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平原的湿地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中国环境人心中永远的痛，是中华民族不灭的记忆。我们期待有朝一日，那里仍然重现鱼跃、水清、草美、绿树参天的和谐景象。

马中，1954 年生。1974年插队北大荒。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1974年，20岁的北京知青马中在北大荒前进团反修营收拾了行李，在其他知青的羡慕和祝福中离开了茫茫荒原，虽然下一站并非城市，只不过是河南的一个农村，但能够离开那片最远、最苦的知青营地，他已经是当时、当地的幸运儿了。

“我们开荒的地方叫抚远县，地图上很好找，就是公鸡的嘴尖儿，中国的最东头了，是中国最早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满怀庆幸离开的时候，马中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回来，而这块土地最终竟成为他毕生研究的基地，20多年来，他四处奔走，无数次回到老地方，方案想了一套又一套，希望能够终止低效的湿地开发，留住这块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全世界最珍贵的浅育沼泽。


10年前他壮心不已，5年后他有心无力，那么再过5年呢？——“我有充分的依据，整个三江平原的湿地再过5年不复存在！”

我是亲手参与破坏的

1969年9月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一帮同学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目的地是珍宝岛。当时能去那里是特别光荣的（1969年3月中苏刚打完“珍宝岛战役”），都是部队直接来招的，说是去了要准备打仗的，相比去农村锻炼的同学，我们更光荣，政治过硬啊，是党信任你才让你去那儿的。

在佳木斯下火车，换卡车再往里走，卡车进不去了再换履带式拖拉机，最后坐爬犁才到达。当时正下雨，天非常暗，一望无际的水草地。后来我做环境研究才知道，那个地貌非常独特，里面还有岛，岛上是原始森林，那是我到现在为止看过的最壮观的景象了。

刚到时我们没有房子住，睡帐篷，后来砍了很多树，两人围、三人围那么粗的。因为是湿地，终年湿气不散，很多人得了关节炎、风湿病。我妈妈30多岁才有我，特别心疼担心，走的时候给我置了羊皮褥子、高筒皮靴、驼毛棉袄，都用上了，确实比其他同学要强一点。

我是当卫生员，那时药品匮乏，就跟着老师采中草药，这是我的环境科学教育第一课。那时打针连消毒红药水都没有，流行感冒，我就采“贯众”给大家熬汤喝。还有一种草药叫“七叶一枝花”，名字非常美，治疗跌打损伤，特管用。还有一些沙参、党参，可以补身子的。

当时不懂什么，拿着一本药典在山上查，种类真是多，后来再回去知道用生物多样性的区别来做科学研究。当时让我们开荒伐木，100人就有5台东方红拖拉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农业装备，但是因为是湿地，水始终引不出去，3年只开出了10亩地，撒下去的种子收不回来。没有粮食，只能吃救济，都是坏了的，别人不要的，吃了整整一年的发霉的玉米面，用玉米面摊饼子，上面多洒点辣椒和盐。

后来才知道那里有很多可以吃的，河里的鱼一网下去装一船，还有兔子和水耗子。水耗子皮毛特别好，做手套做帽子好极了，连穿的都解决了。树林里也有好多吃的，什么榛子啊、木耳啊、猴头蘑啊。

1988年我做研究生毕业论文回去考察，鱼没有了，水耗子也没了，当时农民一冬抓它几千只的。树也没有了，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全都砍了，这个变化对我触动太大了。我本来是搞农业经济研究的，看了后就改方向了，改做环境研究。

1992年开始，我对北大荒进行全面调查，94年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一份英文的给资助我的基金会，一份中文的给政府。

北大荒自小兴安岭往东，至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10万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占了70％。历史上看，这地方对中国做出了不少贡献。抗美援朝结束后，大批军人回国，当时王震主动提出让他的部队去开荒，因为设备有限，他们当时去的是小兴安岭边缘，还是山地、缓坡地，对湿地的开发破坏力度很小。

第二阶段是百万知识青年开赴北大荒，沿着王震部队开荒的地域再往东进，真正深入到腹地。我们没有工具，拖拉机根本对付不了湿地，只能说糟蹋一通后就返城了。

第三批是1980 年代后，外资进入，钱多，破坏力也大得多。挖沟，建成四级水利系统，真正导致三江平原湿地灾难性变化。也没有创造效益，农场都是负债的。最先进的洪河农场，全是美国设备，1981年从日本获得2500万美元贷款，30万亩，工人不超过400人，日本人只要从第1年到第5年的大豆，不要我们还钱。结果地力太薄，根本种不出东西来，加上机械出故障，必须花外汇到美国买零部件修，最后负债两亿。这些年农场因为亏损，纷纷改制，地都分给个人了。

后来有个朋友指点，说你想真正送呈最上层的话，（报告）不能超过5页，必须是四号字，还必须留有大行距。我说我试试吧，就写了《拯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湿地》这个报告，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就是想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后来真的引起了反应，全国人大环资委批复了。我主要指出了一个问题：三江平原的湿地非常珍贵，是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其生物多样性水平是最高的，有珍稀乃至唯一的物种，现在的开发导致了生态资源的破坏。不仅仅是破坏，农业也并没有赚到钱。

后来引起很大反响，环保局和农业部都派了专家做实地调查，农业部方面是想否定我的报告，他们的专家跟我争论，我就说了，你们谁能比我更清楚？我15岁就去那里了，亲眼见到最初的样貌，也是亲手参与破坏的人。

保护未知的价值

1997年黑龙江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湿地开发。“我当时很满足，没想到这个政策太粗，有空子。很多地方把水排走，说我这儿不是湿地，连水都没有了嘛。继续开发，最终政策没有办法执行。”

2001年黑龙江出台第一部《湿地保护条例》，没想到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在中央粮食政策的倾斜下，当地可以轻松地从海外获取开发资金，“他们没有别的渠道，钱只能从农业上来。”

研究也搞了，建议也交了，政策也定了，还是不行！马中退而求其次，他把希望放在挠力河流域上，它是乌苏里江的大支流，流域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早5年的时候，我去拍了好多照片，好极了，一望无际的水面，当时我还说三江平原湿地就剩下挠力河水域了呢！”

希望还是迅速破灭，由日本政府贷款，当地政府在挠力河上游修建了一个库容6.15亿立方米的大水库，号称黑龙江第二大水库。“折腾半天，人家上游修个水库，什么都白搭了。一蓄水，下游就断流了。它现在已经不是湿地河了，是常规河流。”

还是不放弃，心想“你们折腾吧，我来找个地方，我自己保护起来行不行。”他从国际组织筹来了资金，揣着美金去找地方政府，要建三江平原最后的湿地活标本。“过20年、50年、100年，你想知道三江平原原来什么样，你上我这儿来看活标本。”

找啊找啊，终于找到珍宝岛边上的一个县，4万公顷，涵盖三种生态体系。兴奋得不得了，找市长谈，“投入全都我负责、我来筹款、我来研究，我来保护，市长跟我谈了4次，好事！没问题！最后市里常委会讨论，市委书记不同意，有这么傻的人，愿意掏钱来维持原状？肯定是想倒卖土地！肯定有鬼。”

一气之下，他去读了经济学的博士，如今，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的他说自己已经把科学变成了副业，天天想的是怎么找到一个能够平衡多方利益的方案，“老百姓要有钱挣、政府要有收入，这才能真正去推进保护！”

如今他手里已经有了亚洲开发银行批准的1200万美元的赠款，还有1500万美元的贷款，可以做一个从自然生态循环中自然获益的示范点了，但是当地政府还是不太愿意，“因为某些益是放不到台面上来的”。

他终于有些愤怒了。“为什么我们在私人决策上都能有跨代眼光，偏偏是在最需要长远眼光的公众决策上如此短视？事情只要与我无益，或者我这一任、这一代看不到利益，就不做！保护肯定不如开发挣钱快。”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在北大荒拍下的一幅幅照片，其中一幅题名《不确定的别拉洪河》，静静的水草地被定格，“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中蕴含着无限的信息和价值，有些我们现在看得到，有些可能要留给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保护不确定性，就是在保护我们未知的价值。”

可惜的是这条赫哲语意为“大水漫灌之河”的水流，在美国高性能作业工具的改造下，原本弯曲的河道如今已被彻底拉直；浓江河，他当年下乡打鱼的地方，7条排水沟把地下水全部牵引下去，强排到黑龙江；“最后就剩下挠力河，龙头桥水库一建，也完蛋了！”

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在乌苏里江，“沿江湿地也许可以留下几个保护区域，但是内陆湿地再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