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老人的佛学人生——叶曼访谈录

　　中国第一女国学大师叶曼居士

　　主持人：各位搜狐的网友下午好。这里是搜狐文化客厅的访谈间。今天我们的访谈嘉宾是我们访谈史上最高龄的一位。她精通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佛学领域研究精进的一位大德，同时她也教化大众，她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叶曼居士。叶老欢迎您。您今年95岁高龄了，是什么原因让您这么高寿？我不能相信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

　　叶曼：还好，科学这样进步，将来你们都会这样健康长寿。

　　主持人：您差不多历经一个世纪，前面的几十年光阴刚好碰上中国最荒乱的年代，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但是对于我们后辈而言，只能在历史书的描述中才能知道。很想知道您的少年时代在记忆中是怎么样的？

　　叶曼：我们那时候家里三代、四代同堂，主要是以我的祖母为中心。有时候她的一个眼神我们都害怕得不得了。父亲非常孝顺，母亲做媳妇的更可怜了。在那个时代，内内外外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的家里，我兄弟姊妹很多，我母亲唯一要照顾的就是我的祖母。孩子们都住在后厢房，一人一个奶妈，一个人一个看妈，所以看到母亲、看到父亲一眼都不容易。我母亲父亲主要是招呼祖母。甚至他们吃饭都分好几拨，祖母头一个吃，祖母喜欢的孙儿陪着她吃。我母亲站在旁边照顾，这样的规矩。

　　家里面奴仆成群，但我们并不觉得怎么快乐。因为觉得能够靠在妈妈的怀里，这是天下最快活的事了。在外面整天听这个军阀打进来了，那个军阀又打进来，把这个军阀赶走了，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听到军阀军阀，一个接一个的。而这些军阀很不讲规矩。比如说你们这些漂亮小姐们，在外面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就被抢走了。所以那时候的军阀，比如说张宗昌，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军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这就是那时候的外面的大环境。比起来，我们现在真是文明多了。可是那时候价钱非常便宜，一块银元，一开始是袁世凯的圆头，后来是孙中山的圆头。一块钱买一百个鸡蛋，一个工人有时候一个月三块钱。我们孩子拿到一个铜板，就可以买很多东西。这是我对那时候的记忆。

　　主持人：我知道您大学期间，是在北大念的经济系。

　　叶曼：对。我进北大是经济系。当时我只是觉得人家说我们的国家又穷又弱又愚蠢，人家给我们的批评，愚、弱、穷，那是中国整个国家的情况。所以，我说，想要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经济弄好，所以我进入了经济系。不过很惭愧，没有经国济民，我只学会了一样，记家用帐，学而致用的很少。

　　回忆北大岁月：最欣赏钱穆

　　主持人：后来有从事跟专业所学相关的吗？

　　叶曼：我后来在银行里做事，其实跟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也只知道贷方借方。

　　主持人：经济系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是处理非常现实、具体的问题，这是您早年的抱负，为什么之后又转向了佛学，这似乎是非常超脱的？

　　叶曼：等到自己大学读完了以后，发现学不是致用，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完全派不上用场，只有会计、记记帐，那些理论。好象跟实用都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样好处，就是北大的风气，而且北大的那些教授，我们非常享受。这些教授个个上课都是挤满了人。北大很自由，北大你可以四年不上一堂课，照旧毕业，因为北大没有人点名。好教授就是满坑满谷，有时候觉得好象全北京的大学生都来听课了似的。不好的教授，冷的教授，他有一个人、两个人，他照旧讲。不过北大说起来真正敢开课的，差不多都很红。像那时候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钱穆的通史，尤其是钱穆的通史，一开课是好几百人。还没有讲义，不写黑板，参考书都没有，他就一个长条的屋子，比这个屋子长50%，他就穿着一个长袍，白底的黑布鞋，从这头讲到那头，也不管我们，他就跟说书一样，他也不看书。那是我们觉得非常过瘾的。好象所有北京的学生都去听他的通史。

　　主持人：对胡适之先生的课现在还有印象吗？

　　叶曼：比起其他的教授，钱穆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因为他讲课，比如说这一个钟头，他没有一分钟停下来。既然没有参考书，也没有讲义，也不写黑板，得赶紧记笔记。所以到考试的时候我是最出风头的，因为大家都借我的笔记看。我也从那时候，几乎学到速记差不多的水平，我写得很快。这是我很欣赏的一个老师。胡适之先生就是一股学者派头。

　　主持人：年轻的时候也长得很漂亮？

　　叶曼：胡先生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头很大，他也是穿长袍，永远很和气，笑笑的，你问他什么东西他都答复你。我还有印象深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后来不幸被人家暗杀了。他讲楚辞、屈原、宋玉，他年纪非常轻，他讲的时候就真的好象屈原、宋玉活了似的，慷慨激昂，同时，又非常潇洒，像个诗人一样。另外还有一个陶希圣先生，他讲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也是非常好。学问非常丰富。后来做外交部长的叶公超，我选他的英语正音。他开玩笑，把我们说的英文当笑话，然后给我们纠正。这些我的印象非常深。而我自己的经济系我倒不是常去听。我们到旁的地方去听课，我们叫听蹭，看戏不花钱，听白戏，这叫听蹭。所以这些教授，原来就说去听听吧，后来觉得也不必考了，因为他太好听了，所以我们就说到那儿去听蹭。不过北大没有关系，你不上课也照样毕业。所以教师从来不点名。有的时候只有几个学生，老师照讲不误。甚至有一些学生听着听着不耐烦就走了。哪怕剩一两个学生，还是照旧讲，讲得还是那么津津有味。这是在北大特别的事情。

　　主持人：后来南迁到西南联大，您那时候毕业了吗？

　　叶曼：那时候我都中年了。

　　主持人：我是说南迁到云南的时候，1936年西南联大的时候？

　　叶曼：我们是大学二年级，日本占领北京了，那时候家长不准我们往南边走，第三年我在中法大学借读，因为只有一个法国人办的中法大学还可以在北京存在。后来到第四年的时候，北大说你必须上满三年才能算北大的毕业生，这样，家长没有办法，只好让我们去了。可是去的时候说太危险了，一定结了婚才能走。我跟我先生，因为那时候法学院，法律、政治、经济三系100多个学生，但是女生就我一个人。120几个男生，就是我一个女生。我当时非常紧张，我知道每回进课堂，几百只眼睛都在看着我，我简直不知怎么迈脚步。后来发现田宝岱，我的先生，他也是师大附中的，就认识这样一个人。我也是师大附中的。那时候师大附中在北京很出名，男附中，还有一个女附中。我在男附中，那个时候想着，男附中据说高中毕业以后你很容易进清华，你好好念可以公款留学。那个时候战乱，家庭、国家各方面都不允许留学，所以我一直想考清华。最捷径就是从师大附中去。可是后来家父因为日本退还青岛山东，家父负责到青岛去收精盐，于是我们全家都移居到青岛去了。到了青岛，就感觉到世界上有这么漂亮、这么干净的城市。因为先期德国占领、日本人又占领，洋房子很多，街道非常的干净。而且城里面有点山坡起伏，可是面对着大海，那个时候我觉得青岛的美丽不可想象，真的很美，山清水秀，人物也都很干净，因为经过两个外国人的管理。所以当时的市长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是个海军总司令，他隔三年必须把每一家墙外粉刷一遍，所以青岛永远很漂亮，这是我觉得非常美的。

　　主持人：大学毕业之后，要工作吗？

　　叶曼：那时候我大学毕业结婚了。我跟我先生商量，因为我们的出路只有进银行。我说进银行你就做一辈子行员，以后一定要有世界观。出国，现在家里根本不能够供给，唯一的办法，他考外交官，他考取了外交官，考得很高。不过待遇很差。这时候我进了公家银行，这本来也是很不容易进去的，差不多得有权贵才能进银行。幸而有一个银行是我在青岛念书的时候，一个历史的老师，正做那个行的副行长，他在路上碰见我了，就把我弄进银行了。所以在这个银行我的薪水大概是我先生的十倍。公务员很苦。

　　回忆战争：我很讨厌日本人，但尊敬他们的女人

　　主持人：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薪水也那么低？

　　叶曼：是的。国民政府自己本身也很苦，我们做老百姓的也很苦。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常常说，我们很难吃到水果，尤其是外国水果。所以有一次一个外国朋友从国外给我拿了一根香蕉，我把几个好朋友约了开香蕉PARTY。一个人切一小块，大家都还挺高兴。能够吃一顿好饭，干干净净就不错了。大家都简简单单的过生活，谁也没有埋怨。最糟糕的是日本轰炸，我们那时候盼天不像现在的天一样，就怕晴天，晴天日本飞机就来了。有一次炸到没有一家的烟囱冒烟，没有一家的屋子有房顶。幸而那时候重庆山洞很多，所以都在山洞里躲警报。但是有一次日本用三架飞机循环不停地来。一共十二小时，差不多快到二十小时，空袭警报不能解除。我们那时候在外交部的防空洞，人还少，空气还好。另外一个公共防空洞，一下死了好几千人，因为出不来。据他们说，把尸首往外抬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出来也都穷了，就想能够带一点金银首饰，将来可以过日子的。他们说把尸首往外抬的时候，没有办法拿普通的东西，尸首抬出去一个，大家都可能从他手里把戒指拿下来，拿大罗盘来接。死伤的惨，不能想象。常常你去胡同里，你看到门再也没有人开了，因为全家炸死了。我印象最难过的就是有一次大轰炸，轰炸完了，知道死了很多人，就看有的人拿红漆跟血一样的，在墙上写，父已告子，子已告孙，世世勿忘雪此仇，我们很多人站在墙那些哭。那个时候非常恨，但是没有办法，人家用枪炮，我们用大刀。后来美国两颗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来我先生被派去日本，我跟我先生一起去赴任，我是抱着为我两千万同胞报仇的心去的，到了那儿以后，整个横滨没有一点烟火，我们开车从上岸到东京，真惨，没有一个房子有屋顶，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在日本怀着仇恨，要抱负的心情去。可是日本人给我的印象让我整个改变。我告诉他们，日本男人多么残酷、奸YIN掠虐，日本女人哭，她们说没有想到我们的男人在外面做这种事情，深深的鞠躬、道歉。日本的女人勤和俭，我当时说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女人，日本很快就强起来。日本女人太了不起了。那时候是美国占领，美国人就说，日本人能够在战败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用，鸡蛋什么都没有，能够还是那么很高兴的、很谦卑的还是笑笑的做他自己的事情。非常负责任，而且绝不浪费东西，一张纸他都保留得很好。待人非常客气，他不止是对我们外国人客气，他们彼此也是非常客气。公共汽车挤得不得了的时候，他总想法给你挤出位置来。对他们自己人也是，实在挤不出位置来，他们就说你把东西搁着，我来提。所以我在日本呆了四年，离开日本的时候，我说日本这国家一定会再兴盛起来的，因为他们的女人。

　　主持人：您是不是对女人所承担的职责，比如说养育孩子，您是寄予非常高的期待的？

　　叶曼：对。他们自己勤俭能干，同时，几乎是人类的美德，她们都有了。勤俭谦虚，她们可以想出各种的花样来，不但勤俭谦虚，而且要美观。我说她们的吃的只能看不能吃，很难吃的，但是都很漂亮。

　　主持人：您在战争中面对那么多死亡，比如说每天轰炸，死了那么多人，当时对死生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呢？

　　叶曼：非常难受，就觉得人生无常，觉得人类在战争的时候比野兽还不如。野兽还知道饿了才吃。但是人能够看着一个年轻的学生，一刺刀刺到肚子里去。日本人的残酷不能想象，日本人已经够残酷，他们没事自己剖腹自杀，对自己也残酷，对敌人更残酷。我很讨厌日本人，到现在我还是讨厌他们，没有办法。

　　主持人：感情很矛盾，另一方面很尊敬他们的女人。

　　叶曼：对。我对于日本的女人我很欣赏，但是对于日本男人，我现在看到他们，就想起他们矮矮的个子，戴着军帽，罗圈腿。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日本男人。这是我对日本的印象。

　　回忆南怀瑾：他很骄傲，但讲课讲得是真好

　　主持人：我也看过您之前做的访谈。您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求佛，寻求宗教的帮助，想来解生死之惑，为什么是那个时期呢？

　　叶曼：人当你过了四十以后，虽然不敢说像孔夫子四十不惑，至少你不会再对于眼前的荣华富贵感觉到永远不会变。那时候伤亡、死去的人跟自己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而且就开始想到死亡。人类最高的精神，生理和心理的最高点是三十岁。到四十岁已经是生理各方面都不同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常常谈到死亡，那时候我们北大的几个同学，我们在台湾常常聚会，就说谁要知道有什么特异功能人士，或者在才华、修行方面也好，我们一定要彼此通知。这样的话，我就认识南老师，他们说现在有一个奇人奇士，就是南怀瑾先生。

　　主持人：您认识那会儿南老师多大年龄？

　　叶曼：南老师比我小，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比我小，他比我小五六岁。他很骄傲，他很少有他看得起的人。我跟他认识以后，我们两个人刚开始交谈，就像抬杠似的，他说你明天来听我讲课。他讲课讲得是真好。我也就这样被他驯服了。

　　主持人：好象您的文章中也写到，您小的时候是生长在一个学佛家庭，您的爸爸妈妈都是相信佛教的。为什么您开始不接受？

　　叶曼：那时候我对于我父母学佛，我认为我母亲真是老太太，拿着念珠念佛。而我父亲这一班朋友都是在社会上稍微有点成就的。我说他们这些男人们，钱也赚了，地位也有了，总得要有一点什么特别的东西，比较升华，可以让人家认为不只是有钱而已。当我跟南老师碰面以后，我头一部经就是《楞严经》。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学佛了。一直到后来南老师打禅七，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听说打禅七，我就赶回来了。在这七天中，我收益无穷，不但理上明白了，生理也起很大的变化。这是南老师很了不起的地方。他骂人骂得很凶，管也管得很凶，后来我参加过在家、出家人的禅七，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比。被他骂得很厉害，但是也很享受。

　　主持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您这样的正悟吗？这是跟悟性有关系还是跟机缘有关系？

　　叶曼：我这个人不是很聪明、很伶俐，我有一个长处，很认真。因为我先生是外交官，所以南老师打禅七的时候，我多半是在国外。但是他每一次打禅七，我都赶回来。每一次都有一些新鲜的收获。

　　主持人：我知道您跟南怀瑾老师，陈健民上师都有着非常深的佛缘。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他们？

　　叶曼：南老师读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同时，他也会讲。他自己打禅七的时候，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跟他学的东西，从旁边听佛法，是他开始的。打禅七让我在证练方面有一些所得，也是他给我的。后来真正使我深入佛法的是陈健民上师，因为我自己在打禅七，生理方面有点变化。我就看了陈上师的《中黄督脊辨》我觉得我的一些问题可以从他那儿解决。我看了他的文章以后，我跟南老师说，我想跟陈上师学学。他说非常好，他那儿宝多极了，你赶紧去跟他学。我跟陈上师认识了以后，就跟他学，他非常好，几乎你问他一样，他答复你十样。一切东西好象没有他不知道的，但是其貌不扬，个子不高，矮矮胖胖，一个大肚子，他经常开玩笑说这里宝贝甚多，但是没有人挖。你来了我很高兴，将来我们可以做一个问答录出来，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他对我很好，很器重，西藏人称他为中国的得道者。从来我问他的问题，没有问穷过，有很多东西实在真是太能干了，了解太多了。可惜后来他急着想让中气发动，他吃蜂王浆过分了。于是他长了很多的就像荨麻疹一样，太热了，头上都长了疹子一样的，起小水泡，于是赶紧下火。要泻，老人家一热一冷一折腾，就走了。

　　主持人：他的著作现在面世的有什么？

　　叶曼：《曲肱斋丛书》。他用旧的方法，一共二十本，完全中国的旧著作，后来人家改成洋装的，也有很厚的一本。他对我不错，但是他说可惜，我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传给你。但是当他临要走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赶紧到旧金山来，传你大法，讲了十天，每一天讲一个钟头，但是他这一个钟头，我回去记常常要记十几个小时。

　　主持人：用心记住，回去写出来？

　　叶曼：对。而且我当天就要记，要不然当天就忘了。所以常常我吃过晚饭，把我的杂记整理，整理完了一看天亮了，早上七点钟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也很可惜，到现在没有印出来。

　　主持人：您后来创办文贤书院，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叶曼：那时候正是六十年代，国内正是破四旧、三反五反的时候。我知道这不会长的，所以我那时候办了文贤居，文贤的意思就是文殊和普贤，要有智慧，还要有行愿。那时候我专门讲儒道士三家，专门领着大家打坐。起先是文贤学会，后来我到了洛杉矶，我买了一个房子，叫文贤书院，不但教大人，还教孩子。

　　我说在国外要把中国的文化保留一点萌芽，将来国家一定会开放的。那时候我老了，我干不了，我说你们赶紧把这些带回去。所以，我注重的就是佛家的、道家的老庄，儒家的十三经。我一天到晚的忙着这些。

　　主持人：主要是在华人当中吗？

　　叶曼：都是中国人。外国人不成的，中国人还都得学问相当有点根基，因为不是教现代文。都是教旧的、佛家的经典，比如说教老子、庄子。儒家，我给他们讲论语四书。最后讲到易经，所以我说我尽我的力量，中国会转变的。我说中国转变了，我已经太老了，回不去了，我说你们一定得回去，把它带回去。

　　主持人：但是您还是回来了。

　　叶曼：没有想到我真回来了。现在还能这样讲。这真是我的运气，很好。我觉得我算算，零零碎碎的讲了不过一两年的工夫。政府从来没有干涉过。

　　主持人：现在主要是在什么地方教？来听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叶曼：我那时候主要在居士林，最高的时候是600人听。后来居士林对我不是太满意，因为我还讲道德经，他就专门希望我讲佛经。因为我也算北大的学生，也算清华的学生，这两个学校让我去给他们讲。他们本来让我专门回到学校，我说不，我说我不属于任何学校，这样我可以自由一点。我说我现在最主要的是为社会大众。我们已经耽误了十多年了，一般人应该好好的把国学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中国的国宝，所以谁让我讲，我就讲，我所知道的就告诉大家。这里面，叶小文，宗教局长他有一次听我讲，后来他就给我寄了一张票，让我回来讲道德经。在台上没有多久，我跟他说，我给他写一封信，我说假设你不反对的话，我就以道德经去讲。他没有反对，也没有答应，我就住下了。他也知道，我在居士林讲了，六七百人，他们并没有干涉。

　　回忆圣严法师：他很平实近人，没有大和尚的派头

　　主持人：前一阵子台湾圣严法师辞世了，很多人都非常悲痛。您跟他之前有接触吗？

　　叶曼：圣严法师是念过书的，有根基的，他出家的时候很年轻。然后他去了日本。我当时听说过他，但是不太熟。后来他从日本回来了，有一些大和尚，他没有像他们那么热闹，他就在法鼓山辛苦经营，不过他也最后有所成，他是一个平实近人，没有大和尚的派头，非常和易，让人觉得很容易亲近他。所以后来他的听众很多。他的底下很多人很捧他。他的学问，他的行为，都很让人佩服，至于他的正量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谈到佛教徒，我记得您之前说过，不要做佛教徒，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学佛者。您能不能说说，我记得是在《世间情》这个书中谈的。

　　叶曼：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信佛，佛法可以普被三种人都可以，你迷信我，把我当神看也可以。或者是中等人，你只是研究我的佛法，我也欢迎，真正更高尚的，从他的佛法里面研究他的正量，他这中间含着什么东西，你可以正得跟他一样。你能够做到这个就很了不起了。所以说是普被三更，很了不起。中国的佛法了不起的就是，他不是个宗教，你说讲唯识，简直是科学到家了，心理学没有的办法跟唯识辩论，实在太了不起了。佛讲的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他提出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的开始无始无终，所以他的宇宙观大得不得了。而他真正慈悲，他不止是人类而已，所有他呼众生。所以真正信佛的人都会吃素，舍不得杀生。

　　主持人：您也是很早开始吃素？

　　叶曼：对。我那时候不信佛，不过我就是看杀羊，那个羊好像在哭，我从那个时候起就不吃荤，历经这么多年，无论多艰苦，无论在什么地方。特别糟糕的时候，是我们在阿拉伯的时候，先生当阿拉伯大使，每顿饭是整只的羊、鸡上来，你看到的是全尸，看不到青菜。一般人我可以跟他说的，我跟他说，他们就能想办法给我弄点。进皇宫，跟皇后一起吃，他们都很阔，很有力量的，这一吃饭，那个排场是每一个客人后面一个宫女，他们把肉堆到我的面前，我只说我闹胃病，所以常常一顿饭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因为他们专门吃肉。所以我总事先吃一点东西去。

　　谈《世间情》：最不可靠的情也是男女的情

　　主持人：《世间情》这本书也是您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当中有很多女性的问题，给您写信，您回答她们。当中她们提的问题，涉及到林林总总特别多，我很想知道您在回答她们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因为很多的问题，她们的处境非常的迷茫。

　　叶曼：《世间情》这本书是我在编妇女杂志的一个专栏。也就是叶曼信箱。这个东西一直到我离开，都还继续写。所以一共25年没有停止过。这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多得很，她们是真来信，问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花样，不过主要还是男女问题。

　　主持人：您回答她们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感受吗？男女问题看似林林总总，但处境就是这样一些。

　　叶曼：让我感觉到，我觉得女人这一辈子为情所困，给我写信来的只有两三个男的，都是女性，问的多半都是感情的问题。而感情虽然就是一男一女的感情，这里的花样真多。女人很容易为情所困，这是女人很大的弱点。

　　主持人：假如说现在让您给电脑前面女性的网友提一些建议，您会给她们什么样的建议？

　　叶曼：世间最强烈的情是男女的情。但是最不可靠的情也是男女的情，最容易变化的情也是男女的情。所以，女人有时候要寻短见，想不开，我说活这一辈子多不容易，下辈子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说你过几天先去看看，三天以后再来自杀，跟我谈谈你要怎么自杀，我帮帮你的忙。差不多三天以后她们来了，这事就没有了。有时候常常是一个冲动。如果缓和下来，事情就简单了。

　　主持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家其实压力都非常的大，可能面对的不仅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的问题，包括工作，包括各种各样社会的问题，每个人都感觉非常的疲惫不堪。我不知道您在北京跟很多朋友接触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大家都很疲惫。我自己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得了忧郁症。对他们生活影响很大。但这个时候信仰跟他们的生活之间又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发生一些关系，你信仰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又起不到什么帮助，我不知道您对这种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叶曼：这时候有一些人真想不开。我说世间没有一样不变的，永远在变，变得最快、最多的就是男女之情。世事无常，这是一个铁定的定律。只有一个东西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所以我说，你只要把这些想开，天底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不幸，世界上多数人同样遭遇，问题是看你怎么看这个人生，你真正有情发生的时候，人假设完全没有情感，这个人活着真没意思。但是有情感的时候，不可能不变，要能维持不变很累的，的确非常累。世界上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让我们要尽义务的，我们这一辈子对不住所有的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我们只是读过书，所以我们要求很高，享受也很高。我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我们已经有知识了，我们已经得了国家社会这么多了。我们不能说我们得的越多，要求的报酬越大。我觉得应该想想，想想我们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至于这个世界上，人生真的短得很，犯不着把很短的人生浪费在烦恼中。等到死的那天回头想想自己，就跟我们现在想小孩时候为了一个橡皮、一个铅笔跟同学争得不得了，现在想起来很可笑，等到死的时候看明白了。就跟我们现在看争橡皮、争铅笔一样很可笑，没有什么可争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告结束了，非常感谢叶老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人生经历与真知灼见，也谢谢各位的参与。感谢各位，谢谢叶老。

　　叶曼：谢谢。

　　没想到叶曼老师的经历是这样，人真是不可以貌取人，孔子说的对呀，三人行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