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定、慧三学中，经是定学，教人如何革除妄念，治心一处。律是戒学，教人如何自律心身，规范行为。论是慧学，教人如何体认人生和宇宙的本质，走向解脱。三学如一条红线贯穿学和修的始终。而其实质所阐明、表现的宗教品质却是：智慧、平等和慈悲。

佛教认为人生和宇宙是缘生的。万千事物是相互依存共生的，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佛经上把这种复杂的关系状态叫因陀罗网，意即如天网一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小中有大，大中有小，一多相容，牵一发而动全局。

经句中说：“诸法从缘生，还从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人们以佛教缘生法的道理，在日常社会行为中以“自他相换”的理念互相理解，互为支持，友好相处，社会环境就会得到改善，人际关系才会呈现出一种自由和宽松。反之，则有可能是自私的，狭隘的，甚至是对立的。

佛教所说的“我执”是指人在某一阶段对一种事物程度不同的痴迷状态。“法执”则是指在某一时期认识、观念滞住在某一精神状态之中，只计其一，不计其余，理性和智慧对于心念失去观照。当一个人因“我执”、“法执”而迷失时，他就远离了真理，违背了自然法则。比如，生命是宝贵的，只片面强调人生的苦难和个人的信仰，并将其无穷放大，进而放弃生命，产生极端行为，就是迷失的表现。

佛教禅宗的方法论要我们以平实的心态，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平等才会有平常心，在佛学看来就是“随顺于法性”，即随顺于事物的平等性，以平常心宽容地对待身边发生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平常心是现代人心灵环保的心理支撑点。

慈善之举能给人以快乐，悲悯之心能解除他人的痛苦。佛法中虽然说一再重申“缘起性空”的道理，但是却不主张以“四大皆空”为归宿和最高要旨。讲“空”的目的在于解除人们对于自我的执著，以扩大心量，增长智慧。尤其是大乘佛教，将“空见”斥为“ 焦芽败种”，只有“ 不舍众生”，“ 自利利他”，“无私无畏”，“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行才能成为众生的福田，生命的桥梁和纽带。所以，以悲悯之心，行慈善之举，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不教而化的社会实践。

佛经中主张“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即无条件的实践慈善事业，同体是说以“人溺己溺”的精神解除他人的苦难。在佛法看来，生命原本就是共同体，是一而不是二，是同而不是异。伤害他人,破坏环境，就是杀害自己。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人的生命，没有理由不让他或它生活在地球上。佛教戒律主张不杀生，其目的在于弘扬慈悲，但其理论依据却在于把生命看成一个整体。它要求每个人学会自律和反省，只有“法”而没有“刑”，究其根本，只是一种道德的审判。没有任何强制性，完全基于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法律相比它强调得更多的是自律。佛教一贯反对暴力、战争，源于它深刻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里斯·戴维斯说：“多少世纪以来，在整个漫长的佛教历史长河里，我没有看到一例佛教徒标榜自己的至高无上和迫害异教徒的行为”。

只有当我们对于佛教所说的智慧、平等和慈善的理念有所了解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佛教对学术、文化、科学以及其他宗教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我们才会真正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因为佛教而引发的战争，才会理解佛教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宽容。佛教本身也因为有这样正确的理念，和它所表现出的宽容，而得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认同。佛教二千五百多年在全世界的传播历程，二千年的中国化历程无不向我们阐明了这一切。

冷战结束以后，相应的冷战思维和观念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冷却。人们正在重新确认人与人、人与自然、地区与地区、国与国的关系，斗争、对立正在被和合的观念所取代。继之而起的是频繁的文化交流，商务洽谈，国家之间构成的共同体，宗教与宗教的对话。

佛教主张发扬人的智性，从内心深处平息“贪、、痴”，外现为平和、和善的人身修为。从平和到和平虽然只是二个字的转换，却揭示了佛教向上向善的人生指向。宽容、和平是全人类的主流，佛教为这一主流提供了宽广而深层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