这样的故事让人心生暖意，更让我们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民间慈善的磅礴伟力从古至今，未曾断流；二是基于慈善之上的道德回报形成的正反馈，支撑起了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这个月底，比尔·盖茨与巴菲特联袂推出的“巴比宴”将登陆中国，慈善成为一个热词。因他们已有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一半财富的“战果”，这让一些中国富豪极度不安，甚至拒赴“鸿门宴”。于是舆论纷纷感慨中国慈善土壤甚为不堪，有钱人不愿带头行善，何况普通百姓！

　　事实上，慈善在中国民间向来根基深厚，今日慈善捐赠上的种种尴尬，与其说是传统沦丧，不如说是制度阙如。卡耐基去世前留下一句格言发人深省，“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在考量一个社会慈善能力与风气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被部分富人的行为一叶障目，看不到支撑慈善的价值体系：数据显示，美国大约85%的慈善捐款来自普通民众，每年大约30%的慈善捐款直接从工资中划出。换言之，再华美的大厦，也离不开一砖一瓦的力量。

　　数字的背后，彰显着民众对慈善信仰的坚守。盖茨曾说，人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慈善行为的出发点，就是关爱他人的人性力量超越了资本的自利原则。从更宏观意义上说，慈善甚至可视为矫正市场经济先天缺憾的“维他命”，是对资本自利情结的有效纠偏。慈善被喻为“第三次分配”，有助于构造相对均衡的财富结构、维护转型期的社会稳定。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制度就应该为民间慈善的力量打开方便之门，以更好的财税制度、文化理念，让这番热忱不竭涌流。

　　人生就是一场场慈善宴，在迎来送往中体味互助与帮携的力量。在李玉兰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付出与回报，还有慈善行为对社会的巨大激励：一种生存信仰，一种价值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跻身“慈善排行榜”，但至少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为“人人慈善”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