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像

　　在我心目中，“西行”是求法精神的代名词，曾经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高僧大德前赴后继，为求一法，行脚天竺。我常常在历史中注视着西行求法者的身影。

　　中国最早的求法者是三国魏甘露年间的朱士行。为求《般若经》正本，他出塞西至于阗国，二十余年间写得《放光般若》九十章，派遣弟子弗如檀带回中国，而他本人则在于阗圆寂，没有归来。

　　魏晋到唐代汉传佛教的发展与完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本的传入和译经的兴盛。朱士行虽未至天竺，但其志愿风骨则成为汉地僧人忘我西行，舍命求法之滥觞，影响了无数求法者。

　　晋宋间有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支法领、法勇、慧睿等数十位僧人走上西行之道，大多抵达于阗、罽宾、疏勒等国即止，或埋骨中路，最终到达印度的不多，而到印度后能携经而返并为后人所熟知的要数法显大师。法显大师道心坚贞，见当时戒律未备，僧侣戒行不整，便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开始西行。他与同行者度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惟以枯骨为标识”的流沙，翻越了毒风雨雪，飞沙走石的葱岭，最后到达中天竺的仅法显和道整法师二人。法显大师在摩诃衍僧伽蓝求学三年，得《摩诃僧祇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梵本，又在师子国停留两年，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及《杂藏经》。这些经典都是汉地所未曾有的。回国途中，法显搭乘的商船遭遇风暴，他把个人物品扔进大海，誓死护卫所携的经藏和佛像。十三年后，回到中国，写下了在天竺的见闻——《佛国记》。

　　唐朝西行求法之风尤盛。那烂陀寺是“留学僧”最向往的地方，来到此地的汉藏求法者不计其数，玄奘大师是第一百位。大师一路饱受各种严酷考验，以异常之坚毅才克服万难，到达印度。大师曾只身穿越流沙遍地、荒无人烟的莫贺延碛。白天零上60多度，无法行进，就用沙子把身体全部埋起来，只露出头在外面，用物品遮挡太阳；只能在夜间零下30多度的情况下抓紧时间赶路。在这滴水如金的沙漠中，大师还曾打破过水袋，就在极度的高温和干燥下，他坚持活了下来，走出了沙海。就是以此坚毅之心，才得以最终游学五天竺，带回甚深法义和大量经籍。

　　玄奘大师归国后短短三十年中，不下十一名中国、朝鲜的游学者拜访了那烂陀寺。义净大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录了同时代的去印度求法的“留学僧”就有一百一十多人。

　　唐初的玄照法师求学印度，在那烂陀寺求学三年，跟随胜光法师学写了《中论》、《百论》等论，又随宝狮子大德学习《瑜伽师地论》。义净大师于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在那烂陀寺见到了玄照法师。因路途阻塞，玄照法师无法归国传法，“每有传灯之望，而未谐落叶之心”，后在天竺去世。义净有悼诗云：

　　卓矣壮志，颖秀生田。频经细柳，几步祁连。

　　祥河濯流，竹苑摇芊。翘心念念，渴想玄玄。

　　专希演法，志托提生。呜呼不遂，怆矣无成。

　　两河沉骨，八水扬名。善乎守死，哲人利贞。

　　道希法师曾在那烂陀寺学习大乘佛法，并把大唐所有新译、旧译的经论四百多卷带到了那烂陀寺。义净大师在巡礼那烂陀寺时，也见到了已经圆寂的道希法师的卧房，心生感慨，有诗云：

　　百苦忘劳独进影，四恩在念契流通。

　　如何未尽传灯志，溘然于此遇途穷。

　　大乘灯禅师路过其在那烂陀的卧室时也不禁感叹：“昔在长安，同游法席，今于他国，但遇空筵。”

　　常慜禅师坐商船从广东出发，走海路辗转去往印度。中途遇到风暴，商船破损漏水，所有人都纷纷逃逸。常慜禅师看到大家急于逃生，就把所有机会都让给了身边的人。船舱里没有醒的，遇到困难爬不动的，在禅师的帮助下，都安全离开了大船，而禅师自己已是精疲力竭。眼看海水逐渐没过腰身，法师欣慰地看着安全的大众，开始合掌念佛，一句一句的佛号，一声一声地往下沉。逃了命的人也跟着念起了佛号，也有很多人让法师跳到小船上，但他害怕压沉了别人的小船，只是坚持念佛，直至沉到水底。

　　义净大师为常慜禅师写了一首很感人的诗：

　　悼矣伟人，为物流身。明同水镜，贵等和珎。

　　涅而不黑，磨而不磷。投躯慧巚，养智芳津。

　　在自国而弘自业，适他土而作他因。

　　觏将沉之险难，决于已而亡亲。

　　在物常慜，子其寡邻。

　　身散鲸波以取灭，净愿诣安养而流神。

　　道乎不昧，德也宁湮。

　　布慈光之赫赫，竟尘劫而新新。

　　又有灵运师，在那烂陀寺常画慈氏菩萨真容和菩提树像；无行禅师为宣扬道宣律师的宗旨，留学那烂陀寺学习唯识、中观，研习《俱舍论》及律典；新罗僧侣阿离耶跋摩法师在那烂陀寺常抄写诸经；慧业法师曾写有梵本论典，留在那烂陀寺，为义净大师所见。

　　这一百多位求法僧，最终安然回乡并在东土弘扬教法的少之又少，多数魂散天竺，有很多甚至连名字都未能留下，大家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这些苦行。但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佛法能够传到内地，让后人能够得到受益。义净大师在那烂陀寺遇到一位老比丘，以为是印度人。后来老比丘临终前，颤颤巍巍地把一部他自己所译的《善辨律》手写稿交给义净大师说：“我是中国人，到印度来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也老了，就是想走也回不去了。希望你能将我这个戒本带回去，以后去弘扬它。”义净大师拿到戒本不到三天，老比丘就去世了。

　　义净大师所记载的求法高僧大都广闻多参，义净大师本人也是如此。他21岁受具足戒，此后四年间精求律典，并生起西行求法的愿望。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义净大师开始西行，曾在室利佛逝停留六月学习声明。两年后又在东印度耽摩栗底国学习梵语和《胜论》。这一年他遇到了大乘灯禅师，并翻译了《龙树菩萨劝诫王颂》一卷。

　　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他抵达那烂陀寺，多方参学。大师在那烂陀寺译出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五卷和《一百五十赞佛颂》一卷。这十年间他遇到了玄照、佛陀达摩、僧哲、慧轮、道琳、智弘、无行等唐僧，得以了解并记录了众僧在印度游历参学的经历。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义净大师离开那烂陀东归。他带回了经律论近四百部，共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座和舍利三百粒。当时武后亲来迎接法师，并安顿其在佛授记寺及大福先寺居住，以便安心开展译经工作。法师所译经典多戒律及咒颂，可见其求法重心在于戒律，也说明当时印度大乘佛法已开始重视陀罗尼咒，密法趋于兴盛。

　　义净大师历经万险西往东归，写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才让汉地众生有机会了解到这一段特殊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也让后世法子能够一睹中世纪印度佛教生活和早年戒律的轨则。

　　今日汉人能够读诵到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无不是鲜血凝成，汗水化成，包含了上至后汉，下至隋唐五百多年间先辈求法者的志愿和生命。

　　义净法师在他的求法诗里面说：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大德们当年求法的发心、恩德和感人的精神，还以为手上的经书法本真的只是很容易得来的一本书。然而，历代高僧大德所传承下来的，除了法本，还有凝结在法本上的舍身求法，不问归途的精神。

　　西行求法僧，是人人都应当敬仰的勇士，是值得佛弟子永远追随的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