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法师：印顺导师之治学方法举隅

　　福建佛学院 菩提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来，大师辈出，浩瀚汪洋的佛典与著作亦使人叹为观止.然近百年来，于佛学研究有深刻造诣者恐唯有印公导师一人。但印公却在《法海微波》的序文中自叹：“一生写作。出版而不能对佛教有些影响，不免有些浪费笔墨的感觉。”由此可见印公治学之态度是怎样的谦虚。著作等身的印公导师，他的治学方法是如何呢?《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公说：“我是笨人笨办法：学习久了，多少理解佛法，就渐渐的应用佛法来处理佛法。”

　　《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中，印公导师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们要用我们佛教的方法。那么我们怎样来研究佛法呢?佛曾说过一种现实世间的普遍真理，也可以说是，凡事实上的一切存在都离不开的普遍法则。这个法则，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我觉得，我们研究佛法的时候，应该要引用这一方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以佛法研究佛法》中印公导师又说：“我，也是自以为以佛法来研究佛法的，我以为所研究的佛法，不但是空有、理事、心性应该是佛教所有的一切一一教、理、行、果。教，是一切经律论，也可包含得佛教的艺术品，六尘都是教体，这都有表诠佛法的功能。理，是一切义理，究竟深义。行，是个人的修行方法，大众的和合轨律。果，是声闻、缘觉与佛陀的圣果。这一切佛法，要以什么去研究，才算以佛法研究佛法？我以为：所研究的佛法，是佛教的一切内容；作为能研究的方法的佛法，是佛法的根本法则，普遍法则一一也可说最高法则。”这最高法则是什么呢? 印公导师说：“那就是缘起法的三法印。”研究佛法应该把握这样的法则，随顺这样的法则来研究，这才算是以佛法来研究佛法，才能正确地体认不违反佛法的佛法。印公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法则：“以佛法来研究佛法。”

　　现代人研究佛法的方法，大多以西欧及日本为马首是瞻；这些纯为知识性的学术职业的研究，是无法窥见释尊真面目的原始本怀，所以，印公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以极其精辟的论断指出：“现代的佛法研究者，每以历史眼光去考证研究。如不能把握正确的无常论，往往会作出极愚拙的结论。有人从考证求真的见地出发，同情佛世的佛教，因而鼓吹锡、暹式的佛教而批评其它的。这种思想，不但忽略了因时因地演变的必然性，并漠视了后代佛教发掘佛学真义的一切努力与成果。愈古愈真愈善的见地，把清代的汉学者，送到孔子托古改制的最后一步，我想拙劣的原始佛教者，也必然要作出释尊是印度文明发展中的成就者的谬论。有些人，受了进化说的眩惑，主张由小乘而大乘，而空宗而唯识而密宗，事部行部一直到无上瑜伽，愈后，愈进步愈圆满。这与上一类见解恰恰相反，但是同样的错误。从诸行无常的生灭的见地去看：前生灭系与后一生灭系，前因后果的钩锁演变，不是命定的进化与退化。不论是佛法全体，或其中某一思想，某一制度，某一行法，都在或上升或下降或维持的现象中推移。在每一阶段中，还都有新的确立，旧的废弃。从个别观察到整体，是异样复杂的.愈古愈真者，又漠视了畸形发展与病态的演进。我们要依据佛法的诸行无常法则，从佛法演化的见地中，去发现佛法真义的健全发展与正常适应。佛法的思想、制度、流行在世间，就不能不受着无常演变法则所支配.若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或以为佛世可变异后人唯有老实的遵守，说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可行”；或以为祖师才能酌量取舍，我们只有照着做：这就违反了佛法一一诸行无常法则的佛法。这样的真知灼见，实可震烁古今。

　　《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中印公导师说：“我的研究，是从“无常”、“无我”着眼的，无常是时代先后的演变；无我是同时的影响关系。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看问题，看它为什么演变。所以我告诉大家没有别的研究方法。世间上的方法很多，我没有看过，我不懂，我只用我们佛法的基本方法一一无常、无我做为我研究的方法论。”为了说明印公导师的这种方法论，仅举《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无常法则一例为证：

　　以无著的唯识学为例：如果说，像无著所说的唯识学，在佛世已圆满而具体的成立，无著不过从慈氏那边听来，原样不动的把它传出而已。这等于说，本来成就了的东西，从新发现，这是“自生”，不是诸行无常的因缘生。若说：佛世根本没有，无著假托弥勒而独创的；或从某一派直接产生的，这也不正确，这是“它生”。如果说：唯识学虽是本有的，但由种种学派的引发，种种环境的需要而出现的，这还是“共生”，而不是缘生。若说：自然而有，没有因缘可说，那更是“无因生”的邪见了。那到底是怎样产生、成立的呢?是缘生、缘成，是幻化无性的发展过程 须理解：无著的唯识学，是发展中的成立阶段，到此时，充分而确定地成立了唯识学的特质，唯识学的精义，本没有不变的自体性，在不断的演化中成立，成立了也还是不断的演化。佛世，有唯识的倾向，有可以解说为唯识的章句。演化到无著学的阶段，是从种种问题，种种思想，经无限错综演化而来；这其中白然有主要的因缘。成立唯识思想的条件，在印度佛教界的某一角落里，发展到快要成熟；除了时代思潮或顺逆的激发，特别是受了无著的师承、熏修，与个人的严密思想的融合发挥，才能有无著唯识学的出现。成立了，经世亲、陈那、护法诸大师的传宏，还是在不断的演化中。然而始终不曾离弃唯识学的物质，主要的意义，始终还是唯识学。如含有大量墨色素的流水，水虽不息的流变，而在不失墨色的特质以前，永远还是墨水一样。

　　印公导师是以佛法来研究佛法的，所以他的治学亦是以佛法为方法的。《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公导师把自己治学的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点：

　　l、“从论人手”：我从研究论书入门，本是偶然的。有些论典，烦琐、思辨，对修持有点泛而不切。但直到现在，还是推重论书。因为论书，不问小乘大乘，都要说明生死流转的原因何在。知道生死的症结所在，然后对治、突破，达成生死的寂灭。抉发问题，然后处理解决问题；这是理智的而不只是信仰的。决不只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妙；这个法门成佛快，那个法门很快了生死。从不说明更快更妙的原理何在，只是充满宣传词句，劝人来学。我觉得论书条理分明，至少修学几部简要的，对于佛法的进修，明智抉择，一定是有帮助的。

　　2、“重于大义”：佛法的内容深广，术语特别多，中国人又创造了不少。重视琐细的，就不能充分注意重要的。所以十八地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看过了事，知道就好，不用费心力的记忆他(久了，自会多少知道些)。佛法不出于三宝，如释尊化世的方法与精神，制律摄僧的意义，法义的重要理论，修持的主要方法，却非常注意.重于大义，也就注意到佛法的整体性.我的写作(与讲肋，虽是一分一分的，但与部分的研究者，没有对佛法的整体印象，只是选定论题，搜集资料来加以研究，不大相同。

　　3、“重于辨异”：不知道佛法中有什么问题，那就阅读经论，也不容易发现问题，不知经论是怎样的处理问题。由于我从修学论书人手，知道论师间有不少异议，后来知道部派间的异论更多。如《成实论》所说的“十论”，就是当时最一般的论题。《大般涅槃经》(卷二三、二四)，《显宗论》“序品”，都列举当时佛教界的异论.大乘法中，阐提有没有佛性，一乘究竟还是三乘究竟，阿赖耶是真是妄，依他起是有是空，异说也是非常多。世间法是“二”，也就是相对的.佛法流传于世间，发展出不同意见，也是不可免的.如不知异义的差异所在，为什么不同，就方便的给以会通，“无诤”虽是好事，但可能是附会的，笼统的，含混的。我在(第一部讲说成书的)《摄大乘论讲论》“自序”中说：“‘非精严不足以圆融’。我着重辨异，心里记得不少异论，所以阅读经论时，觉得到处都是可引用的资料。我的立场是佛法，不是宗派，所以超然的去理解异论，探求异说的原因.如《摄大乘论讲记》的“附论”中，列举唯识经论对唯识变的说明，条理出：重于阿赖耶种子识的，成为“一能变”说；重于阿赖耶现行识的，成为。三能变。说。这都是渊源于印度的真谛与玄奘所传，各有所重，何必偏新偏旧，非要“只此一家”不可呢：我先要知道差别，再慢慢来观察其相通。

　　4、“重于思惟”：佛法，无论从人或从经论中来，都应该作合理的思惟。我的记忆力弱，透过思考，才能加深印象，所以我多运用思惟，学习所得到的，起初都是片段片段的。如认真记忆而不善思惟，死读死记，即使刻苦用功，将来写作，也不过将别人的拼凑成篇。如经过思惟，片段的便能连贯起来。有时在固有的知识堆里，忽而启发得新的理解，触类旁通.不过思惟耍适可而止，一时思不通，不明白，苦思是没有用的，可以“存疑”。知道某一问题、某一意义不明白那末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慢慢明白过来。或是见到了解说，答案，或因某一问题的了解而连带解决了。对于某些问题，为什么彼此见解不同，彼此有什么根本的岐见？为什么会如此?我常常凭藉已有的理解，经思惟而作成假定答案。在修讲过程中(也许听到见到别人的意见)，发现了以前的见解错了，或者不圆满，就再经思惟而作出修正、补充，或完全改变。总之，决不随便的以自己的见解为一定对的。这样的修正又修正，也就是进步更进步，渐渐的凝定下来，这样，我的理解，即使不能完满的把握问题，至少也是这问题的部分意义。

　　印公导师治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依赖笔录，在家学佛时，曾抄录从辞源中的佛学词类。出家以后，印公导师又在三论的章疏中抄录出南朝法师们的种种见解，有关史的也一并抄出，这对印公研究中国佛学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大毗婆沙论》诸论师的异解及可作佛教史料的内容，印公都一一全文录出。《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公导师说：《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及论师之研究》中，“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大毗婆沙论的诸大论师”一一二章，就是凭这些资料写成的。“集录”是印公导师用分类的方式，把论文分解了。将有关的论义，集成一类一类的。如以“空”为总题，将全论说空的都集在一处。实相、法身、净土、菩萨行位，不同类型的菩萨，连所引的经论，也一一的录出(约义集录，不是抄录)。这样就避免了读到后面，忘了前面的毛病。“科判”表式学习法，也是印公导师治学的一种主要方法，《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公导师说：“泛读大乘经部，阅读以后，将内容作成“科判”那样的表式，如有特殊的事，可注意的文义，就附记在经的科判以后，这样的略读，费时不多，而留下科判表式，如要检查内容，却非常便利。

　　以上只是印公导师在平时整备资料时所用的方法，如要作某一问题的研考写作，印公导师则是首先对问题所在及组织大纲有一个轮廓的构想，然后分类的集录资料，再加以辨析、整理、从无边的资料中，抉发深隐的问题。然后以充分的资料来证明这一问题。《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而完成的。

　　印公导师的治学方法，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以佛法研究佛法》、《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等著作中都有过精要的论述。本文不过摘录其中的片段，以飨读者，希望有志于佛法研究的同修，能从印公的治学方法中得到新的启发。共同增进我们的学业。最后，似印公导师的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治学以佛法为方法”。

　　1996.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