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漫谈中国佛教初传时的佛事活动(道元法师)

 　　漫谈中国佛教初传时的佛事活动

　　道元法师

　　二干五百余年前，佛陀降生于印度。后来经过出家修行，于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从此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活，也就产生了佛教。之后，佛教也随着向各地传播。汉明帝水平三年(公元六O年)，束汉明帝夜梦金人。七年，遣使西行求法。十年，同迦叶摩腾、竺法兹，以白马驮经及佛像、舍利回归洛阳。从此，佛法开始正式传人中国，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各种佛事活动也随着产生，包括译经、着述、梵哏、受戒等。下面就试说一下初人至两晋时期的佛教活动。

　　一、经典的翻译

　　佛教传人，首先便是经典的翻译。冈佛经是梵本，不翻译是无法在中国传播、发展。据史料记载，最先来小国从事译经的是迦叶摩腾与竺法兹，所译的经典足二尊者合译的《四十二章经》，迦叶摩腾去世后竺法兹又译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奉行经》等·允以《四十二章经》于今普遍流行于世，但拢史学者对此经有异议，有言为迦叶摩腾于月支国写好传人的；有言二尊者共同译于门马寺；有言为摩腾单独译的；有言竺法兰单独译出。但后人多以二尊者合译为准。这部经也是我国传人并翻译的最早的一部经。它不是原木佛经，是从《法句经》十摘抄的，二尊者为了便于中国人的接受采取道家的《道德经》与《孝经》的文体，并结合道家的名词与思想，翻译小来，冈焉当时处于初入时期，尚不能找到适合佛经所要川的名词，故假川道家的词语、思想，来翻译、解释。然这部经在道安法师着的《经录》中却只字未提，故这个观点又被动摇，认为是后人编写的。但至今普遍仍认为是我阑传人并翻译的最早的经典。二位译经法师虽也有议论，但至今亦认为是最早的泽经大师。

　　时至漠桓帝建和初年(公元一四七年)，安息国的安世高法师从西域辗转来到中国，并很快学通汉语，至汉桓帝建宁年间二十余年一直从事译经，共有三十五部四十一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阿毗昙五法经》等，他主要是译的小乘禅数经典，第一位将小乘经传人并翻译，他新译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翔而不华，质而不野”。道安法师之《经录》中，以安清法师为中国译经之始。他译经为中国佛教起了带头作川，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是我国小乘思想的发源，为中国佛教奠定了基础，对小乘走向大乘起到了积极作用。

　　安清之后，着名的便是月支国的支娄迦谶，于公元二八七年(漠桓帝末年)来到洛阳，所译经典有十四部廿七卷。他所译的都是大乘经典，有《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是第一位将般若学带人并翻译的法师，也是第一位翻译大乘经的法师，开中国大乘般若学之先河，为中国大乘的弘扬奠定了基础。有着很大的影响，道安法师的《经录》中推为我国第二位译经大师。

　　继安清、支谶之后的翻译家还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当时已有合译，形成了小型的译经活动。当时的笔受者有孟福、张连、严佛调等。如：《般若道行品经》的翻译由竺佛朔口诵梵文，支谶口译，由孟福执笔记录；还有安玄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等。有效地提高了译经质量，但较后来之译经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上面是东汉时期着名的一些翻译家。所译的经典，有小乘惮数，有大乘般若、禅经、佛陀传记等，为我国佛教的宏扬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很大。那个时候译经的主译都是西域的梵僧，汉僧只是辅助；西域的僧人带来什么经便翻译什么经；大小乘经同时翻译，弘扬没有大小乘的区别，认为无论大小乘经皆为佛说，皆重要；译经的方法有单译有合译，译经事业只依靠知识分子、佛教信徒及佛教学者支持，没有得到国家的重视与支持，更没有大型的译经场所、译经活动。可以看出佛教尚未得到深远的传播发展。

　　东汉末，诸侯争霸，出现了三国鼎立之况，中原战乱，北方的一些法师也为避乱南下。这样，佛法也就开始在南方传播。在魏、蜀、吴三国中，史书上没有蜀国佛教的记载，仍是空白。故所说的三国佛教也只能说两国佛教，只因当时的时代，后人把它叫做三国时代而名。

　　在束吴，着名的译经师有支谦、康僧会等。曹魏有昙柯迦罗、昙谛、康僧皑等。支谦和康僧会是当时着名的两大译师，对当时吴国的佛教起着主导作用，他们亦是主要从事译经。支谦是生于中国，是月支国的后裔，通六国语言，是北方一大译师，为避中原战乱南下至吴，受到孙权的重视。他所译的经亦主要是大乘经典，共译出卅六部四十八卷，主要有《维摩诘经》、《无量寿经》、《慧印三昧经》等。《维摩诘经》是大乘空、中不二思想，是弹偏斥小，叹大褒圆，劝小归大的经典，对后世影响很大。《无量寿经》讲净土法门，是中国佛教净土经典的第一部，为后世的净上宗的创立兴弘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很大作川。他的译经为适合时人的喜欢，重视文饰，“但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颇为后人所喜欢。

　　康僧会是康居国人，到孙权执政时到建业(南京)从事译经事业，主要有?八度集经》的翻译，内容讲大乘菩萨本行的故事，他译经不多，着述很多，弘扬佛法最为得力。对后世影响很大。

　　曹魏的昙柯迦罗、昙谛主要从事戒律的翻译，他们看到中国出家人不知戒律(在此以前戒律尚未传人)，故发心译戒律。公元二五O年，昙柯迦罗至洛阳在白马寺译出《僧只戒心》；昙谛于公元二五五年于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他们的戒律翻译是我国有戒律之始，此时我国戒、定、慧三学之典才名目具备，但各方面的经典皆不全面，不广泛。戒律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是很有意义的，对我国戒律的传统发展，弘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国时的译经事业与柬漠时不同，相对来说有所进步，这个时候的译经大师多是西域的后裔，生于中国通晓汉语，改变了束汉时梵僧不精汉语的缺点，大大提高了译经质量；并以儒释道三家之思想，表达佛经的意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相结合，更利于汉人的接受，这个二二家共释”的思想当以康僧会为代表最突出。

　　两晋时期的佛经翻译非常发达，译经数量也大大增多，内容广泛，有空、有、大乘、小乘等经典相继译出。西域的佛经基本完备，当时着名的翻译家很多，译经总数也远远超过了柬汉、三国时的总数。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二二八五年)到东晋安帝义熙末年(四一九年)，一百五十余年中，有近三十位翻译家，有：竺法护、竺叔兰、帛法祖、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等。尤以竺法护与鸠摩罗什最负盛名。当时译经种类也多，共译出有二五O部近一三OO卷，而竺法护就占其中一半以上，有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之多；其次是鸠摩罗什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可与唐时玄奘三藏相媲美。这个时期是我国译经史上可观的一个时期，所译之经都非常重要，在佛教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一直至今仍是佛教中的主要经典。有四阿含的翻译(杂阿含为南北朝所译)，它是小乘佛教的总纲，经典的总汇，基本概括了小乘佛教的所有经典与教义，一直至今仍为不少人所研习。还有《般若经》与《四论》的翻译，对后世影响很大，《般若经》的翻译，除唐·玄奘法师译之六OO卷《大般若经》外无与伦比。有光赞、放光、光慧等。《四论》(中、百、十二门、大智度论)的翻译，为后来三论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还有《华严经》的翻译，在晋朝是首译由佛陀跋陀罗译出，共六十卷，故称《六十华严》。还有四十、八十《华严》都为唐朝所译，后来唐朝贤首国师依经创立华严宗(即贤首宗)，被称作“经中之王”。《法华经》的翻译，也有三种译本，西晋时由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东晋时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另一种译本是隋朝闱那崛多与笈多共同译出的《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罗什之译本直至当今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在隋朝时智者大师依经创立法华宗(即天台宗)，一直至今兴宏不衰，为现代佛教主流。

　　中国佛教的译经，从东汉的起萌至两晋的成熟，经过了三百余年的历史，为佛教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佛经的佛教，使中国有了佛法，便有了·“法宝”的建立。

　　二、汉土出家之始，戒律

　　的传入及受戒

　　汉土的出家之始亦有异议。有云，汉明帝时之刘峻出家，认为是汉人出家之始；“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漠土尼之始”。宋赞宁《僧史略·柬夏出家》，有云，“汉土出家始于严佛调，之后便是朱士行”(出南朝僧佑之《出三藏记集》)但一般皆以严佛调为出家之始。从此，中国有了出家沙门。

　　在三国以前中国尚未有戒律传入，三国时，公元二五O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僧只戒心》，为汉土有戒律之始，至公元二五五年昙谛于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从此以后，中国开始有戒律的传人，方三学经典具足。在此以前，汉上虽有出家者，但皆不知律，更无受戒。故昙柯迦罗看到汉僧不懂戒律，乃译戒经，并请梵僧为汉僧受戒，当时最早受戒的是朱士行，为汉土沙门之始祖。从此汉土佛教开始走入正规，有了正规的沙门，三学具备，正式建立了“僧宝”。

　　三、汉僧西行求法

　　自古以来汉土西去取经者很多，但最早的是朱士行。当时他在洛阳讲经，经常有讲不通的地方，认为译经者理解不透，删略甚多，出现文义不贯。这样就引发了他发心西行的决心。公元二六O年他从雍州出发，历经艰辛，来到大乘经典之集地——于阗国(今新疆和阗一带)，于此得到了梵本《大般若经》(即西晋时所译之放光般若)共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两万余颂。因被视作国宝，故受到阻扰，后来辗转，经过各种渠道，带出于阗。只因自己年事已高不能涉远，故遣其弟子弗如檀等十余人送回洛阳，约于元康三年(公元二九一年)由无叉罗与竺叔兰译出。他自己年老未归，年八十寂于西域。他开了漠僧西行取经之先河，为后人所仰慕、效仿，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与唐时之玄奘，东晋法显相媲美。

　　四、梵哏的创立与着述

　　梵哏，是将赞颂以歌唱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梵唱。三国时曹魏的曹植(曹操第三子)创造了中国梵咀，他精通文学，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一日游历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扬哀婉，其声动心……乃慕其声书写为梵咀，撰文制音，传为后式。”

　　植创立梵呗，由支谦与康僧会继承。康僧会根据《双卷泥洹》创作了《泥洹梵咀》；支谦依《无量寿经》与《中本起经》作了《赞菩萨连句》以及《梵哏三唱法》，加之以管笛，悦耳动听。梵哏一直沿用至今，用于各种佛事活动中，并随着发展改变。

　　佛经的注释与着作，在束汉时很少有，史载严佛调曾着《沙弥十慧章句》为着述之始，以及车子的《理惑论》；至三国时已有很大发展，出现很多，而以支谦、康僧会为注经之始。尤以康僧会，他译经不多，但着作很多，是一位翻译大师，也是一位着作家。曰：一会生于中国，深悉华语，其地位主要在撰述而不在翻译。”至两晋时期更是多。此时佛教开始蓬勃发展，进入西域佛教中国化，已发展至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大批学者、着作家、研究探讨佛经的沙门。有很多着述，也出现了很多讲经的沙门，而讲经之始则是曹魏时之朱士行，他只因经常讲经，经常遇到讲不通的地方，故引发他西行取经的想法。

　　五、其他

　　寺院的建造在束汉至三国时很少，在两晋时有所发展，但也不多。在佛教初来时，公元六十八年明帝于洛阳建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座寺院，在三国时佛法南传，至吴国，孙权很重视康僧会，为建建初寺，是中国南方的第一座寺院。康僧会在译经、着述外还建寺造像，可知北方也并非只有一座寺院，南方亦非但有建初寺，肯定还有寺院。佛像的塑造，在东汉桓帝时有记载，他特别喜欢佛教，于宫中用黄金大造佛陀与老子之像，并立祠，饰以华盖。康僧会亦除译着外还进行建寺造像，可知当时佛像也非少量。

　　在三国时，佛画艺术兴起，是康僧会东来时带来的佛昼，受到当时很多画家的重视，尤以曹不兴更是“仪范写之”。他的绘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度绘画艺术的影响。他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人像画家，尤以佛画为胜，他的绘画艺术参取融合印度西域的绘画艺术，画的简古朴拙，细密柔巧，被赞为“曹衣出水”。古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说，曹指曹不兴，吴指吴道于(在唐代以昼佛像而着称)。他开了中国佛像绘画的先河。为后来的画家所尊崇、模仿。他的弟子街协随师学画，也是一位着名的佛画家，被称为“画圣”。佛昼艺术在三国时广为传播，一直至今广为画家艺术家所爱好，并为艺术界普遍重视，在发展中也吸取了不少民间、西方艺术的精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佛画艺术。佛像的传人，便有了造像艺术，建立了“佛宝”的形象。

　　东汉、三国、两晋时期是佛教的初传和发展时期，各种佛事活动也在不断增加，并同时结合了漠上的文化与风俗，依附并融合了道、儒与诸家思想，各个方面渐渐走向发达兴盛、完具。为后来的佛教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着很大的影响，推动了佛教的向前发展，为中国佛教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摘自《菩提树》1994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