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和合学”17年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与白发相伴，与脸纹相随；又历经冷暖悲欢,苦乐交替,终于深深体悟到理论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科研方法创新的艰难曲折、祸福莫测。这不仅要经过炼狱般的煎熬，而且要有敢于下地狱的勇气，否则是与创新无缘的。?

朋友们多次询问我为什么建构“和合学”理论思维形态？能否剖白心路经程，致思情境，我也不得不做一些交代。

一

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震撼人心的大转变。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革命，人们饱尝战争、对抗的痛苦。苏联东欧的解体，冷战时两个阵营的二元对抗和军事竞赛转变为多元冲突和经济、科技竞争。在此世界格局大转型之际，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维的、观点的创新都应适应后冷战的新格局、新形势，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设计新方案、新构想，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做出新谋划、新贡献。?

当此之时，世界有远见、有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谋略家都在思量解答之方，提出新战略构想。然而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与时逆行，坚持冷战时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他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将是文化对抗、文明冲突，主要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相奥援，而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西方文明为顾及自身利益，对内应加强团结，放慢裁军速度；对外应拉拢东欧和拉丁美洲，跟日本和俄罗斯合作，限制儒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扩张，并挑拨儒家与伊斯兰社会的歧异，使他们无法联手对付西方”［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夏季号。他描绘这幅世界战略图，显然是对抗文化、冷战思维衣钵的传承。他又说：“在这个新世界里，最危险的暴力冲突形式是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核心国的战争。这两种形式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将是穆斯林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穆斯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美］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1)。这是他在1999年2月4日在经念科罗拉多学院建校125周年“文化在21世纪：冲突与聚合”专题讨论会的演讲。他把穆斯林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作为西方文明的挑战者、对立者，而且以“最危险的冲突”归结为中美的冲突，这就明目张胆地以穆斯林和中国替代苏联和东欧作为西方冷战的对象、假想的敌人，作为其进行遏制、制裁和攻击的目标，制造二元对抗的新冷战世界格局。

当今，这种对抗文化、冷战思维是世界不太平、不安全的根源之一，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消极性、破坏性的力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强烈的表现。他以西方利益为最高利益，西方（美国）的价值观为终极的价值观，西方的政治原则为第一位的政治原则。在他看来，非西方（美国）国家、民族、文明，应以西方的利益为利益，价值观为价值观，政治原则为政治原则。一切服从、遵奉西方的，不能有自己国家、民族、文明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原则。大有唯我独尊，一统天下之势。这样，世界众多国家、民族、文明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中就没有平等、民主、自由、公平可言。这就是说，恰恰是西方自己践踏了自己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原则。

　　近来西方的一些智者，对儒教文明有所觉解，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得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儒教创始人，他的智慧与亨廷顿所描绘的儒教文明实乃风马牛不相及。然孔子的智慧却是亨廷顿所编造的“文明冲突论”的“克星”：一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亨氏的“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相对待；二是孔子“仁者，爱人”，与西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者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相对待；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西方中心主义者己立而不允许别人立，己发达而制裁、遏制别国、别民族发达相对待；四是“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与西方单边主义者制造新冷战和战争相对待。?

鉴于此，激发了我思考如何化解文明冲突论？如何化解冷战遗留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等等。于是我从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宝库中开发出“和合”思维，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而建构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化解亨氏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和合学”以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全面地化解了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

二

人类在21世纪所共同面临的冲突，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概括起来有五大冲突和危机：一是人与自然冲突及其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脆弱性、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消费的疯狂性、欲望的无限性，使人类面临最严重的冲突和危机。二是人与社会的冲突及其人文危机。地区的、部落的、集团间的小规模战争冲突不断，恐怖活动改变了传统战争的形式，而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和生命财产。全球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各国自身贫富不均的扩大，是造成国际和各国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影响人的安身立命。三是人与人的冲突及其道德危机。人情淡薄，亲情疏离，道德滑坡，关爱缺失。社会拜金主义、重利轻义、寡廉鲜耻、个人至上之风渐长。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贪污盗窃、谋财害命之事不穷。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和谐相处，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四是人的心灵冲突及其信仰危机。人是社会错综复杂冲突的交织点、集中点，是各种冲突终极的载体和终始。因而，人的心灵时刻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冲突而需要做出回应和化解，以求心灵的协调、平衡、和谐，以免心灵的阻塞、不通、病变。五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价值危机。文明的程度和水平，标志着人道的开放程度和人性的解放水平。各文明间人道和人性的开放、解放程度和水平的差分，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即使同一文明之各派，亦由于这种差分而冲突。体认文明冲突是为了化解冲突，儒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和为贵”的理念是化解文明冲突的利器。

　　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把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中的化解冲突和危机的深邃思想、智慧洞见发扬出来，体贴和合话题，而转生为“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全面回应和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从更广的文化视野、更强的和平祈求、更切的幸福期望来观照文明冲突。

三

和合学的建构，不仅仅是为了回应亨氏“文明冲突论”的挑战和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之道，而且是走出中国哲学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建构中国的自己哲学的需要。我依据40年来对中华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以及对中华哲学概念范畴全面系统的梳理和体认，曾体贴出三条“游戏规则”，或曰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

一是核心话题的转换。哲学思想总是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

二是诠释文本的转变。文本是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超越自我的信息桥梁。现代新儒家其所依诠释文本沿袭宋明新儒学，没有选出新的诠释文本作为其理论的依傍，所以冯友兰将其“新理学”定位为接着理学的程朱讲，这是很妥帖的。

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和合学”的人文语境是生命智慧的觉解，时代精神的显示，社会风尚的趋向。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呼声和诉求，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经历浩劫性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人心觉醒。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建构和谐社会成为人们共同心愿和要求，在这种国内外格局大变化的语境下，“和合学”应天顺人，和合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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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和合学》再版序言，此处有删节）

来源： http://confucian.ruc.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