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即大人之学，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通篇引《诗》、《书》立论，终篇不见《易经》、《易传》一字，但它的思想脉络却来自《易经》与《易传》，是纳易学入儒学、用易学思想充实儒家思想并使之融为一体的典范。《大学》开篇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是《大学》全文的提要，也是全文的纲领。《大学》是讲什么的呢?三项任务，或谓之三大纲领：明明德，亲(新)民，达到社会的至善。如何完成，要有先有后，而且举出了人们在思考过程中不能先后相混的几个层次。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方法，全文围绕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展开，层层推进，次第分明，结构严密。

“明德”一词出自《周书·康诰》。成王平管叔、蔡叔之乱，封其弟康叔于卫，作《康诰》以示警策。诰文开篇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封是康叔的名字，诰文以成王的口气称封为小子，并告诫他说：“你的祖父文王，最能明德慎罚，不敢欺侮鳏寡弱民。”这里的德是王者的德性，也就是美德，也是在《尚书》中多次出现的“俊德”。“克明德”即能够彰明美德，也就是能够发扬好的德行。“明德”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动宾式短语。在《大学》的思想范畴里，在“明明德”的特定语言环境里，“明德”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不再是动宾式名词词组，成了动宾式的名词，不是一般性的名词，而是赋予了特殊内容的哲学范畴，指的是天生的美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天性、良知。所谓“明明德”，就是要彰明人类这种天生的美德。如何彰明呢?《大学》紧接上文阐述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用；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的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证，无论是由大至小还是由小至大，要“明明德”于天下必须经过八个层次，也就是所谓的“八条目”。由大至小，条目之间反映的是条件关系：平天下必先治国，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由小至大，条目之间反映的是因果关系：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条目之间脉络清楚，无论是由大至小的条件关系，或者是由小至大的因果关系，剖析深刻，逻辑严密。然而它并非儒家固有的思想而是来自于《易经》和《易传》。

我们首先来看“明德”。上面已经提到，“明德”在这里是人天生的美德，也就是天性、良知，这个概念在《尚书》中，也就是在先王的典籍中，并不存在。孔子的言论集《论语》中虽然提到“性与天道”，但“性与天道”究竟是什么，没有回答。《论语·公治长》记子贡的话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话本来就有矛盾，夫子既然谈了性与天道，以子贡之亲近，又为何“不可得而闻也”呢?想必是压根儿未曾谈过。因为孔子根本没有谈论过性与天道，所以他的性与天道观也就不为弟子所闻了。这也不足为怪，孔子及其所祖述的先王都只有简单的天命观，而没有深入事物本质的性与天道观。人们对性与天道的认识来源于《易经》，引伸发挥于《易传》。

《周易·乾卦》：“乾，元亨利贞。”《彖传》解释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于是天的形成得到解释：它是元气积累所成，是乾道变化所至。《系辞》补充解释乾道的变化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于是不仅有了头上的天，而且有了脚下的地。然则乾道又是如何变化，造成万物的呢?《系辞》具体解释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原来作成万物的不仅是乾道，还有它的伙伴坤道，就像一男一女结合繁衍后代一样。但乾坤毕竟不是雌雄二物，而是阴阳二性。二性相形才构成道，所以《系辞》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道也就是天地开辟前的元气，是孳生万物的“乾元”。它是至善至美的，也是至大至刚的。因为它本身的至善至美，所以因它形成的万物都是天造地设，至为精当的。人是万物之一，所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故《系辞》接着又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于是就有了人们的“性与天道”观。《大学》的作者至于大学任务首位的“明明德”，就是要彰明这种继“道”而来的人们善良的本性。

《大学》的作者是一位出色的善于吸取他人优长的高人，然而又是一位颇有门户之见的传统儒家。分明是汲取易学的思想，却要托古立论，硬说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似乎这“明德”的概念自古就有的。为了证明这点，作者还在章末接连举出三个例证：“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三个例证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作者总括说：“皆自明也”，说的是自我彰明，而并非在说“明德”，也就是说只解释了“明明德”的第一个作动词用的“明”字，而并未说明“明德”。既然连“明德”的内容尚未确立，彰明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且“太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并无彰明之义，可见作者是勉为其的。

至于“八条目”更非先王旧制。作者连勉强的例证也未能举出。其实，探究事物的原微，发始于《易》。《易传·系辞》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研几也。”《易》才是“极深研几”的学问。极深研几，寻本探源，是需要功夫的，要持之以恒，日夜不懈，《周易》经文作了暗示。《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易传·文言》托孔子解释说：“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也。”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就是“极深研几”的具体化。因为有了“极深研几”的思想，于是，有了“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必齐其家，欲齐其家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必先诚意，欲诚其意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极深研几的论说。所以，《大学》三大纲领之首的“明明德”，不仅内容来自易学，其具体方法同样来自易学。

再谈纲领之二：在亲(新)民。何谓新民?顾名思义，新民就是要刷新民众的思想。《大学》的作者于此未作具体发挥，只引了几段《尚书》和《诗经》的话作为例证：“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盘铭说的是貌新，是因洗澡引出的。康诰说的是人新，指的是对殷民的处置，带有改造之意，《诗》所说的是政新，指的是文王兴起的新政。三例说的都是一个“新”字，但三例并不说明先王就有改造社会、刷新民众的思想，连最接近改造意义的康诰所谓的“作新民”，也不过是让商朝的遗民能服从周人的统治，作周的顺民，门庭改变罢了，并不带有社会和人的思想的深层次的改变。真正鼓吹社会变革的思想，还是来自《周易》。这点我们在上章中已经论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关于《革》卦和《鼎》卦的内涵。《鼎》《革》两卦虽然没有任何明说除旧布新的文字，但它们的卦名和卦象却明确地标榜着图新弃旧，故《易传·杂卦》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所以，《大学》“在新民”的新，词句虽然取自《诗》、《书》，但深层的思想仍然来源于《易》。

《大学》的所谓三大纲领，实际上只有两条，第三条的“止于至善”是对“明明德”与“新民”的要求，这里不加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