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略论佛图澄对佛教弘传、民族融合作出的巨大贡献(陈梅

　　在中国历史上，西晋王朝仅持续了半个世纪。西晋末年，皇室贵族为争夺权利，爆发了“八王之乱”，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其后，在中国北部的土地上，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十六国政权大多扶植佛教，当时祖师大德弘宣法化，使佛教信仰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佛图澄即是其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佛图澄(232-348)，西域人(《晋书》、《魏书》谓天竺人)，本姓帛(或谓姓湿)。自幼出家，于乌苌国(古印度属国，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上游一带)就罗汉入道[1]。据载：“清真务学，诵经数万言，善解文义。”[2]更于罽宾(西域，今喀布尔河下游流域克什米尔一带)，受诲名师，西域咸称“得道”。佛图澄于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他志弘大法，欲于洛阳立寺，适遇“永嘉之乱”，刘曜率匈奴兵攻入洛阳，帝京纷乱，立寺之愿未果，乃潜泽草野，以观世变。

　　时刘曜部将石勒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北)，专以杀戮树威，道俗遇害者甚众。澄观勒之残暴，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访知勒之大将郭黑略——石勒“十八骑”之一[3]，素奉佛法，遂先止于郭黑略处。略更从澄受五戒，执弟子礼。据《高僧传》载，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于掌中。”又能“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因而郭黑略每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华夏)，己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大喜，曰：“天赐也。”遂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进谏石勒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着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诫。”[4]这一番劝施德政的话，使石勒更加悦服。因之中州胡晋，略皆奉佛。

　　永嘉六年(312)，石勒采纳谋士张宾之议而据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大兴二年(319)十一月，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建立后赵国，以襄国为都。咸和四年(329)灭前赵，控制了北中国大部分地区。佛图澄亦常随左右，其间敕龙致水、劝宥段波、预言擒曜、诫勿食葱、复活太子等事，使勒益加尊重。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勒于襄自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更事澄弥笃，有事必咨而后行，尊号“大和上”。勒死后，石虎废勒子弘而自立，是谓建武元年(335)，并迁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一带)，澄亦随之入邺，居宫寺，辅佐后赵政权，一直至圆寂。

　　佛图澄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有贡献的人。首先，他身处乱世，以佛法慈悲救世的宗旨，成为他当下最为迫切弘扬的主题；其次，在佛图澄之时，佛教仍属初传期，如何使更多的民众接受佛法的教化，扩大其摄受范围是其时所有祖师苦心劳思的关注焦点。

　　一、化导二石　泽润苍生

　　十六国时，中州寇荡，郡国分崩，本是一个战乱时期，加之后赵统治者专以杀戮来壮大声威，巩固其统治，更加重这一情形。石勒、石虎在历史上皆以残忍滥杀而恶名，暴戾恣睢，伏尸流血。如永嘉四年(310)石勒攻取白马(今河南滑县)，坑男女三千余人。永昌元年(322)，石虎攻陷徐龛，坑降卒三千人。太宁元年(323)石虎击败晋将曹嶷，坑其卒三万。《晋书》记载石虎执政时：“穷奢极侈，劳役繁兴，畚锸相寻，干戈不息，刑政严酷，动见诛夷，惵惵遗黎，求哀无地。”[5]佛图澄目睹生灵涂炭，为拯民于水火，毅然杖策军门，用慈悲戒杀的教义来劝导石氏施行“德化”，“不为暴虐”、“不害无辜”。据说有许多人因此而获救，所谓：“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6]在佛图澄的劝谏下，石氏之暴虐稍有收敛。如石虎曾问“佛法为何？”澄答“佛法不杀”。石虎说：“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讵获福耶？”佛图澄为其解说：“帝王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7]澄所言石虎虽不能尽从，但终为益不少。

　　佛图澄迁化之际，虽知“祸乱渐萌，石氏当灭”，仍苦口婆心劝化石虎实行德政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YIN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诫，不自惩革，终无福佑。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8]

　　佛图澄一柱擎天，以慈悲不杀的劝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石氏的恣意滥杀，实现了悯念苍生、安定社会的济世宏愿。梁慧皎法师在其《高僧传》中评曰：“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当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9]唐道世法师在其《法苑珠林》中赞曰：“澄在中原，时遭凶乱，而能通畅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圣，何能救此涂炭。”[10]元念常法师在其《佛祖历代通载》卷六中论云：“观澄公区区西来，当石勒、季龙(石虎)碜暴虓噬之际，而能悯物垂轨，示以玄言德祥，导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于戏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叠相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11]近人汤用彤先生亦评佛图澄说：“其行化时，五胡之乱最烈，石勒残暴，实为流寇。澄悯念苍生，以方术欣动二石，以报应之说戒其凶杀。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是则释氏饶益即未验于来生，而由澄公已有征于今世。”[12]古今赞语均是对佛图澄慈悯百姓功绩的肯定。

　　二、正法得立　民听入道

　　民族融合往往伴随着战争与流血，个中因由，除政治、经济机制不同外，还有民族间文化心理的差异。但后赵时期的这一民族融合过程，却因有佛教的因素而大大减少了大规模的相互杀戮事件。反而，随着佛教的普及发展，在各民族间有了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感，从而在消融民族文化差异、消除民族意识隔阂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佛图澄与石氏父子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石勒称帝后，事澄弥笃，有事必咨而后行，并尊为“大和上”。石虎即位，更倾心事澄，有过于勒。其下诏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13]更勅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以表尊敬。佛图澄在后赵所受之尊崇可与后世“国师”地位相比。

　　佛图澄正是充分利用如此殊胜之因缘，飞龙乘云，大力向民间传播佛教，使佛教在后赵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史载：“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14]创当时佛教东传中原地区以来建寺最高纪录，在中国佛教初传期可谓“得未曾有”。《佛祖历代通载》赞曰：“自大教东来，至澄而盛。”[15]

　　有佛图澄之弘化，百姓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由此也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虎曾针对此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YIN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之所奏。石虎以澄之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16]这是佛教初传期典型的“华夷之辨”论，尽管这里没有佛图澄的正面抗辩，但在这场君臣论争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佛图澄一默如雷的无形影响力。在这里折射出的是以佛教“普度有情”的博大理论，去抗衡当时正统的儒者“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狭隘偏见。在《高僧传》中，有比这更为详尽的记载：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祀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YIN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石虎当即下书反驳：“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以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民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白蛮，有舍其YIN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17]可以说经佛图澄不懈之努力，使佛教由一种形同“民间方术”的流传方式，一跃而居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并逐渐成为各民族所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里应特别突显的一点，就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明令汉人可以出家从此开始。对佛教的弘传来说，这一步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所以荷兰著名汉学家许里和评论说：“这里最明显的事实是佛教在这个半汉化的‘蛮人’和汉人杂居的世界中迅速发展，如果我们把它和佛法在南方士族和皇族中缓慢而又痛苦的发展过程相比较，就看得更清楚。”[18]这不仅使佛教的弘化取得了国家政权保护的合法性，更为中国佛教僧团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可弘道，僧伽是佛法的直接传播者，从此僧团被赋予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所以从佛教的传播角度说，佛图澄成功地利用王权力量来弘扬佛教，开拓出一条全新的弘法之路。佛图澄对佛法的推广，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北方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后赵境内的相对安定，使后赵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十六国时期国力较为强盛的政权之一。

　　三、育才兴化　法源滥觞

　　佛图澄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宗教活动家，也是一个优异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但因在《高僧传》及相关史料中叙述他的神通事迹颇多，所以周叔迦先生感慨说：“他的义学和戒行反为神异事迹所掩。”并说：“佛图澄的学说，史无所传，但从他的弟子如释道安、竺法汰等的理论造诣来推测，佛图澄的学德，一定是很高超的。”[19]同样，芮沃寿(A.F.Wright)在其所著《佛图澄传》中也认为“如果他处在一个不那么动荡的时代，无疑也是一个译经和义学大师”。[20]

　　其实，佛图澄之神异，只是以善巧方便来推动佛法之普及，如《高僧传》载：“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21]这是由佛教初弘期的境遇所决定的，非神异不足以镇愚顽，所谓：“神道之为化也，盖以抑夸强，摧侮慢，挫凶锐，解尘纷。”[22]汤用彤先生在论及魏晋佛法之盛时总结说：“然佛教之传播民间，报应而外，必亦藉方术以推进，此大法之所以兴起于魏晋，原因一也。”[23]佛图澄一生所致力的是为佛法的弘传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他的真正贡献是为中国佛教埋设了燎原之火种，使佛教一树百获，大显于中土。

　　佛图澄无疑是一位学问渊博、知见超群的高僧。他自幼出家，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来洛阳时，虽未读中土儒史，但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若符契，无能屈者。《高僧传》说其：“身长八尺，风恣详雅。妙解深经，傍通世论，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24]佛图澄在弘法之时，十分注重个人戒德修持，可以说是持戒很严：“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25]因此赢得西域及中原地区僧俗的敬重，当时有不少人慕名投其门下受学，“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安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沔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26]当时，受业追游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近万人。佛图澄之所在成为当时著名的佛教弘化中心。在弟子中，名见于经传者诸如：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法雅、法汰、法和、僧朗、安令首尼以及佛调、须菩提等，皆一时之秀，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一方领袖，对佛教在中华大地的传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道安成为“学不师安、义不中难”[27]的教团领袖和“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28]的划时代的人物。僧朗领导的泰山僧团，戒德冰霜，学徒清秀，受到普遍的尊敬，苻坚时沙汰僧尼，特下诏，僧朗僧团不在其列。“秦主苻坚钦其德，素遣使征请。朗同辞老疾，乃止。于是月月修书、嚫遗。坚后沙汰众僧，乃别诏曰：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29]竺法雅曾与康法朗一起创立了“格义”理论，对佛教教义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比丘尼安令首博览群经，建寺五所，影响广泛，从其出家者有二百余众。佛图澄创业垂统，永光无穷。正是由于其门下弟子的努力，使佛教在北方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十二月八日，佛图澄示寂于邺宫寺，世寿117岁。士庶悲哀，号赴倾国，窆于邺西紫陌(今河北临漳邺镇西部)。在《全唐诗》卷808中有唐代慧宣法师所写《奉和窦使君同恭法师咏高僧·竺佛图澄》诗：“大誓悯涂炭，乘机入生死。中州法既弘，葛坡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镜彻千里。道盛咒莲花，灾生吟棘子。埋石缘虽谢，流沙化方始。”非常精炼地概括了佛图澄弘法济众的一生。

　　(作者为山西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注　释】

　　[1]《魏书·释老志》载：“石勒时，有天竺沙门浮图澄，少于乌苌国就罗汉入道。”

　　[2]《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

　　[3]石勒自小随人当过小贩，也曾为人力耕，后为并州刺史司马腾捕捉，卖与荏平(今山东东阿北)师欢为奴。后为晋军所迫，招集王阳、夔安以及郭敖、郭黑略等18人劫掠为盗，号称“十八骑”。

　　[4]《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

　　[5]《晋书·石季龙》。

　　[6][7][8][9]《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

　　[10]《法苑珠林》卷三一。

　　[11]《佛祖历代通载》卷六。

　　[12] 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134页。

　　[13][14]《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

　　[15]《佛祖历代通载》卷六。

　　[16] 《晋书》卷九五《艺术传·佛图澄》。

　　[17]《高僧传》卷九《竺佛图澄》，《大正藏》50册，页385下。

　　[18]〔荷兰〕许里和著、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第307页。

　　[19]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第17-18页。

　　[20]芮沃寿(A.F.Wright)著：《佛图澄传》，刊自《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8年，第325页。

　　[21]《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

　　[22]《高僧传》卷十《神异下》。

　　[23]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一版，第134页。

　　[24][25][26]《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

　　[27] [28][29]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大正藏》50册，353页上，351页下，354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