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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顺修德，自然任运——从《周易禅解》看智旭的和谐观(张慧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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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顺修德，自然任运——从《周易禅解》看智旭的和谐观(张慧远)
编辑：张慧远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周易禅解》是明末高僧智旭以佛解易的佳作。本文从智旭的生平及《周易禅解》成书的文化背景出发，探讨了智旭的和谐观。智旭通过对《周易禅解》的佛学解读，以易作为媒介沟通儒佛，通过佛性变易、不变之理，讲明与时俱行，不离正道的道理，认为个体生命与变迁时世相顺应，达到人与时代的和谐。修德是个体与社会和谐的出发点，通过培养理想的人格境界，进而建立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智旭的和谐论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调节激烈社会竞争中的心理焦虑，防止生态的恶化和人的异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智旭 《周易禅解》 和谐 作者简介：张慧远，1973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一、智旭生平 智旭(1599—1655)，古吴木渎人(今江苏吴县)人。别号“八不道人”［1］，与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并称晚明四大高僧。智旭十二岁初学儒，以圣学自任，“于居敬慎独之功，格物致知之要，深究之”［2］。誓灭释老，开荤酒，作论数十篇辟异端，梦与孔颜晤言。十七岁时，因读莲池大师祩宏《自知录》及《竹窗随笔》，始悟己非，乃不谤佛，取所著辟佛论烧毁。二十岁时诠释《论语》至“天下归仁”一句不能下笔，苦参力讨，废寝忘食三昼夜，大悟孔颜心法。诵《地藏本愿经》发出世心。二十三岁发四十八愿，自名大朗优婆塞；听法师讲《大佛顶首楞严经》，对何故有大觉、何以生起虚空和世界等问题生疑，遂决意出家，体究大事。二十四岁,在庐山师从憨山弟子雪岭剃度，改名智旭。此年夏秋，于浙江杭州云栖禅寺听古德讲《成唯识论》，闻“性相二宗不许和会”，甚以为疑，遂往径山(杭州西北)参禅，性相二宗，一齐透彻，知其本无矛盾。二十六岁受菩萨戒。 从二十七岁起，智旭遍阅律藏。三十一岁时，依道友雪航之请，于龙居寺讲律，后至金陵，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自此决意弘律。三十二岁，开始详究天台教理。但虽“究心台部，不肯为台家子孙”［3］。翌年，入浙江孝丰灵峰寺(浙江孝丰县东南十五里)，其后历住九华、温陵、石城、晟溪、新安等地，弘扬台教，注释经论，融通性相诸宗教理。年五十六，撰著《阅藏知津》、《法海观澜》二书。清顺治十二年(1655)，趺坐绳床，举手向西示寂。世寿五十七，法腊三十四。 师示寂后，弟子成时私谥“始日大师”之号。世称灵峰藕益大师，后人奉为净土宗第九祖。智旭一生著作颇多，有《楞严经玄义》二卷、《楞严经文句》十卷、《阿弥陀经要解》一卷、《金刚经破空论》一卷、《梵网经合注》七卷、《毗尼事义集要》十七卷、《相宗八要直解》八卷、《阅藏知津》四十八卷、《周易禅解》十卷、《四书藕益解》四卷等四十余部。其弟子成时编辑其遗文，题为藕益大师宗论》，凡十卷。分为宗论和释论，宗论即《灵峰宗论》；释论包含释经论和宗经论及其他著述共六十余种一百六十四卷。今人辑为藕益大师全集》行世。 纵观智旭一生，历游江、浙、赣、皖各省。理论上，出入儒佛，遍迹诸宗；实践上，讲参禅弘法，著书立说。其中《周易禅解》是以佛解易的一部力作，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折射出智旭对时代、社会、人生、自然所做出的回应和思考。 二、《周易禅解》成书的文化背景 智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雷风相薄的时代，社会处于激烈变革的时期，商品经济在江南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政治条件，发展犹为迅猛，已经出现了民营的纺织、造纸、制瓷、冶铁等手工业部门。智旭游历的各省正是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带，商贾云集，货品繁多，洋货、珠宝、绸缎、衣饰等商品应有尽有。统治者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抑制政策，加重税收，派税使到各地横征暴敛，激起了市民强烈的反对。万历末年，全国各省大中城镇先后发生数十次暴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比较有影响的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明王朝岌岌可危。在变易的时代面前，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治世”和“治心”的对策，在学术上掀起了启蒙思潮，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提倡学术上的“经世致用”、“穷究物理”，以救国于危难。一些士大夫因忧患之深而研易成风，以寻求进退存亡之道，佛学与《易》学同属忧患之学，在智旭作《周易禅解》前，许多学者已经作了以禅解易的尝试，如苏睿之的《周易冥冥篇》，方时化的《易引》《易通》等，徐世淳的《易就》与焦之的《易荃》等均以禅理和易理相沟通，以救世救心。而且到了明末，儒佛合流自魏晋南北朝始，经过唐宋的发展，在明末已趋向成熟，智旭顺应了这一潮流，作《周易禅解》。 智旭足迹遍布江南各省，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变化，《周易禅解》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时代中完成的。他在《周易禅解跋》中记述了他作《周易禅解》的经过： 忆曩岁幻游温陵，结冬月台，有郭氏子来问易义，遂举笔属稿，先成系辞等五传，次成上经，而下经解未及半，偶应紫云法华之请，旋置高阁，屈指忽越三载半矣。今春应留都请，兵阻石城，聊就济生庵度夏，日长无事，为二三子商究大乘止观法门，复以余力拈示易学，始竟前稿，嗟嗟!从闽至吴，地不过三千余里，从辛巳冬至今夏，时不过一千二百余日，乃世事幻梦，盖不啻万别千差。 ……予愧无三圣之德之学，而窃类三圣与民同患之时，故合笔而复为之跋，时乙酉闰六月二十九日也。［4］ 《周易禅解》始作是在明末辛巳，即崇祯十四年(1641)，而完成是在清初乙酉，即顺治二年(1645)。1644年李自成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不久清军入关，建立了满清王朝，前后不过一千二百余日，江山已变了颜色。在闽时是明代，到吴时，已经是清朝，难怪智旭发出事变时异的感叹。在变易的时代面前，在“三圣与民同患之时”个体生命如何面对社会?如何立身安命?智旭提出他的“和谐观”，试图把人与自然，出世与入世，治世与治心协调统一起来，在人世间寻找一条安顿心灵与生命的道路，在社会现实中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与精神自由。 与时偈行，不离正道——与时世的和谐 般无奈在智旭看来，时世变迁，王朝的更迭是必然的，合乎世间变化的规律。他说： 关于世间事事物物，皆“法象”也，皆变通也。［5］(《系辞上传》)夫世间之道，久则必变而后通。［6］(《遁》) 此中变化不仅包含了万事万物之变，也包含了人事之变、时世之变。时世的变化合乎天地之理，是历史的必然。个体生命面对变化的时世应随时而行： 内动外悦，与时偈行，故为“天下随时”，犹儒者所谓“时习时中”，亦佛法中所谓“时节若到”。其理自彰，相感相合，各为一时，故“随时之意”称“大”。［7］(《随》)内具健行不息之力，而外随顺世间方便。［8］(《泰》) 法法不容执著，而唯变所适。［9(《系辞下传》) 随时而变，唯变所适，才合乎天地之理，易中也有不变之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易理，天地万物所以建立也。”［10］(《系辞上传》)郑玄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变易”和“不易”。智旭对“变易”和“不易”之理进行了发挥，以佛法解释为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他认为：“交易”、“变易”，实即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互具互造，互入互融之法界耳［11］(《周易禅解》卷一)。此处“交易”即阴阳相交之易，指万事万物，虽变化莫测，但阴阳之理不变，与郑玄所说之“不易”异名而同理。“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说法最初来源于《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之说。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一心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心真如门不生不灭，不净不染，平等一昧，为如来藏心的第一种含义，是诸法识相的本体，在智旭这里可释为不变。心生灭门是如来藏心的第二种含义，可以随缘起灭，随熏转动而成无明净染，显示世间森罗万象可为随缘之义。而一心统此二门，心为真如实相。 华严宗的法藏明确提出随缘之说，他在《大乘起信论疏》中详细讨论了随缘之义。天台宗湛然进一步发挥，他在《金刚经》中说：“故子应知：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12］此说对后世影响较大。智旭在前人的基础上，阐述借用“易理”之名进一步加以阐述和总结，“交易”、“变易”和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已经圆融无碍，互诠互释。智旭融合禅教，他的学说已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派别，从这个角度说，他是禅佛教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智旭以一个智者的冷静和从容关注着也思索着这个社会，僧肇在《物不迁论》所说不变之理引起了智旭情感上强烈的共鸣，虽世事纷纭变化而不变者依然如故： 交易耶?变易耶?至于历尽万别千差世事，时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吾是以知日月稽天而不历，江河竞注而不流，肇公非欺我也。［13］(《周易禅解跋》) 在清初，儒家思想仍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君子依然要肩负崇德广业，自强不息的历史使命，这些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变化。他为迷茫中的知识分子指出了前行的方向，实际上他是以佛理佛法济人度世，认为君子应随时亦不失其度，不离于正道。 进退不失其道，故上下无不宜矣。［14］(《乾》) 而进亦佛性，退亦佛性，存亦佛性，亡亦佛性，进、退、存、亡不曾增减佛性，佛性不碍进、退、存、亡，故全性起修，全性在修，而不失其正也。［15］(《乾》) 遵循了佛性易理方不失正道。智旭的随时而变是建立在佛性的基础上的，佛性即易理，他说“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性”［16］。智旭以易作为媒介沟通儒佛，通过佛性变易、不变之理，讲明与时偈行，不离正道的道理，使个体生命与变迁时世相顺应，达到人与时代的和谐。 修德显性，自利利他——与社会的和谐 智旭认为，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要济世利民便不可不修德，修德是个体与社会和谐的出发点，通过培养理想的人格境界，进而建立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他说： 是以君子必以修德成之。［17］(《乾》) 圣人修德功圆而利他自在也。［18］(《乾》) 欲居尊位，莫若培德；欲作大谋，莫若拓知；欲任重事，莫若充力。德是法身，知是般若，力是解脱，三者缺一，决不可以自利利他。［19］(《系辞下传》) 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是谓三德，三德具备，才能自利利他，才能更好地投入世俗生活。忠信诚敬是人立世的基本品德，也是保持清净本心的前提条件：“忠信是存心之要，而正所以‘进德’；修辞立诚，是进修之功，而正所以‘居业’，此合内外之道也。”［20］(《乾》)智旭以《旅》卦说明君子要有阴柔、中正之德，他说“处旅莫尚于‘柔’，用柔莫贵于得中。”［21］(《旅》)“九三”因为过于阳刚高亢而遭祸害，“六二”、“九四”、“九五”因能柔顺持中故吉。“上九”因不能自省吾身，骄YIN傲慢而自召其咎。 修德不仅指在世俗层面的修身，也是修性，正所谓“性修不二”。修性要定慧相资，止观双运： 止观双行，定慧具足，则能上合诸佛慈力而不骄，下合众生悲仰而不忧。［22］(《乾》) 盖禅定随智慧行，如地承天，如妻随夫，如臣辅君。然智慧不得禅定，则不能终其自利利他之事。［23］(《乾》) 在《周易禅解》一书中，六十四卦中的二十卦都阐述了定慧相济之理，其中以六爻言之的有《坤》、《蒙》、《小畜》、《泰》、《同人》、《大过》卦，智旭对德性的修行方法的重视可见一斑，以《小畜》为例： “初九”，正智力强，故事障不能为害，而“复自道”。 “九二”，定慧得中，故能化彼事障反为我助而“不自失”。“九三”，恃其“乾”慧，故为事障所碍，而定慧两伤。 “六四”，善用正定以发巧慧，故“血去”而“惕出”。 “九五”，中正妙慧，体障即德。故能“富以其邻”。 “上九”，定慧平等，故事障释然解脱，如“既雨既处”而修德有功。［24］(《小畜》)“九三”无有正慧，而有“增上慢”故为事障所碍。其余五爻皆定慧相济，故获吉祥。定中含慧，慧中含定，以慧入定，从定发慧，二者不即不离，恰如水月相摄，如要修德有功，二者不可偏废。 世俗之德与佛性之德二者相容相摄，互具互足。智旭这样解释乾之四德： 今以儒理言之，则为仁、义、礼、智。若一往对释者，仁是常德，体无迁故；礼是乐德，具庄严故；义是我德，裁制自在故，智是净德，无昏翳故。若互摄互含者，仁、礼、义、智性恒故常，仁、礼、义、智以为受用故乐，仁、礼、义、智自在满足故我，仁、礼、义、智无杂无垢故净。又四德无杂故为仁，四德周备故为礼，四德相摄故为义，四德为一切法本故为智也。［25］ 具备仁义礼智是成圣，常乐我净是成佛，二者互融互摄，无有分别。通过自身的修德见性成佛，“修德有功，性德方显”［26］(《乾》)。自识本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扩展人们的心灵，培养内在的自觉。内在的品德是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所以为人的意义。康德说：“善的意志是人的存在所能独有的绝对价值，只有与他联系，世界的存在才能有一最终目的。”［27］培养理想完美的人格境界，造福于社会，实现人间净土。内圣而后外王，自利而后利他，“则自利己成，则可以化成天下矣。”［28］(《离》)智旭以《乾》《需》《井》之六爻来解释天台宗的“六即位”说，旨在说明功德圆满之后，建功立业，恒润众生的道理。“六即位”即“理即位”、“名字即位”、“观行即位”、“相似即位”、“分证即位”、“究竟即位”，是用来表示由凡夫修行到佛果的位次。以《乾》卦为例，初九处在“理即位”中本有佛性为烦恼所覆，处于六道轮回之中，所以“勿用”；九二在“名字即位”中，从经典与知识的学习中，得知本心具有不生不灭之佛性，故“利见大人”；九三在“观行即位”中进一步依教修观，需要精进不息，故“终日乾乾，夕惕若”；九四在“相似即位”中，愈观愈明，愈止愈寂，虽未悟实体，在理上有如真证，不著似道法爱，因此“或跃在渊”；九五在“分证即位”中，即从初住位起一步步破无名，证三德，可以利益群品，故“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处在“究竟即位”中，以彻证本身真如佛性，入妙觉位而成佛。如果“不入涅槃”而“目流九界”，所以“有悔”。从“初九”到“上九”是不断修德证道的过程，从“初九”到“九四”是自利，“九五”、“上九”是他利。在智旭看来，自利是小乘，利他是大乘，合易理“富有万德”之义。他说：“德业具备，以修显性，故得理而成位矣。”［29］(《系辞上传》)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和佛教的自利利他之道本有差异，在智旭那里通过易而涵化为一。他认为：“《序卦传》在儒则‘内圣外王’之学，在释则‘自利利他’之诀也。”［30］(《序卦传》)“孔子十传，会归内圣外王之学，第一义悉禅也。”［31］(《周易禅解·上经》)第一义悉禅是佛见众生机缘已成熟，教说诸法实相，使其入真正之果证。修德而入世，入世而普利众生，通过人对本有妙明真心的体证，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践行，人对现实世界的参与和投入，使人与社会和谐统一。(三)万物有性，珍爱生命——与自然的和谐 人并非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上，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每一事物都具足大千世界的本质和本性，“一切事物一事一物，一事一物即一切事物”［32］(《周易禅解·上经》)。所以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万物皆有佛性，他说： 易理之铺天匝地，不问精粗，不分贵贱，不论有情无情，禅门所谓“青青翠竹，总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又云“墙壁瓦砾皆是如来清净法身”。［33］(《系辞上传》)蠢动含灵，皆有佛性，虽一物各有一卦，而卦卦各有太极全德，则马牛等亦有太极全德矣。［34］(《序卦传》)“万物有性”说受天台宗湛然“有情无性”说的影响：我及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变、遍摄。世人不了大教之体，唯云无情不云有性，是故须云无情有性［35］。智旭在三十二岁便究心天台研究，受天台影响颇深。既然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珍爱自然是人的天然使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珍爱自然，便是珍爱人类自身。 “夫神不离万物”亦不离万物，故曰“妙万物”也。［36］(《说卦传》)“且如天地全体太极之德以自养，即能美养万物”，以太极之德养万物。［37］(《颐》) 以太极之德养万物，人只有慈悲万物，才得解脱。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万物与人在佛性面前是平等的，人并不是世界的主宰而凌驾于万物之上。易道天人合一，佛道物我一体，智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虽然智旭关于人与自然的理念并不能直接解决生态危机，但其中善待自然、悲悯万物的菩萨情怀，万物有性的平等观念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四)日用伦常，自在解脱——和谐的境界 智旭认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生命的解脱和超越是在日用伦常的现实生活之中实现的。在《周易禅解》中智旭用大乘佛教“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的精神沟通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易理即佛性，“易即真如之性”［38］。存在于日用伦常之中，人只有在现实中才能求得解脱。而易“极乎巨细之事，贯乎日用之微”［39］(《系辞上传》)。“《易书》虽具天地万物之理，而其实切近于日用之间，故不为远”［40］，“此易理所以虽至幽深，实不出于百姓事物日用之间”［41］(《系辞下传》)。六祖慧能所谓“一行三味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42］，与此旨趣相同。佛性在自心性之中，而不向外求，智旭讲“妙定既深，自发真慧，了知心外无法，不于心外别求一法”［43］(《临》)。“妄计心外有法，而欲求其故，所谓‘困于石也’。”［44］(《系辞上传》)这样智旭把对的生命追求转换为内心的反求，于心中悟“无住”之理，“是故‘易’者，无住之理也。”［45］(《系辞上传》)正是《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意。慧能在《六祖坛经》中说：“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46］也就是“于念而离念，于相而离相”之意。一言以蔽之，是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一颗“平常心”。马祖曾提出“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47］。平常心是本然清净心，不受任何私欲所障蔽。自性本心，纤尘不染，如天外云山，一片青翠。有了平常心，吃饭穿衣，担水砍柴皆是妙道。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缕丝。随缘任运，片月行空，白云自在。无门慧开曾咏出了此中境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闲事是心有执著，使心灵的明净蒙上了尘垢，而不能现其本真。无有执著贪欲，才能“无住”，也才能达到智旭所说的“无思之思”的境界。“能达无思之思，则虽一致而具足百虑”［48］(《系辞下传》)。“肇公所谓‘其入离，其出微’皆此理尔。”［49］在世间、出世间出入自如，“于禅中具足万行，一一妙行与智相应”［50］(《坤》)，“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生命获得了解脱和自由。 智旭承继禅宗的思想，禅儒会通，按照他的说法是为“以禅入儒，务诱儒以知禅耳”［51］(《周易禅解·上经》)。让人们认识到禅在现世中的作用。智旭首先肯定了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夫神不离万物，亦不离万物，故曰‘妙万物’也”［52］(《说卦传》)。“神”因不离现实中的万物而“神”。此处之神应指易理禅道，最后会归于一心，而现于日用伦常，他通过禅的平常心来调节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让人们克服贪欲与执著，消解人们的焦虑、紧张，保持良好的心境。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修行而悟清净本心，廓然莹彻，内外为一。这样消除了一切有无、善恶、是非、物我的对立，达到了对个体生命的超越。从而在现实社会上营造了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找到了安置人的生命和灵魂的道路。 三、智旭和谐观的核心 随顺时代，恪守正道，上求菩提，下化众生，悲悯万物，关爱自然，随缘任运，物来而顺应，廓然而大公，这是中国佛教的性格，也是智旭和谐观的核心。近代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与智旭的佛理精神基本相同，都重现世、重自利利他，以实现人间净土，没有一颗慈悲济世之心是不能有此创见的。和近代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所不同的是，太虚大师所处的时代，风云变化，不仅国内各种矛盾更为激化，整个民族面对外族的入侵，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时刻，太虚大师提出佛教贴近现世，并提出教理、教制、教产的一系列改革主张，从而使人间佛教的理念深入人心，得以发扬。他们不再围绕彼岸世界来探讨生活的意义，而对于生命价值在现世的实现、生活的实际状态、国计民生予以充分的关注。 智旭的和谐论实际上是人间佛教精神的凸现，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人间佛教的概念。人间佛教精神是大乘佛教济世利他精神的体现，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中国佛教是大乘宗教，这点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南方佛教极为不同。最先流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经典，如构成大乘佛教主干的《般若经》，以及其后的《法华经》、《维摩经》及《中论》、《百论》等大乘论。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发展，形成天台、华严宗的教理，产生了禅和净土的实践宗教［53］。禅宗六祖慧能强调“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54］(《六祖坛经》)，突出了佛教的现世性，经唐宋儒佛合流至明代已日趋成熟，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出世精神，已成为佛法应有之义。在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时代，人间佛教的精神的提倡显得格外重要，这从《周易禅解》中智旭反复强调内圣外王之道与自利利他的统一就可窥见一斑。 应该说智旭的和谐论包含的人间佛教理念，直至今日，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调节激烈社会竞争中的心理焦虑，防止生态的恶化和人的异化，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近些年人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大自然也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如何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现代人思考的问题，智旭在《周易禅解》中的“万物有性”说，人与自然的平等理念，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人们不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欲望也不断膨胀，自私自利，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智旭的随顺修德，自利利他的伦理思想，对于培养完善的人格，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竞争日益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人们想要得到的利益越来越多，心理的焦虑和失衡也不断加剧，学会在伦常自用中解脱，不为外物所牵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会有幸福、和谐的人生。积极的投入社会生活，不断地在社会中解脱，增强使命感、道德感、责任感，提高道德修养，才能真正获得人生的自由。 ［1］意为不敢为古之儒、禅、律、教；也不屑为今之儒、禅、律、教，故为八不。 ［2］［3］《藕益大师年谱》，《藕益大师全集》，佛教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第17页。 ［4］陈德述注释、施维点校：《周易四书禅解》，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5］［6］［7］［8］［9］《周易四书禅解》，第269页，第148页，第98页，第72页，第283页。 ［10］［11］《周易四书禅解》，第250页，第1页。 ［12］湛然：《金刚》，《大正藏》册46，页682下。 ［13］［14］［15］《周易四书禅解》，第300页，第11页，第17页。［16］《灵峰宗论》卷三《性学开蒙答问》，《藕益大师全集》，第16册，第10712页。 ［17］［18］［19］［20］［21］［22］［23］《周易四书禅解》，第15页，第7页，第279页，第11页，第22页，第11页，第7页。 ［24］［25］［26］《周易四书禅解》，第68页，第10页，第11页。［27］《周易四书禅解》，第139页。 ［28］转引《李泽厚哲学文存》，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29］［30］［31］［32］［33］［34］《周易四书禅解》，第251页，第295页，第2页，第1页，第192页，第291页。 ［35］湛然：《金刚经》，《大正藏》册46，页784下。［36］［37］《周易四书禅解》，第290页，第131页。 ［38］《灵峰宗论》卷三《性学开蒙答问》，藕益大师全集》，第16册，第10712页。 ［39］［40］［41］［42］［43］［44］［45］《周易四书禅解》，第250页，第283页，第283页，第106页，第268页，第268页。 ［46］《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第19页。［47］《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大正藏》册51，页440上。 ［48］［49］［50］［51］［52］《周易四书禅解》，第277页，第277页，第23页，第2页，第290页。 ［53］镰田茂雄著：《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54］《六祖坛经》，第48～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