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十九世纪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南条文雄与杨文会的相识日期考

 　　十九世纪末期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

　　——南条文雄与杨文会的相识日期考

　　李贺敏

　　公元五三八年(一说552)i，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以来，经鉴真和尚(688~763)等中国东渡弘法僧及传教大师最澄(767~822)、弘法大师空海(774~835)、荣西(1141~1215)、道元(1200~1253)等日本入唐、入宋求法僧而迎来中日两国佛教交流的鼎盛时期。然而，随着日本江户(1603~1867)幕府的封闭锁国政策以及宋代以后中国佛教的衰落，在其后长达约三百年的时期内，两国的佛教交流几近中断。清末即日本明治末期的后半段，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并出版已在中国佚失多年的佛经而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中兴之祖”ii的杨文会(1837~1911)，在英国伦敦与正在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真宗大谷派年青僧人南条文雄(1849~1927)相识。南条文雄终生以“为法不为身”为座右铭iii，师从着名的马克斯·缪勒(F。Max Müller，1823~1900)教授，而且留学期间，出版震惊欧洲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俗称《南条目录》，1883)，此书因“对日本佛教界在开辟研究佛典原文这一具有光明前景的新的学术领域方面，起到了尖兵作用”iv，而被称为“日本近代佛教学鼻祖”v。二人自异国他乡相识以来，约三十年内互相通信达七十七封，为衰落的清末“佛教带来复兴的机遇”vi。

　　学术界研究杨文会和南条文雄之间交往的学者，仅有日本东京武臧野女子大学讲师陈继东博士及名古屋同朋大学中村薰教授二人vii，而且后者仅限于研究杨文会对真宗的批判。在《杨文会全集》中，收录了三十余封杨文会与南条文雄之间往来信函，遗憾的是没有注明信函写作的日期。可以说这成为研究二人交往的最大障碍之一。二人的交流始于书信，结束于书信。二人交流的核心内容即杨文会请南条文雄在日本代购中国散逸多时的佛教典籍，就是主要通过书信来实现的。二人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时?各家说法不一。如道端良秀的“(杨文会)第二次旅欧期间(1886~90)”viii、陈继东的“一八七八年某月”ix、中村薰的“大约一八七九年”x等。另外，二人的往来书信一部分除收录于《杨仁山全集》外，还散见于《令知会杂志》、《佛教》、《明教新志》、《大臧经报》等日本的报刊杂志上。因此本论文根据迄今的研究成果并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就二人交往的起始年代、往来信函的件数和内容、佛典代购及赠送的有关情况等历史事实进行考证，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二人交流的理由。一、 关于杨文会1杨文会与曾国藩的关系及其两次旅欧

　　杨文会，安徽省石埭人，“生于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六日丑时”xi，即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六日。名文会，字仁山或仁山居士，号拙道人xii，由于其书斋以“诗句‘深柳读书堂’(简称“深柳堂”)命名”而被门人弟子尊称为“深柳大师”xiii。杨文会“十岁受读，甚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唐宋诗词，时一浏览，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xiv。也就是说他十岁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人很聪明且十四岁即善文，然而对通往达官仕途、众人趋之若骛的科举考试没有丝毫兴趣，这与杨文会在《谢客启》中的“鄙人性喜山林，不贪荣利”xv一致。他不仅好读唐宋诗词，而且“生平好读奇书，流离转徙，舁敝簏贮书以随。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靡不领会”xvi。杨文会既然不喜欢死板教条的应对科举方面的书籍，反而精通音韵、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及黄帝、老子、庄子、列子等儒家或道教等方面的学问。由于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之乱(1851~64)，在随全家辗转于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期间，依然身背放满书籍的竹筐，勤于学习。因此，杨文会后年对黄帝的《阴符经》、老子的《道德经》、列子的《冲虚经》、庄子的《南华经》等分别进行了解释而作《发隐》。

　　“自弱冠至今，以释氏之学治心，以老氏之道处世。”xvii

　　杨文会约从二十岁左右开始，以佛学思想来修心养性，用道教理论来为人处世。虽然他后来成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是道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家贫母老，无以为生，从事于宦途者三十年。内而吴楚，外而英法”xviii。又，“始而奔走于湘鄂两省，既而驰驱于英法两国”xix。杨文会由于家境贫寒、母亲年迈，为了生计而从事官宦生活三十载。国内为江苏(吴)、湖南(楚或湘)、湖北(鄂)三省，国外则是英、法二国。“从事于宦途者三十年”与他“不喜(通往仕途的)举子业”正好相悖，这是何故?

　　“道光丁酉，举于乡。明年，成进士，用刑部主事”xx。

　　杨文会出生的那年即道光(1821~1851)丁酉年(1837)，其父杨朴庵参加乡试合格而成为举人，第二年进而成进士并供职于刑部，成为清朝高级官僚的一员。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材的一种制度，乡试乃地方上以省为单位，每三年举办一次，合格者即举人于次年参加在京师礼部贡院举行的会试，通过者称贡士。大约一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一日，贡士参加皇帝在宫中亲自主办的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曾国藩(1811~1872)恰好与杨朴庵同时成为进士。“(1838年)四月，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xxi。杨朴庵与曾国藩成为同期的进士，并共同服务于朝廷，这对后来的杨文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末爆发了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年，洪秀全(1814~1864)率领起义军从广西金田村北上，屡屡战败八旗军，一八五三年三月，终于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自1853年起，清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国各省地方官普遍举办团练”xxii。“咸丰六年，副都御史张公芾督办皖南军务，以君治团，防御乡里”xxiii。因此，杨朴庵也于咸丰六年(1856)，应副都御史张芾的邀请，协助张芾搞团练。张芾(1814~1862)，字黻候，号小浦，陕西泾县人。咸丰二年(1852)擢江西巡抚，后治安徽徽州、宁国二府防务，对抗太平军xxiv。此时的杨文会好象随父同行。

　　“里居，襄办团练，在徽宁，则佐张小浦中丞、周白禄军门理军事。跣足荷枪，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xxv。这样，杨文会和父亲杨朴庵一起，不仅协助张小浦(即张芾)办理团练，而且还参加了与太平军的战斗，表现的异常英勇。

　　另一方面，一八五三年一月八日，曾国藩由于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xxvi，所以开始以湖南为基地招募乡民，编练湘军，同时物色才俊，建立幕府。幕府的职能就是“佐官为治”xxvii。李鸿章(1823~1901)、左宗棠(1812~1885)以及郭嵩涛(1818~1891)、俞樾(1821~1906)等人，均是曾国藩幕府497名幕僚中的杰出代表xxviii。这些幕僚或幕友(二者均相当于私人秘书)虽非公职，但是早在雍正元年(1723)，幕友的地位就得到了国家的承认，而且“幕主和幕友非行政隶属关系，彼此是朋友，平等相处，以礼相待”xxix，甚至“400余名曾国藩的幕僚中，绝大多数受过他(指曾国藩)的保举”xxx而跻身仕途。

　　曾国藩幕僚的来源主要包括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门生故吏等。而“杨文会为曾国藩同年杨朴庵之子”xxxi，也就是说由于父亲杨朴庵与曾国藩同年的进士，且二人交好，杨文会作为曾国藩的“亲朋子弟”即好友杨朴庵之子而进入曾国藩幕府。

　　“先祖自幼聪明，(中略)十一岁时初见曾国藩，曾即以为奇才。(中略)(曾国藩)嗣复云：此子将来必有大用”xxxii。杨文会的奇才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后来被“曾(国藩)李(鸿章)诸公咸以国士目之”xxxiii。因此，“洪(秀全)杨(秀清，?~1856)起事，(中略)先祖应曾国藩之召协理军务，屡得奇助”xxxiv。爆发太平天国之乱后，杨文会应曾国藩的邀请而协助曾氏料理军务，曾氏也因而得到许多超乎想像的帮助。由于湘军的大本营在湖南，可以推测这时的杨文会作为幕僚也许在湖南的时间居多。在为战后重建而设置的安徽省安庆善后局和南京金陵善后局的成员名单里， 从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一书中都可以看到作为曾国藩幕友一员的杨文会的名字xxxv。

　　“同治元年壬戌(中略)逾年秋，(中略)曾文正檄邀谷米局”xxxvi。

　　“乙丑(中略)明年移居宁，于时董江宁工程之役”xxxvii。

　　同治二年(1863)秋，曾国藩函邀杨文会，将谷米局交付于他。谷米局是善后局的下属机构，可能是为湘军调配谷米、保障供给而设立的。当时由于尚未攻打下南京，这个谷米局可能属于安庆善后局。乙丑年(1866)移居南京后，被曾国藩托付督办南京的战后重建工作----江宁工程。此项工程可能归金陵善后局管辖。此后，还先后负责“江宁筹防局差(1874)”、“汉口盐局工程(1875)”等xxxviii。

　　从上述考证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因为杨文会的父亲杨朴庵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而且即是同僚又是友人关系，再加上杨文会的才智得到曾氏的充分肯定和信任，因此被招入幕府，做为曾国藩幕府的幕僚而活跃于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省，曾国藩才会留给长子曾纪泽(1839~90，谥号惠敏)“某人(‘某人’应指杨文会)必须重用”xxxix的遗嘱。

　　在丙子光绪二年(1878)秋七月“甲戌，以曾纪泽(继郭嵩涛之后)为出使英、法大臣”xl时，可能当时不久就内定杨文会以“书记生”xli的身分出使英法。因为一八六一年三月设立的负责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制定<出使章程十二条>，内有“出使大臣的参赞(书记生)由大臣自己决定”xlii一条。其后“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十六日癸未，命刘瑞芬(1827~92，字芝田)充出使英俄大臣”xliii时，“应刘芝田星使召，(第二次)随往英法”xliv。正是由于杨文会的第一次出访，居士与南条文雄才在英国伦敦相识，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杨文会与《大乘起信论》

　　长住海外的寂寞当中，与志同道合的佛教徒交流不可或缺。正因为同是佛教徒，才成为杨文会和南条文雄交往的立足点。

　　“当时接到在英国伦敦的我国公使馆书记生末松谦澄的书信，称支那公使馆有佛教信徒，(他)无论如何想见你”xlv。这对于深处基督教徒包围的杨文会来说，能够与同是佛教徒的南条来往显得多么的迫切。末松谦澄(1855~1920)，丰前国(今大分县)京都郡前田村(今行桥市)人，明治十一年(1878)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日本驻英国公使馆一等书记见习之辞令，同年四月前往伦敦赴职。一八八六年回国后，历任法制局长(1892)、逓信大臣(1898)、内务大臣(1900)等要职，与南条文雄交往密切，并一同于一八八八年六月获得日本第二批文学博士称号。

　　“戊寅，惠敏奉使欧洲，随赴英法，考求法国政教生业甚详”xlvi。一八七八年，杨文会随曾纪泽(惠敏)出使英法，考察法国政治、宗教等情况。做为佛教居士，他是如何归信于佛教的呢?

　　“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甚觉微妙，什袭臧弆。嗣于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一卷，阁置案头，未暇寓目。病后，检阅他书，举不惬意，读起信论，乃不觉卷之不能释也”xlvii。在战乱年代，杨文会对在安徽书肆中得到的《大乘起信论》(以下简称《起信论》)爱不释手。“厥后，率为居士学道之年矣”xlviii。杨文会病后熟读《起信论》正好是甲子年即一八六四年，这一年是他正式信仰佛教的开始，当时杨文会二十八岁。关于杨文会觅得《起信论》的地点，还有另一种说法。

　　“洪杨起事，全家赴杭。(中略)恰遇左邻姑嫂二人亦由乡间避难来杭者。(中略)日久发现所谓姑娘者，乃一书画写作俱佳之少女。(中略)自是彼此渐觉倾心，其嫂亦愿其姑为先祖之并妻。(中略)事遂无成。经此一打击，先祖更觉世事无聊，终日在西湖散步。一日，在书肆中发现大乘起信论一卷(一说，于皖省书肆中购得，非)”xlix。由于太平天国之乱，杨文会一家避乱到杭州。由于与邻居才女日久生情，少女的兄嫂也同意这门亲事，条件是与其夫人同等待遇，非妾而为并妻。因为遭到了杨文会的母亲及妻子的强烈反对，心情抑郁而在西湖散步时得到《起信论》。并特别注明得自安徽的说法是错误的。

　　两种说法虽然难以考证，但是，比起杨文会的弟子、在其死后接手金陵刻经处并创办支那内学院(1918)、一九二五年改称法相大学的欧阳竟无(1871~1943，名渐)的《杨仁山居士事略》中的“安徽”说，也许孙女赵杨步伟<先祖仁山之生平>中的“杭州”说法更妥当。因为关于导致杨文会信佛的直接原因，欧阳氏解释为生“病”，而赵杨氏则为“并妻”内乱。即使有不利于恩师的历史事实， 做为门生也会尽量回避。这种可能性也很难说不存在。

　　“初说因缘分。(中略)一者，因缘总相。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中略)五者，为示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网故”l。《起信论》的开头就说明了写作该论的八个理由，第一项是希望众生从苦恼中解放出来，得到彻底的安乐;第五项祈愿人们通过正确的修行，消除业障，远离无知和傲慢。这种开门见山的说法也许打动了正处于困惑、失意之中的杨文会，从而引起他阅读该书的极大兴趣，并试图从中找出走出困境的答案。

　　“马鸣大士宗百部大乘经，造起信论，以一心二门总括佛教大纲。学者能以此论为宗，教律禅净，莫不贯通”li。这是杨文会经过多年研究后对《起信论》的认识总结和高度评价。印度马鸣菩萨概括百部大乘经典的《起信论》，以一心(众生心即如来心)二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来总括佛教教义。如果精通此论，则会贯通教(天台和华严)、律、禅、净土等佛教所有宗派的教义，也就是说杨文会认识并“强调了《起信论》圆融的特性”lii。

　　“大乘经典，卷帙浩繁，求其简要精深者，莫如起信论”liii。正由于《起信论》的言简意赅，不仅杨文会因其而归依佛门并深入研究该论，而且“(《起信论》)为佛学初阶。不明斯义，则经中奥窔，无由通达”liv。杨文会不但指出《起信论》是佛教初学者的必读书目，而且还是很好的入门书，并从他本人的亲身体验强调《起信论》的重要性。因此，后来杨文会才会协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将《起信论》翻译成英文，以期佛光普照欧洲。甚至杨文会打算“建立马鸣宗以《大乘起信论》为本，依《大宗地玄文本论》中五位判教，总括释迦如来大法”lv。为了复兴日趋衰落的清末佛教，杨文会梦想以《起信论》的作者----马鸣菩萨的名字创立新的宗派----“马鸣宗”，而且依据的也是始于斯深信于斯的《起信论》以及同为马鸣菩萨着的《大宗地玄文本论》。虽然未能实现创建“马鸣宗”的愿望，但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十月，作《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还被收录于《日本卍续臧经》中国撰述的大小乘释论部中。二、关于南条文雄及其英国留学

　　南条文雄(1849-1927)，名恪丸(幼名)、恪顺(幼名)、僧恪(席名――“入籍(高仓)学寮时之名”lvi，也就是说1868年至1871年就读于高仓学寮时的学名)、文雄(明治四年即1871年改名，“由于养父的法名云‘界雄’”)lvii，号松坡、硕果(“硕果意为大柿子，(大柿子的日文发音与地名)大垣相同”)、小老南(“养父南条神兴号老南，因慕养父学风而取名”)lviii。嘉永二年(1849)己酋五月十二日生于美浓(今歧阜县)大垣誓运寺，在兄弟五人(4男1女)排行第三。一八七一年正月，过继给越前(福井县)南条郡北杣(木字旁右边加山)山村金粕忆念寺的南条神兴为养子。七岁随菱田毅斋(1784-1857)、菱田海鸥(1836-95)父子lix习字和学习汉文的读法。特别是海鸥先生“颇善诗文”lx。八岁“始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读完(净土)三部经”。十岁“以后在家旁听慈父和伯兄关于经史(“经史”指经书和史书。经书即指儒教最基本的书籍，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十三经》等。作者注)诗文方面的讲义，学作诗”。十五岁，“读《日本外史》(赖山阳(1780-1832)的名着)”。《日本外史》作为日本朱子学的名着，在日本江户(1603~1867)时代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广为世人阅读。一八七○年以后，“与伯兄及二、三友人一起轮流阅读庄子和唐宋八大家文，每月设题作文，请野村藤荫(1827-99)先生lxi是正。此文社名云‘有我师盟’，((中略)取自《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语)”。翌年三月“入护法场，听场长伏成老师关于诗经等方面的讲义，并接受诗文指导，还通过了《论语》《孟子》《蒙求》的背诵，成为社长”lxii。以上从南条文雄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青少年时代的南条文雄以学习儒家思想和诗文为主，这为其日后形成的信条——“为法不为身”及后来与杨文会长达三十年的书信往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他理解和阅读汉文及其汉文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后来才成就了他的汉文诗集《航西诗稿》和《硕果诗草》。而且，南条文雄在英国留学时的老师马克斯·缪勒(F。Max Müller，1823~1900)教授，对南条的汉文和汉诗的造诣评价颇高：

　　“日本年青的佛僧南条文雄君，一八七九年二月以来到牛津(大学)。他是京都僧院(本愿寺)的学生，以汉文造诣深而着名，能够同他的母语一样会话和作文，而且他创作的某些汉诗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lxiii。

　　明治五年二十日，南条和笠原研寿(1852-1883)二人奉命真宗大谷派法嗣现如(1852-1923)之命到英国留学：“同(年五月)二十日 法嗣殿下命三等掌记 笠原研寿同 南条文雄 留学印度并巡回欧洲”lxiv。

　　下面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现状两方面就南条留学英国的理由和经纬进行考察。首先，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实行神道国教化政策。由于明治元年(1868)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的“神佛分离令”而导致的废佛毁释、以及以明治五年(1872)四月二十八日颁布的“三条教则(敬神爱国、天理人道、皇上奉戴·朝旨遵守)”为根本的“教部省体制”将佛教排除在外和神道一边倒等原因，“使向来囿于宗派而封闭自守的佛教界，产生了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危机意识，因而萌发了确立联带的或者全体佛教界统一视野的动向。其次，深受明治初年(日本)全国性的开化意识的影响。(中略)对佛教研究的重新开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西欧持续涌现了许多着名佛教学者”lxv。在此浪潮下，继西本愿寺的法主兄弟梅上泽融在岛地默雷(1838-1911)·赤松连城(1841-1919)等人的陪同下、于一八七二年一月至次年七·八月视查欧洲之后，同年九月，东本愿寺法嗣大谷光莹——现如与石川舜台(1842-1931)、松本白华(1838-1926)等四人，为“通览西洋风俗，看破异教巢穴，(中略)出护持宗教之志，(中略)自是一洗旧习之顽固，强化学习，鼓励学术”lxvi而前往欧洲各国。“在欧洲旅行中，(法嗣现如)好象是在法国的某个图书馆里不识梵文佛经，便嘱咐石川君进行梵文佛经的研究方法。石川君虽然试着研究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事情突变，不得不中止回国”。因此，“现如上人产生让我们二人学习梵文的念头，当源于那年的西洋考察”lxvii。所以，在翌年(1873)七月二十三日的<御书立>中说∶“不必依弘教者之材非也，依是兴印度之学，欲广开学徒见识、盛建校舍、教育人材”lxviii。鉴此，现如亲自担任东本愿寺的总务一职，断然进行寺务和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南条文雄于庆应四年(1868)四月，进入东本愿寺创办的京都高仓学寮，八月开始每日前往刚刚设置的护法场，专攻内典(即佛典)的讲习。一八七一年三月，在本山东本愿寺剃度，改名文雄，并再入护法场学习。次年“五月朔日(即一日)，本山(东本愿寺)开设事务所。廿三日，余为事务所记室长，是余为本山役员(即干部)之始。(中略)六月，余晋升为掌仪”lxix。一八七三年八月十七日，与惠林寺笠原研寿一起同为掌仪，第二年六月，成为录事lxx。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南条文雄被任命为录事兼教育录事，而且在之前的一八七三年底，担任过与“(政府)官员同样”的改革助理职务lxxi。从上可以看出，南条不仅是东本愿寺教育领域资格较老的僧人领导层成员之一，而且在一八七三年五月至七月、陪伴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尊严如(1817-94)经常出入于明治政府设在东京的真宗局和在地方寺院的讲经说法活动，以及同年十一月、在本山内侍局侍奉病倒的法嗣现如，因此可以说南条与东本愿寺的俩位法主都比较熟悉。特别是南条与宗务所内的实权派人物——教育课长石川舜台，是“我们(宗务所)干部中的朋友”中之“一人”，这一点南条日后曾有如下回忆∶

　　“关于我们的留学，是总务(法嗣现如)和石川师断然决定的”lxxii，或者“弟等之渡洋事，其始石(川)氏尽了大力”lxxiii。

　　明治九年六月十四日，南条和笠原二人赴欧留学的消息刊登于东本愿寺发行的《配纸》上∶“三等掌记笠原研寿同南条文雄两名，留学印度并巡回欧洲，六月十四日乘法兰西邮船，已拔锚于横滨”lxxiv。三、南条文雄与杨文会的相遇

　　杨文会在<与日本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中说∶“弟在沪上与松本上人谈次，得悉真宗高士，有西游者，秉拂于英。顷至伦敦，晤末松氏，询知二公退居学地，精学梵文。惜离都稍远，不获访造瞻仰高风，钦佩靡已”lxxv。杨文会在赴欧前于上海见到了松本白华，听说真宗高士为弘扬佛法而到英国。其后不久，杨文会来到伦敦，供职于清朝驻英公使馆，遇到了末松谦澄后，才听说南条二人已移居牛津大学学习梵文。虽然仰慕高风，然相距较远，短时间内难以相见。这封信函是南条和杨文会交往的肇始。松本白华就是曾于明治五年六月至翌年七月，法嗣现如视查欧洲宗教情况的四名陪同人员之一。在他们回国后不久的八月成立的东本愿寺寺务所领导成员名单中，在

　　“掌仪 惠林寺住职男 笠原研寿；同忆念寺住职男 南条文雄”的前面，有如下名字∶“总 务 大谷光莹执事补 方融寺住职 筱塚不着同 本誓寺前住职 松本白华”lxxvi

　　这说明松本白华是东本愿寺寺务所内第三号人物，担任执事补的职务。由于真宗大谷派开日本佛教界海外传教之先河，即明治六年(1873)七月，小栗栖香顶(1831-1905)在强烈的护法精神鼓舞下，主张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中·日·印度三国佛教界结盟，共同抵御基督教的侵袭而来到中国，着手在中国传教。第二年因病而回国的小栗栖根据在中国一年的经验，经过精心准备，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同谷了然(1846-1918)等五人再次来到中国，八月在上海创办东本愿寺别院(又称上海别院)，东本愿寺从而正式拉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序幕lxxvii。松本白华于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二日被东本愿寺任命为“支那国出张 本所准大录事”，同年十一月四日至次年八月六日被任命为“兼上海别院轮番(第四代――作者注) 本所四级出仕”lxxviii。松本与杨文会的交往好象应该属于这一时期lxxix。小栗栖和松本等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在中国传教的呢?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一日，小栗栖参拜天台山时在智者大师庙前表白，曰∶

　　“一 香顶欲向支那开真宗，伏乞许之

　　(中略)

　　三 支那(皇)帝、支那百官，请许以真宗开教之方便

　　(中略)

　　五 遍开真宗于支那各省

　　(中略)

　　十三 请支那各宗僧侣归信真宗

　　十四 令支那人民得他力安心”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当初单纯的三国合作同盟，而是谋求将整个中国真宗化lxxx。为达此目的，与中国的实力人物、尤其与当时清末佛教界代表性人物――杨文会居士接触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东本愿寺出版的《宗报》第贰号“清国教况”一览中有下面的记载∶

　　“南京有信佛者杨文会，(中略)曾与北方lxxxi等人为友，乃已了知真宗大意之人，多次指教(我等)同仁，必会成为将来开教的无二檀越”lxxxii。从中可以看到东本愿寺别院与杨文会来往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居士作为东本愿寺“将来(在中国)开教的无二檀越(即护法)”，也就是说把杨文会视作真宗大谷派最大的檀家。通过中国佛教界重量级人物杨文会的归信和护持，中国真宗化的远大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对于真宗大谷派是非同寻常的两年。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日，命笠原研寿、南条文雄赴英国留学的“同(月)廿六日告示”一栏中写到∶

　　“支那上海出张教育准大录事 谷了然三等学师 小栗栖香顶教育用挂兼三等说教者 河崎显成 教育用挂 仓谷哲僧外国布教事务负责人教育录事 细川千岩”lxxxiii

　　这样，真宗大谷派正式起动了由谷了然、小栗栖香顶等人负责的海外布教。第二年即一八七七年，由于日朝修好条规(1876)的签订，真宗大谷派奥村圆心(1847-1913)等人在釜山开始朝鲜布教。在此势头下，为扩大在中国的传教范围，而北上于北京开办直隶教校(1877·11)。松本白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往上海的。

　　末松谦澄(1855~1920)，号青萍，丰前国(今大分县)京都郡前田村(今行桥市)人，明治十一年(1878)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日本驻英国公使馆一等书记见习之辞令，同年四月前往伦敦赴职。第二年就读剑桥大学。一八八六年回国后，历任法制局长(1892)、通信大臣(1898)、内务大臣(1900)等要职，与南条文雄交往密切，并一同于一八八八年六月获得日本第二批文学博士称号。另一方面，南条和笠原二人一八七六年六月一十四日从横滨出发，八月十一日到达伦敦后，至一八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随马克斯·缪勒学习梵文而移居牛津之前的近两年半时间内，一直居住在伦敦。据《怀旧录》记载，一八七八年“某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伦敦街头的繁华区”，非常偶然地遇见了末松谦澄，“(我们)一见如故地交谈，后来我又多了一位知己”lxxxiv。二人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因此，末松也曾高度评价过二人的友谊∶“予尝与硕果兄同在英国讲学之余，则诗酒提携，上下议论，谈和说汉，所得极多矣”lxxxv。其中的“谈和说汉”的意思稍后可以明白。而且“其后在该君(指末松)伦敦的寓所内，遇见了支那公使馆的陈远济lxxxvi和杨文会二人，(并与杨文会)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书信往来”lxxxvii。

　　南条也有如下回忆∶“记得与杨居士初次会面应该是明治十三年(1880)的四月。当时我国驻英国伦敦公使馆的书记生(即秘书)末松谦澄来信，说支那公使馆有佛教徒，想务必见你一面，如何?如果同意，可以安排在自己(指末松)伦敦的住所相见。(中略)来到伦敦见到了信中介绍的那一位，他就是杨文会。”lxxxviii

　　“明治十三年的四月”，不是二人初次见面的日期，而是杨文会第一次托末松谦澄给南条文雄转送信函的时间。由于这是南条对刚刚去世不久(1911)的杨文会的回忆文章，回想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时间上难免产生或多或少的误差。根据南条文雄发表于明治十七年(1884)的<学窗杂录>记载，南条与杨文会初次见面、及笔谈的时间是“明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夜”，地点是末松谦澄的伦敦寓所。第二天晚上即七月一日，他们又相约于中国公使馆，“奇谈颇多”，且饮酒作诗，四个人每人一句共作联句二首lxxxix，双方因而在短时间内初步建立了友好信赖的关系。而且，杨文会的<与日本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同时也收录于南条文雄撰写的<学窗杂录>xc内，题目名为<杨仁山来书 明治十三年(1880)四月廿六日>。因此，可以推断这封书信的日期――“明治十三年(1880)四月廿六日”就是杨文会与南条文雄开始交往的日期。

　　杨文会与南条文雄相识并交往的具体日期，以前从来就无人提及或研究过。日期的明确，也许将来会对二人交往方面的研究产生某些影响。

　　i 速水侑《日本佛教史 古代》(吉川弘文馆1998)P.16,参考<壬申传来说与戊午传来说>。ii 水野梅晓《支那佛教近世史的研究》(支那时报社1925)P.56~57以及镰田茂雄《新中国佛教史》(大东出版社2001)P.282。iii 南条文雄《怀旧录----始于梵文》(平凡社1979,东洋文库359,以下简称《怀旧录》)P.27.iv 樱部建<解说>,《怀旧录》P.328.v 《怀旧录》P.328及樱部建<近代佛教学的历程和我们的先学>(《真宗教学研究》第2号,真宗同学会1978·11)P.15.vi 水野梅晓《支那佛教近世史的研究》(支那时报社1925)P.58.vii 陈继东:《清末佛教之研究----以杨文会为中心----》(山喜房佛书林2003·02),<清末日本传来佛教典籍考>(清·杨文会撰《杨仁山全集》附录P.639~678,周继旨校点,黄山书社2000.以下简称《全集》)、<南条文雄与清末佛教>(《佛教文化研究论集》2，东京大学佛教青年会1998)、<日本《大臧经报》中杨文会之资料考>(湛如主编《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有关在日本举行的杨文会居士追悼会之资料>(《全集》P.625~638)、<杨文会与马鸣宗>(《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6卷第2号、1998·03)<清代试经制的废止及其影响>(《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0卷第2号、2002·03);中村薰:<杨仁山的日本净土宗批判>(同着《中国华严净土思想之研究》、法臧馆2001·03)、<杨仁山的真宗批判>(《日本佛教学会年报》第六十七号、2001年度)、<杨仁山与小栗栖香顶----特就关于真宗七高僧之论争>(《同朋佛教》第38号、同朋大学佛教学会2002·07).viii 道端良秀《中国佛教史》(改订新版、法臧馆)P.236.ix 陈继东<有关在日本举行的杨文会居士追悼会之资料>(《全集》附录)P.623.x 中村薰<杨仁山的日本净土宗批判>(同着《中国华严净土思想之研究》)P.260.xi 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事略>(《全集》P.581~589,以下简称<事略>)P.581.xii 吴丽玉<近代佛教先觉者杨文会>(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06)P11.吴丽玉在注释中解释道:杨文会在<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圆图跋>(《全集》P.390)中,称此图是拙道人所设计的.但从<杨仁山居士事略>得知，事实上是杨仁山自己设计的.由此判断杨仁山亦以拙道人自称.xiii 武延康<深柳大师与深柳堂>(《法音》第198期,2001·02)P29.关于“深柳堂”,杨文会<道德经发隐叙>(《全集》P.235)结尾署名时称“光绪癸卯季春之石埭杨文会识于白下深柳堂”.关于“深柳大师”,在其弟子欧阳竟无《欧阳大师遗集》(蔡宽宽主编,台北新文丰1976·10)中的<瑜伽师地论叙·绪言第六>和<竟无小品>中均可见到.xiv <事略>,《全集》P.581.xv 《全集》P.415.xvi <事略>,《全集》P.581.xvii <与陈南陔采兰书>,《全集》P.438.xviii <谢客启>,《全集》P.416.xix <与释惟净书一>,《全集》P.428.xx <杨朴庵家传>(方宗诚《柏堂集》续编12卷，光绪中刊本,大谷大学藏).xxi 《清曾文正(国藩)公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王云五主编、清黎庶昌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P.12.xxii 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P.43.团练,简单地说就是地方武装.xxiii <杨朴庵家传>.xxiv武延康<深柳大师与深柳堂>(《法音》第198期2001·02)P.33注释(1)张芾.xxv <事略>,《全集》P.581.xxvi 朱东安《曾国藩传》P.43.xxvii 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05,以下简称《四大幕府》)P.8.xxviii 《四大幕府》P.100·101·104·105.关于曾国藩幕府的幕僚人数有421人和497人等两种说法.xxix 《四大幕府》P.8.xxx 《四大幕府》P.151.xxxi 《四大幕府》P.145.xxxii 赵杨步伟<先祖仁山之生平>(台湾《菩提树》杂志第95号,1960·10,以下简称<生平>)P.6.xxxiii <事略>,《全集》P.582.xxxiv <生平>P.6.xxxv 《四大幕府》P.128xxxvi <事略>,《全集》P.581.xxxvii <事略>,《全集》P.582.xxxviii <事略>，《全集》P.583.xxxix <生平>P.7.xl 《清史稿校注》第二册P.913(国史馆印行1989).xli 《怀旧录》P.139中“(支那)公使馆内有书记生杨文会”一句.另一方面,<生平>P.7中又有“名义上一参赞”等参赞说.xlii 张伟雄《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驻日公使团之异文化体验》(柏书房1999)P.16xliii 《清史稿校注》第十三册P.10505(国史馆印行1989).xliv <事略>,《全集》P.583.xlv 南条文雄<忆杨文会氏>(《中外日报》第3537号、1911·11·12)。

　　xlvi <事略>,《全集》P．583。

　　xlvii <事略>,《全集》P．582。

　　xlviii <事略>,《全集》P．581。

　　xlix <生平>P．6~7。

　　l 池田鲁参《现代语译 大乘起信论----说佛教普遍性----》(大臧出版1998)Ｐ．106。li 杨文会<佛教初学课本>,《全集》P．118。

　　lii <杨文会与马鸣宗>(《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6卷第2号、1998·03)P．884。liii 杨文会<会刊古本起信论义记缘起>,《全集》P．370。

　　liv 杨文会<起信论真妄生灭法相图跋>,《全集》P．390。

　　lv 杨文会<与李小芸国治书一>,《全集》P．439。

　　lvi 南条文雄《怀旧录——始于梵文》(平凡社1979,东洋文库359,以下简称《怀旧录》)P.13。lvii 见南条文雄《南条文雄自叙传》(传记丛书127，(日本)大空社1993年。以下简称《自叙传》)P.2~3和P.12。lviii 《辉煌于乡土的学者 溪毛芥南条文雄父子展》(大垣市教育委员会发行1991·03)P.20。lix 菱田毅斋、菱田海鸥父子二人均为大垣藩士。尤其是海鸥善诗文，明治维新以后曾历任福岛县和青森县的知事、以及长崎县和广岛县的审判官等，着有《海鸥遗稿》等。lx 《自叙传》P.5。

　　lxi 野村藤荫，1868年开设鸡鸣(私)塾，1873~85年先后在兴文义校、师范研习学校、歧阜县第一中学兼歧阜县师范学校、华阳学校大垣分校等地执教，大凡出身于西浓(指歧阜县西部)的名人鲜有不受教于野村先生者。着有《左氏传评释》、《藤荫诗文稿》等。lxii 以上未注明处乃分别引自《自叙传》中P.6、P.8、 P.17和 P.21。

　　lxiii 马克斯·缪勒<南条·文雄>(《南条先生》，南条先生颂德纪念会编辑1942)P.8。lxiv 《宗报等机关志复刻版1》(真宗大谷派宗务所出版部1989，以下简称《复刻版》)P.234。lxv 柏原佑泉《日本佛教史 近代》(吉川弘文馆1998)P.71-72。

　　lxvi <法嗣样申残直书写>，载于《复刻版1》P.4。

　　lxvii 《怀旧录》P.83。

　　lxviii 三明智彰<明治初期真宗大谷派的教育研究及其体制——以护法场·学校组织为中心>(真宗综合研究所研究纪要、大谷大学1993·11)P.87。lxix 《自叙传》P.23。

　　lxx 《复刻版1》P.10和P.108。

　　lxxi 《怀旧录》P.78。

　　lxxii 《怀旧录》P.79。

　　lxxiii <沼僧淳氏宛>(明治十五年一月一日)，《南条先生遗芳》(南条先生遗芳刊行会编辑兼发行1942)P.443上段。lxxiv 《复刻版1》 P.232。

　　lxxv 杨文会<与日本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清·杨文会撰、周继旨校点《杨仁山全集》中之<等不等观杂录>卷七P.472-517，黄山书社2000。以下简称《全集》)lxxvi 《复刻版》P.9。

　　lxxvii 木场明志＜明治前半期东本愿寺的中国布教＞(《亲鸾大系》历史篇第十九卷·近代真宗)P．345。lxxviii 《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别院1937。以下简称《六十年史》)Ｐ．31-32和P．42。lxxix 虽然目前尚没有找到杨仁山第一次赴欧的详细日期的有关资料，但是据《曾纪泽日记》(《全集》P．602)“清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初九 辰正舟抵西贡”，可以推测杨仁山一行于当年旧历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离开中国。lxxx 《六十年史》P．360-361。

　　lxxxi 北方即指北方蒙(1850-1905)。北方蒙乃金泽市常福寺出身，名蒙，字心泉，号月庄，又称小雨、云迸、文字禅室主人、听松阁主人，海外自称亿松阁主人、酒肉和尚等。1871年作为日本驻清朝副使长三洲的随员到北京。同年在东本愿寺翻译局就学，并开始与南条文雄交往。1877年作为东本愿寺支那布教事务负责人到上海。后来成为1899年创办的金陵东文学堂第一任校长。lxxxii 《宗报》第一号(1898·10·23)P．16。文中的标点符号乃作者添加。lxxxiii 《复刻版》P．234。

　　lxxxiv 《怀旧录》P．105。

　　lxxxv 末松谦澄 <书航西诗稿后>(南条文雄《航西诗稿》1893(非卖品))。lxxxvi 陈远济(?-1884)∶字子忍或松生，是驻英公使曾纪泽的妹夫，时任驻英公使馆参赞。颇好诗。lxxxvii 《怀旧录》P．106。lxxxviii 南条文雄<忆杨文会·下>(《中外日报》第3537号、1911·11·12)。lxxxix 《令知会杂志》第十号(1885·01·21)联句一∶奇逢海外叙今宵 (左秉隆∶字子兴。公使馆翻译)

　　谈笑熟来忘市嚣 (南条)绝业千秋传梵呗 (陈远济)无声诗句彻重霄 (杨仁山)联句二∶何年尊酒复论文 (左) 天外书生似水云 (南)会向蓬瀛觅仙侣 (陈) 相逢一笑慰离群 (杨)xc 南条文雄<学窗杂录>连载于《令知会杂志》第九号(1884·12)、第十号(1885·01)、第十二号(1885·03)、第十三号(1885·04)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