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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徐蔚如的提示与弘一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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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徐蔚如的提示与弘一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金梅)

   徐蔚如的提示与弘一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作者:金梅

  弘一法师在近代中国佛学界,被看作是律宗的第十一代传人;在其整个佛学系统中,又以华严宗的哲学理念一以贯之,而这些都与佛学家徐蔚如居士的启示有关。

  弘一法师自进入佛门,就很重视律学的研究和守戒持律的实践,首先是因为有徐蔚如的提醒。

  徐蔚如(1878~1937年),名文蔚,号藏一,以字行。浙江海盐县人。幼年随母攻读经史百家之学,兼学算学;受母亲信佛的影响,亦礼佛诵经。1898年(时21岁)秋试不第,入京捐资为部郎,兼任京浙学堂算学教习。1908年(时31岁),任京师地方审判推事。宣统年间,补度支部通阜司郎中。辛亥革命后,携眷南归,寄寓沪上。民国初年,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并主办《浙江日报》。后因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徐蔚如远离政界,以研佛弘法为务。其间,曾往宁波观宗寺参访天台宗四十三代祖师谛闲法师,到阿育王寺朝礼舍利塔。集资刊刻《释摩诃衍论释》一部,并为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主持的金陵刻经处捐资。1914年,徐蔚如再次入京做官,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结识时在教育部任参事的蒋维乔,二人经常相与研讨佛学。1918年初,徐与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等几位护法大居士,发起成立戊午讲经会,公推其南下宁波观宗寺迎请谛闲老法师北上讲经。就在戊午讲经会期间,徐皈依了谛闲法师,法名显瑞。法师返南后,徐与蒋维乔、梅光羲、江味农等创立了“北京刻经处”,由徐负责主持,任刻经处校刊。徐以此作为他终身的事业。20年代初,徐又创立了天津刻经处。及至徐蔚如于1937年去世的10多年间,京津两地刻经处,校刊佛典近两千卷,每卷后面,又都附有徐撰写的跋文,提纲挈领,精华耀眼。徐所主持的刻经处、尤其是天津刻经处,专刻“南山宗”律书。“南山宗”的“三疏”(唐代“南山宗”的创始人道宣律师所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繁补阙随机羯磨疏》)、“三记”(北宋元照律师所著《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国内久已不传,或仅有残篇零简,清末始从日本请回,经由徐蔚如校刊流通,中土才得其全貌。除了校刊印行佛典,徐蔚如还做了大量讲经弘法的工作。1935、1936年间,他在天津功德林讲解《华严经大意》,每晚两小时,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以此,北方佛界中人,多尊称徐为“华严学者”、“华严大师”。

  徐蔚如之提醒弘一应该重视律学的研究,还是在他出家之前。据跟随谛闲法师北上讲经的虚法师在其《影尘回忆录》中记载,1918年3月,徐蔚如趁南下迎请谛闲法师之机,取道杭州,这样劝告即将出家的李叔同(那时他已皈依了悟和尚)发愿重兴南山律教:“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师们,讲经的多,讲律的少。尤其近几百年来,没有专门研究律学的,就有也不彻底。因此,你出家后可以研究律学,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由于徐蔚如的提示,李叔同入佛后,确是重视律学的研究与实践的,但他起初研究的并非“南山律”,而是“有部律”。他把注意力逐步移向南山律宗,同样是受了徐蔚如的“规劝”。他在《余弘律之因缘》演讲中说:“其时(引者按:即弘一编撰成《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自行钞》两部专著的1924年,“毗奈耶”为梵语“律”的音译),徐蔚如居士创刻经处于天津,专刻南山宗律书。费资数万金,历时十余年,乃渐次完成。徐居士始闻余宗有部而轻南山,尝规劝之。以为吾国千余年来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弘律,宜仍其旧贯,未可更张。余因是有兼学南山之意。尔后此意渐次增进。”弘一在编撰上述两部专著的同时,为了修订和完善其另一专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也研读了南山律宗的代表性著作“三疏”、“三记”。但又正如他自己所说,那仅仅是兼学“南山”而已;其学“南山”之意“渐次增进”,并最终放弃“有部”而宗“南山”,还是六七年以后的事。其标志则是1931年4月2日,他在浙江上虞县法界寺佛前立誓发愿。从此,弘一专学“南山”,并随力弘扬以赎昔年轻谤之罪。誓愿文曰:“本师释迦牟尼如来般涅日,弟子演音,敬于佛前发弘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拥护弘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钞疏,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下利华日僧众。弟子所修,一切功德,悉以回向,法界众生,同生极乐莲邦,速证无上正觉。”在谈到这一转变时,弘一说:“……昔佛灭后九百年,北天竺有无著天亲等兄弟三人,天亲先学小乘而谤大乘,后闻长兄无著示诲,忏悔执小乘之非,欲断舌谢其罪。无著云:汝既以舌诽谤大乘,更以此舌赞大乘可也。于是天亲遂造五百部大乘论。余今亦尔。愿尽力专学南山律宗,弘扬赞叹,以赎往失。此余由新律家而变为旧律家之因缘,亦即余发愿弘南山宗之因缘也。”

  弘一发专学南山律誓愿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当年夏天,在浙江慈溪金仙寺自誓受菩萨戒,并发弘律誓愿。愿文中说,以此弘律功德,“愿我及众生,无始以来所受众罪,尽得消灭。若一切众生所有定业,当受报者,我皆代受。遍微尘国,历诸恶道,经微尘劫,备尝众苦,欢喜忍受,终无厌悔;令彼众生先成佛道。”第二个行动是,在五磊寺筹建南山律学院,此事未果,又在金仙寺和镇海伏龙寺举办流动施教团式的律学讲座。为了专弘南山律,弘一还将那些想学新律(即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学僧另入旁听之列,表示他已重“南山”而轻“有部”了。

  弘一第三次移锡南闽后,在弘法讲律过程中,对自己昔年在律学所宗上的过错,屡次表示了忏悔。他创办了南山律苑,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弘扬四分律和南山律宗的佛事之中。为了表示决心,他和性常法师及诸弟子,第三次发了学习和弘扬南山律的誓愿。弘一经常在各地弘扬佛法,普及戒律尤其是南山律宗,则是他讲演的重点题目之一。

  为使信众学有依归、不离正道,弘一在各地作南山律讲演和编纂相关的通俗读物时,还为徐蔚如主持的天津刻经处复校了新刊本南山律著,以正其错讹。他在《四分律随机羯磨疏》跋记中,除了表示要竭尽心力广为弘扬这部著作,还对徐蔚如的劳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随机羯磨》,今所传者有数本,……,天津刻经处徐蔚如居士,曾披诸本参互考订,……,历时年余,乃成此册。正古本之歧误,便初学之诵习,宏护律教,功在万世!”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徐蔚如居士的刻经事业,再次掀动了弘一法师专学南山律宗的热情,也深化和坚固了他弘扬南山律的誓愿。而弘一法师在这方面的最大功德,是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对照徐蔚如天津刻经处刊本,句读和校注了他从日本请回的道宣“三大记”和元照“三部记”(即“三疏”、“三记”),还句读和校注了《四分律比丘尼钞》、元照《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等10多种“南山宗”的律学经典,总数超过500万字。为对校而阅读的相关典籍,恐在千万字以上。

  弘一还做了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道宣“三大部”、灵芝“三部记”,卷帙浩繁,文字古拙,义理赜隐,以这些著作为代表的“四分律南山宗”,以及每种戒律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繁琐严密之状,有如蛛网,后之学者,每畏难而不敢问津,或虽学而浅尝辄止。面对这种情景,多年来,弘一有意摭挈其要,为居士们编一部《南山律在家备览》,但因行踪不定和渐形衰老、疾病侵体而未能成就。1939年后避居福建永春桃园,他终于花了将近两年时间,纂成《备览略编》一部,别以流通。该编将“四分律南山宗”中涉及戒法、戒体、戒相、止持诸相,忏悔仪规,以及敬佛仪相、入寺法式、造像塔寺、瞻视病人、出家宗致等等佛门日常规范的主要言论,摘录汇编在一起,文字简约,便于阅读。清末民初刻经,每删去科文(以表格形式所作的内容提要)。对此,弘一法师不只多次表示异议,还身体力行,设法弥补这种做法带来的弊端。他在浙东和闽南两地,先后编过《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五戒持犯表记》、《菩萨戒受随纲要表》、《含注戒本疏略科》等20多种科表。通过这些撰著,无力阅读原典者,也可以把握到“四分律南山宗”的大致内容、戒律的要害所在;有意精研者,则可由此入门而渐进堂奥密室。

  除了虚法师回忆录中提到的,1918年3月弘一出家前,徐蔚如曾在杭州见过他一面,此后有过书信来往(弘一法师致徐蔚如信现只存一封,介绍其侄子李圣章面见徐蔚如),没有材料证明,两人还有过其他更直接的联系,但徐蔚如对弘一法师中兴南山律的影响是深远的。弘一并非人云亦云之人,在弘律一事上,他却逐渐深入地遵循了徐蔚如的“规劝”,终成承续“南山宗”的一代祖师。如果要说弘一法师作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传人的贡献,恐怕主要就在整理和普及该宗的典籍上面吧。

  徐蔚如及其主持的京津刻经处,不只以刊刻南山律书而闻名,徐亦以华严学者称名于世。这一称誉之由来,是由于他校刊了华严一系的诸多经典,其中尤以解释会通华严宗理念的《华严探玄记》、《华严搜玄记》和《华严纲要》等三大疏最为著名。徐还亲自讲解华严宗经义不遗余力。其对近代中国华严学的发展可谓贡献至巨。而于弘一法师佛学思想体系哲学基础的形成,亦引起了引导性的作用。

  弘一法师之入佛,不单是为了避却俗世的纷扰,以求清静;入佛后,也不想仅仅做个撞钟念经的和尚,他是为了生西成佛,超生脱死。而要达到这一终极目的,从修行角度上说,首先就得从佛教哲学的高度,把握到佛性和佛境的内含,以及到达的途径。弘一钻研《华严经》和华严宗,正体现了他探索佛性和佛境时的品位。弘一入佛后七八年,大概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广泛进修、深入把握佛理佛法,尤其是中国佛教各宗各派佛理佛法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形成他的佛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包括“以华严为境”、“借助儒道为辅”、“以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四个方面。在这四个方面中,“以四分戒律为行”即以上提及的弘一已专宗南山律及其相形相副的守戒持律的行为,虽说是承上启下的中心环节和关键之所在,“导归净土为果”,更是弘一入佛及其佛学思想体系之终极鹄的,但“以华严为境”,却是统率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而在这一哲学基础的形成中,徐蔚如提出的研读《华严经》的步骤与方法,对弘一法师的启示与导引,也是不能忽略的。

  在佛陀诸经中,《华严经》开讲最早,后贤比之太阳初出、先照高山,钝根之人要理会它谈何容易。从弘一法师有关文字来看,他读诵研习《华严经》,采取两种方法:读诵时,抓其核心;研习时,先疏后论。按照《华严经》的经义结构和华严宗的传统观念,《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简称《普贤行愿品》),是整部《华严经》的核心。弘一所说读诵时要抓住核心,即指要抓住《普贤行愿品》。但他在《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中又说,除了《普贤行愿品》,“或兼读《华严经净行品》。清徐文居士(引者按:即徐蔚如)曰:当以净行一品为入手,以行愿末卷为归宿。……以上两种,宜奉为日课。 ……若欲读全经者,宜读唐译(扬州砖桥法藏寺版最善,20册)。徐居士曰:读全经至第五十九卷《离世间品》毕,宜接读贞元译《普贤行愿品》四十卷,共九十九卷,较为完全。盖《入法界品》,晋译十七卷,唐译二十一卷,皆非全文。贞元译本,乃为具足。……若有余力者,宜兼读晋译(金陵版共16册)。徐居士曰:晋译亦宜熟读,盖贤首以前诸祖师引述华严,皆用晋译,若不熟读,则莫知所指。”可见,弘一所强调的要抓住核心,是在徐蔚如对《华严经》的认知基础上产生的,而且,他从徐蔚如那里得到启发,以为只有熟读了全经,才能抓住核心之所在。

  弘一“先疏后论”研习《华严经》的步骤与方法,同样得益于徐蔚如的有关提示。他在《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一文中引述徐蔚如的话说:“所以劝学者研究华严,先疏后论者,以疏是疏体,解得一分即获一分之益,解得十分便获十分之益。终身穷之,而勿能尽。纵使全不能解,亦可受熏成种,有益而无损。论是论体,利根上智之士,读之有大利益。而初心学人,于各种经教既未深究,于疏钞又未寓目,则于论旨未易领会。但就论文颟顸笼统读去,恐难免空腹高心之病。莲池大师谓统明大意,则方山专美于前;极深探赜,穷微尽玄,则方山得清凉而始为大备。斯实千古定论,方山复起,不易斯言。”正是由于按照“先疏后论”的步骤进行研习,弘一法师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华严经》所建构的佛境。从他所走的途路中,青年佛教徒和佛教学者,可以看到这样一份由简入繁、由浅入深地研读《华严经》和华严宗的系列书目:《华严感应缘起传》→《华严悬谈》→《华严吞海集》→《大藏辑要》目录提要“华严部”所列诸书→《华严疏钞》→《华严合论》。在这一系列疏解书目中,弘一于唐澄观著《华严疏钞》(唐德宗听澄观讲经,生清凉之感,赐号清凉,以此《华严疏钞》又名《清凉疏钞》)尤为看重,以为“此书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学大辞典》。若能精研此书,于各宗奥义皆能通达。在弘一看来,《华严疏钞》不但是进入、研习《华严经》和华严宗,也是进入和研习佛教各宗的方便之门。但他对当时流行的多种《华严疏钞》的版本甚为不满,并计划与弘伞法师合作,依据徐蔚如居士的有关考订,期以20年之功,发愿重新厘会、修补、校点《华严疏钞》。可惜此项工程未能全部完成,弘一只留下了一本供自己阅读的点校本《华严疏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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