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由于长期争战，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服饰的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政权建立后，博士聂崇义于建隆二年(961)上《三礼图》,奏请重新制订了服制。此后100多年间，又几度加以完善，且对民间多有禁例，“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然而由于宋代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衣服之章，上下混淆”，南宋时已不可遏制。社会上层衣服算是符合常规的，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

宋初统一南方过程中，从长江流域的后蜀、南唐、吴越得到锦绣彩帛达几百万匹。为示威天下，赵匡胤把2万多人的仪仗队用织绣印染的各种丝绸装扮起来,名作“绣衣卤簿”,还绘有图卷,保留下许多宋代官服制度的重要资料。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江浙地区每年上贡花、素罗即达数十万匹；高级丝织物还有紧丝、透背、隔织、绫、锦、绮、縠、缬、绢等。政府又因五代旧制，每年照例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差吏男仆则按规定戴两翅向后上方弯曲的曲翅幞头。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

插簪钗、穿襦裙、披帛的妇女（宋人《妃子浴儿图》）

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

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

劳动人民的衣着变得更短,原因是生产虽有发展,生活却益加贫困。农民和渔夫因而开始被称作"短衣汉子"。

宋代服制的兴废，多与时装的流行有关。从《清明上河图》看，上层人物多穿齐整的袍衫，长可掩足；平民大众则捋袖敞襟、系带裹腿，以便活动。许多服饰在款式，色彩及图案上反映着宋人的崇尚。女装不同于唐风而讲究瘦长，以显苗条；新式的旋袄、胡服等，新颖、大方、素雅。除官员的公服以外，民间一般服装更多地使用复杂而调和的色彩。一般贵族和官僚妇女，衣着虽不及唐时华丽，却配色大胆，已打破唐代以青、碧、红、蓝为主色的习惯；由于清明扫墓必穿白色衣裙，又流行“孝装”,以一身缟素为美。当时衣帽材料始用缬帛（印花丝绸）、销金（加入金线编织的丝织品），花纹突破了唐代对称图案，生色折枝花尤为时尚。这些服饰新风格，常常一面被百官服、命妇服引用，又一面对庶人服、商贾服禁用。南宋末年,表明社会进步的时装被称为“奇巾异服”，却又不断斗美夸丽。

戴龙凤珠翠冠、穿袆衣的皇后（南薰殿旧藏《历代帝王像》）

宋时装大体有两类：①传统服装的继承和发展。以旋袄最有代表性，流行也最广泛。其款式与唐代齐膝短大衣式的胡服新装相近。其特色：一是直领，镶一道花边叫“领抹”,多用捻金线彩绣四季翻新花样,谓之“一年景”，绣作者皆出诸寺师姑之手，且设有专市占定东京大相国寺两廊交易；二是对襟，无纽常敞（故又称不对襟），任其露出腰腹围（尚鹅黄色，称腰上黄）；三是小袖,袖口及腕缩紧,不同于背子（背心）或半臂（半袖）。②周邻少数民族服饰的吸收。以钓墩最有代表性。它是女子的袜裤，没有裤腰，两腿分离，与毡笠、弯头双色鞋及服装间色，都属当时契丹、女真风俗，士庶仿效，无法禁绝。朱熹曾为之感慨：“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可见流行之广而盛。

穿窄袖短襦的宫女（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彩塑）

　　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则流行花冠和盖头。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简单的,头发做成玉兰花苞式；复杂的，有飞鬟危巧的尖新式、如鸟张翼式，甚至重叠堆砌如一花塔。后一种大概是仿照当时特种牡丹花“重楼子”,用罗帛制作加于高髻之上,后来竟高过3尺,所用角梳也大过1尺2寸。高髻险装风气日盛，不得不用法律限制尺寸，但上行下效，禁令也无济于事，必待新花样出现成风，才能转移先前的爱好。至于后妃公主的凤冠,讲究用金翠珠玉作种种花样,有的用掐丝法表现一大群仙女随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名“王母队”，等于把一台乐舞模型安放在头顶，后面还附有两个翘膀，下垂肩际，这种帽子叫等肩冠。还有盖头，是士大夫女眷出门必带之物，以巾蒙首，称幂首巾，南宋尤盛，因朱熹提倡，后人称“文公兜”；婚礼用销金盖头。

戴束发冠、穿对襟衫的皇帝与戴幞头的官吏（赵佶《听琴图》局部）

——文摘自沈从文先生之《中国服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