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佛学院·学僧园地：学习一代大德——慧远大师一生的行持风范有感(昇皓)

 　　昇皓(本科班)

　　慧远大师是继道安大师之后的又一佛门领袖，在中国哲学史、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远公自少博通六经，尤擅老庄，后听道安大师讲《般若经》深受启发，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于是和其弟一同随安大师出家了。此后，远公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精思修学，深受安大师器重。但因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安大师再次在襄阳散徒众，而远公带着弟子四十多人来到庐山，临别之际，安公对弟子多加劝导，而独未对远公劝导，远公十分不解，此时安大师对远公说：“如汝者，岂复相忧。”可见，安大师对远公的信任和寄于极大的厚望。因为他知道将来佛法的弘传必在远乎！

　　此后，远公带着弟子们到庐山，开始了他一生的传教工作。远公在庐山近30余载，影不出山，迹不入塔，而四方僧俗云集，王侯士族、文人雅士，并相敬仰，前来皈依亲近。庐山形成了以远公为中心的僧团，与当时在长安的罗什僧团中分天下。想想大师能够做到30余载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这是何等的令人钦佩！而现在的我们，却总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抵抗不了外界的诱惑，哪怕没买东西也要上街走走，定力不够，看多了自然心就散乱。出家人若能够在一个道场安心住上十年，那真是不简单了。所谓“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如果自己心不安，与法不相应，法不入心，那么烦恼就会随之而生。那即便是走遍天下道场名山古刹寻求安心，也是徒然。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祖师的风范，在一个道场安心办道，努力深化自己的解行修证，以法为乐。

　　远公一生与人交往，一律皆平等视之，无有种族、朝野、顺逆之见，而是广泛结交，化兼道俗，致力于维护和广传佛教，组织译经，研究佛典，创建净土宗。大师一生为法护教不遗余力，其处世态度、道德修养，深为各界人士所敬仰。

　　相信我们谈起“沙门不敬王者”之说，都知道是远公提出的。在当时对“沙门敬不敬王者”问题曾发生过两次争论。尤其是桓玄执政后，又重新提出了“沙门应敬王者”的诏书，远公对此作了《沙门不敬王者论》加以回驳。大师不畏王权，为法护教，捍卫了出家人的僧格，维护了佛教的独立性。远公的这一方外逸民的态度与道安大师的“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态度，以及北朝法果把帝王当作“当今如来宜尽礼”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我看来，远公的“沙门不敬王者”之说，从本质上说更为符合出家人的态度。再者，佛教在印度，从来都是国王礼敬沙门的。因为出家乃大丈夫之举，是人天师范，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出家修道沙门乃是方外之宾，是超越世俗礼教的。出家修道的目的是为了脱生死，证得涅槃，与世俗礼教无关。所以作为出家人应保持出家人的僧格，维护佛教的独立性。远公正是站在佛教的独立发展而言的。而道安大师和法果的态度和主张，相对来说失去了佛教相对独立性的立场。可以说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形势有关。比如道安大师，因为当时的时局动乱不安，大师为了弘法传教，辗转颠沛，移居九次，仍然讲学不断，培养僧众。故而提出了“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主张。假如说再来一次法难，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虽依国主，但应不失出家人的僧格，如此方能树立佛教形象，为人天的大依估。

　　从佛图澄、道安大师，一直到慧远大师都是十分重视戒律，严持毗尼。据说慧远大师在病危之际，众弟子皆劝师服用非时浆或七日药，以维持生命，而大师宁死不受。此举真是令我们非常佩服和惭愧。大师处处以身作则，为后世出家人树立榜样，出家人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可是，遍观今日的教内人士又有多少能像大师那样严持净戒，宁死不犯。甚至认为戒律已不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应该与时俱进，认为戒律应该改革，甚而有说出家人过午不食对身体不益，为何要委屈自己，该吃不吃呢？我想如果远公尙在的话，肯定会痛心疾首，更不要说佛陀了。殊不知，佛陀制定戒都是有用意的。因为佛陀是一切智者，深知末代众生的根器，而不是随随便便制戒，全然是悲智双运的体现。出家人若没有戒律的摄持，就会放逸六根，造作诸业，就会失去出家人的戒体，如此何能信受十方供养？何能令众生生起信敬之心？三学戒为首，依戒而生定，由定发慧。所以戒律乃是出家人的根本。

　　通过学习中国佛教史，学习古德祖师的行持风范，令我受益匪浅。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安心地学习听闻到佛法，岂能不感恩祖师的良苦用心和为法护教所作的贡献。所以作为新世纪的僧青年，应该时时以祖师大德为榜样，严以律己，树立正知正见，深化解行，提升自己的僧格，培养自己的素质，发菩提心，重显古德之胜行，荷担如来家业。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