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思想研究：印顺导师与玄奘大师

 　　印顺导师与玄奘大师

　　开仁法师：

　　请老师介绍两位大师的历史背景。

　　黄运喜教授：

　　玄奘大师生于公元七世纪，生平跨越隋、唐两个朝代。其所出生的年代，政局刚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佛教思想的传播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所翻译或传播的经典，各有所长，依汤用彤所言，南方擅长“般若”，北方擅长“禅”，这也反应出当时南方人“温柔婉约”与北方人“质朴刚毅”的特色。由于中古时代政治上南北分立的结果，造成佛学学风的不同，故对同一问题的解说，往往是南辕北辙，尤其是在“佛性”的问题上，就有“众生皆有佛性，均可成佛”与“一阐提(不具善根的人)不具佛性，不能成佛”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回到长安后的玄奘，面对“既遍谒众师，备飧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之适从。”的情境“乃誓由西方以问其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1即为正本清源，在武德九年(626)在长安兴善寺，拜访来自印度那烂陀寺的高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时，可能因向他咨询积疑，因知那烂陀寺讲学盛况，与戒贤论师才学，而决定前往印度求法取经。

　　印顺导师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生长于世局纷乱的民国，前半生经历北伐、抗战及国共内战等大型兵刀劫难，只有到台湾来后，才有较为安定的日子可过。导师成长时期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佛教最衰微的时代，此因佛教长期的积弱不振，又经清朝白莲教之乱、太平天国之乱的打击，以及清末庙产兴学运动、北伐时破除迷信运动，以及长期的战乱所造成。幸运的是，清末庙产兴学也促进了佛教僧伽教育的兴起，尤其是杨仁山在南京培育出太虚大师及欧阳竟无两位佛学大师，让僧俗两界研究佛学有了起头，日后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在佛学义理上的良性竞争与问难，以及太虚大师对于佛法的判摄，都提供了导师的问题意识，让导师有深入研究的机缘。

　　开仁法师：

　　请老师分析两位大师的思想特质。

　　黄运喜教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说明，我对佛教思想的研究并不在行，只能粗略的回答这个问题。

　　玄奘大师所处的时代，正当印度佛教史上唯识思想最发达的时代，唯识早期经典的翻译，以真谛三藏为主，但因其所翻译的经论不全，且译文不如鸠摩罗什的翻译来的顺畅典雅，虽然如此，唯识思想的缜密，结构的严谨，且对心理细微的作用都有深刻的体认，对于禅修也很有帮助，故吸引当时佛教界的投入研究，玄奘大师虽然不排斥中观理论，也翻译了许多相关的经典，但其对唯识确实是情有独钟，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无论是“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三身论”等，都是弘扬唯识的著作，在其翻译经典中，他最得意且用力最多的，也是一系列唯识的经论。

　　印公导师所处的时代，适逢中国佛教真常唯心系的思想最盛行，鬼神化、梵天化的信仰，已偏离佛教的本怀，导师期望正本清源，在其深观广行的一生中，对大乘佛法精华的性空唯名、虚妄唯识思想均大力阐发，对真常唯心系的思想则提出批判。虽然如此，导师并不以一宗一派自居，在深入经藏后，提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思想。

　　开仁法师：

　　请老师谈谈两位大师对佛教的影响与贡献。

　　黄运喜教授：

　　玄奘大师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成长到出家、受戒、国内弘传为第一个阶段；西行求法到学成归国为第二个阶段；回国后专心翻译经典到圆寂为第三个阶段。对于佛教的贡献与影响是在第二与第三阶段，第二阶段的西行求法，除树立艰毅卓绝的榜样外，《大唐西域记》是中亚伊斯兰教兴起前一个世纪唯一的纪录，新疆、中亚、中东、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因这本书而充实历史，考古遗址因这本书而得以确定，同时也大量传递中亚、印度等异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造成唐代传奇小说故事模彷的现象。第三阶段的贡献在翻译经典与培育后进，玄奘翻译了75部1335卷的经典，译作量多质精，可说无出其右者。与翻译经典同步进行的是培育后进，因为古代译场本身就是学校，玄奘大师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则为助理、后学门生等讲授新译经典大义，致大乘瑜伽行派法门盛于一时，尤其是以窥基(大乘基)之学为最，开创日后慈恩宗(法相宗)。其他门徒中有名于后世者亦多，如道宣、怀素之于四分律，分别开创南山、东塔二系传承，道世撰有《法苑珠林》，玄应的音义学，彦琮、慧立均因著作留名。此外，新罗、日本入唐求法僧中在奘师门下受业者亦不乏其人，如新罗圆测、元晓；日本道昭、智通、智达等人。其中圆测学印度安慧系统之学，与窥基之护法、戒贤系统不同，道昭则在归国后，开创日本法相宗。

　　印公导师出家后，或许也可分成三个阶段：从出家、受戒、参学、闭关阅藏为第一阶段；出关后亲近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法王佛学院、奉化雪窦寺，一直到避难香港为第二阶段；来台定居著作讲学，一直到圆寂为第三阶段。对于佛教的贡献与影响也是在第二与第三阶段，这两个阶段虽时局因缘不同，但导师著作与讲学的两大主轴，一直未改变，在其一生中，作品达600余万字，量多质精，可媲美玄奘大师的翻译功业。在思想上，无论是早期的大乘三系，还是后来的人间佛教思想，都是引领风骚，对佛教界思想产生重大的改变，尤其是人间佛教，目前是佛教思想的主流，造就佛教的兴盛与繁荣。

　　开仁法师：

　　拿两位大师来作比较有何意义可言？

　　黄运喜教授：

　　之所以拿两位大师作比较，除见贤思齐外，最主要的用意是检验常听到的一句话：“导师是玄奘以来第一人”，这句话的原创人为蓝吉富教授，也符合一般学者的初步印象，但这句话到底可信度如何？还是需要加以检测。在玄奘之后的历代僧侣，大都为一宗一派的祖师大德，无论著作、僧教育等方面，无法与导师相提并论，自不足称他们是“玄奘以来第一人”。不过讲到这里，要先将太虚大师排除在外，因太虚大师与印公导师两人还可再做进一步比较，检测谁有资格被称为“玄奘以来第一人”。只有经过实际检测所得的结论才能经得起各界的质疑，所以我们会拿这两位大师来作比较。

　　开仁法师：

　　面对两位大师的特长，我们还能做什么？

　　黄运喜教授：

　　两位大师虽然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但所面临的都是一个“革故鼎新”时代，玄奘大师出家在隋朝末年，当时国家统一不久，原来南朝(南方)与北朝(北方)所留下来的佛学思想须要一段时间的沉淀与会通，才能放出灿烂的火花，开创更雍容璨丽的格局，玄奘大师在成都受戒后，曾下江陵、至吴会，经相州、定州等地，寻师问道，咨决所疑。他对当时佛教界，发现每位法师对佛法的见解不一，其中虽各有所专，仍不免与圣典有所出入；到底谁是谁非，孰正孰邪，实在难以取舍。再说佛陀说法四十几年，所演经论何止百千，但由梵文译成华语的毕竟不多；况且华梵翻译之间，错误在所难免；加上中印交通不便，往返不易，中途散失或残缺不全，以致产生经文不连接的所在多有，想要冰释群疑，辨别真伪，使中国的佛法更加完善，奘师认为只有精通梵文，亲赴印度取经不可，于是便发愿西游取经，以释疑惑。回国后，以翻译代替著作，将印度佛教最新、最缜密的著作介绍给国人。

　　导师出生于清朝末年列强侵略中国，传统士人欲奋发图强的变法维新，不幸产生“庙产兴学”的时代，此后中国佛教历经民国初年的新思潮输入，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与日后的非宗教同盟、破除迷信运动等一连串的蹂躏，佛教已奄奄一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开始的八年抗战，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让佛教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综观导师的前半生，几乎是在时代的夹缝中喘息与生存，历炼出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个性，并以一己的力量阅藏、讲学、著书，蓄积日后佛教否极泰来，由剥转复的能量。来台定居后，导师经历一段不为人知的孤寂岁月，遭受思想上的迫害，然终有云开雾散的一日。大约从民国五十年代的后期开始，在福慧僧团外的一些青年学子开始注意到导师的著作，亲聆教诲，从而得到法味，成为日后佛学研究的中坚。六十年代以后，导师的影响力日增，引导无数学子走向佛学研究的坦途。在同时期，因慈济功德会的成就，触发社会大众的善根，在导师“为佛教，为众生”的启发下，重现中古时代佛教从事的许多社会福祉事业，也为人间佛教理念的落实，提供很好的背景。

　　佛教重视缘起，深知时节因缘的重要性，历史无法复制，因每段时期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研究两位大师的功业，除见贤思齐外，可以效法他们的深观广行，在悲苦的人世间，为佛教、为众生的努力。现在台湾佛教已累积相当的能量，但不知该往那一个方向走，尤其是在走过六、七十年代翻修寺庙，八十年代兴办大学风潮之后，九十年代的台湾佛教出路在那里？如以前佛陀在世时建立僧寺分离、六和共住的清净僧团，后来因种种时节因缘，而有各种变通的制度，并由极力摆脱官署干扰的丛林制度，走向以“剃统”为主的子孙庙制度，以致到今日，有许多人认为寺产壮大就是僧团发展。在传法上，也从开悟后师父印证交付的象征物，改为交付俗家族谱式的师承系统，而不再印证徒弟的悟境。目前台湾的富裕与宗教自由的程度，为亘古以来未曾有，正是检讨旧有制度，去芜存菁，建立如律如法的各种制度时期，面对两位大师的特长，我们还能做的事情可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