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度论研究：《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及其影响(圣凯法师)

 　　《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及其影响

　　南京大学哲学系 圣凯法师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大智度论》的翻译，指出“三分除二”为《大智度论》梵文本汉译的结果，并非“略译”；同时，依僧诠、静蔼—道安、慧藏—法彦、智隐三系等考察《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可以看出智论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大智度论》 流传 翻译 智论学派

　　《大智度论》经鸠摩罗什译出后，研究风气甚盛，与三论学派(《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相合，则成为四论学派。当时中国佛教受到道教、儒家的影响，尤其是玄学思潮的盛行，出现“格义佛教”，而《大智度论》的流行无疑推动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佛教界的师资相承，依《大智度论》而展开学派思想，虽然现存只有慧影《大智度疏》，但是梳理僧传资料，仍然可以发现《大智度论》对中国佛教的深刻影响。

　　一、《大智度论》的翻译

　　《大智度论》(以下简称《智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释论，又称为《摩诃般若释论》、《大慧度经集要》、《大智度经论》，无现存梵本，仅有汉文译本，为鸠摩罗什所译。但是，《智论》的翻译经过以及原本、略本问题，以及《智论》的作者是否为龙树，争论不休。

　　1、《大智度论》的翻译

　　《智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译论，鸠摩罗什先译经，后译论，而又同时修订完成。僧睿《大品经序》说：

　　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法师手执胡

　　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

　　……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道惊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

　　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文虽粗定，以《释论》检之

　　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既讫，尔乃文定。[1]

　　弘始五年(403)四月，鸠摩罗什于逍遥园开始翻译《大般若经》，当时姚兴以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和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比对其得失，慧恭等五百人参与翻译。于十二月十五日，翻译完毕，于弘始六年(404)四月完成校对。同时，弘始四年(402)夏天，开始翻译《大智度论》，于是将《大智度论》中引用的《大品般若经》与译本进行校订。《大品般若经》译文的确定，与《大智度论》翻译完成是同时的。

　　对《大智度论》的翻译，《大智度论记》说：

　　究摩罗耆婆法师以秦弘始三年，岁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四年夏，于逍遥

　　园中西门阁上，为姚天王出《释论》，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讫。其中兼出经本禅经戒

　　律百论禅法要解，向五十万言，并此《释论》一百五十万言。论初品三十四卷，解释一

　　品。是全论其本二品已下，法师略之取其要，足以开释文意而已，不复备其广释，得此

　　百卷。若尽出之，将十倍于此。[2]

　　《大智度论》与《大般若经》的翻译是交错进行的，所以僧睿《大智释论序》说：“经本既定，乃出此释论”[3]。《大智度论记》作者是以会编经论的时间为最后翻译时间，实际上先译经，后译论，在《大智度论》的经与论先后译出，论讫而后经定。经论会编为一，也就不妨说经与论同时译出了。[4]

　　2、“三分除二”与梵汉翻译

　　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时，不是依照原典直接翻译，是大胆地删除部分原典，并且加入自己的见解与解释。僧睿《大智释论序》说：

　　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

　　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归途直达，无复惑趣之

　　疑。以文求之，无间然矣。……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

　　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5]

　　现存《大智度论》一百卷，实际上是经论会编，《大晶般若经》三十卷，《释论》七十卷。但是，对于“三分除二”、“十倍”、“千有余卷”等有关《大智度论》的理解，则是后世学者争论焦点。

　　对于“三分除二”，印顺的理解：

　　初品译为三十四卷，若经文一卷不计，则论文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

　　二”的略译。换言之：论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则二品以下的论文实为三十七

　　卷，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译。[6]

　　印顺推断，《大般若经》的经本有二万二千偈，译成经文，有三十卷。以此类推，论本“十万偈”，约可译成百三十六卷，这是尚未“略译”之原形。除去初品论文三十三卷，应该还有一百零三卷，但如今二晶以下略译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共九分。

　　但是，从梵文译为汉语来说，字数的变化是非常明显。如道安《阿毗昙序》说：“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卢，四十八万二千三百四言，秦语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言”[7]，《鞟婆沙序》说：“胡本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二首卢，长五字也，凡三十七万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语为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字”[8]。在经论中，不论长行或偈颂，以满三十二字(音节)为一节(一偈)，称一首卢。依此可知，梵语的三音节大约为汉语的一音节。如《放光经记》说：

　　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众贤者皆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

　　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

　　七千六百二十一言。[9]

　　“六十万余言”的梵文，译为汉语，成为“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这即是“三分除二”的表现。

　　因此，“三分除二”与“略本”的“略”没有关系，这是从梵文翻译为汉语的结果，是减少的比率。[10]依此可知，“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是指梵文与汉语的不同。所以，《大智度论》的“略本”梵文有十万偈，一偈三十二音节，所以“并三百二十万言”；此梵文“略本”翻译为汉语，“三分除二”后，所以只剩下大约百万言，一卷约一万字，所以就是现存的一百卷，这即是“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的解释。

　　3、“原本”与“略本”

　　现存《大智度论》，对《大品般若经》“初品”的解释完全翻译，有三十四卷。第二晶以下，鸠摩罗什因为“秦人好简”，于是抄略要点而使其文意通顺，成为“略本”一百卷。所以，僧睿强调如果全部译出，“将近千有余卷”，所以即是百卷的“十倍”；“原本”则有百万偈的梵语，达至三千二百万音节。

　　但是，由于对“三分除二”的误解，历代学者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慧远《大智度论抄序》说：“童寿以此论深广难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约本以为百卷。计所遗落，殆过叁倍。”[11]慧远指出，鸠摩罗什删略用方言所写的部分而成百卷，其删略部分应当是现存的三倍以上。另一种可能，“叁”可能是错字。

　　日本学者加藤纯章则把僧叡的“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解说为“系就初品三四卷而言”，而“三分除二”则采慧远的意见，以为罗什携来的略本为略译本的三倍以上，而略译本所依的略本，另有大本原本，或有千卷之多。但这完全是臆测之辞，毫无文证可言。所以他自己都对这种千卷原本，称之为“虚幻”，并对其存在，表示怀疑。[12]

　　Lamotte则强调，原本共有十万偈，若全部译出，将有一千卷；译本仅一百卷，约三十二万中国字。[13]Lamotte是把三十卷经的三十万言，理解成三十二万汉字。

　　印顺指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解经的《释论》——《大智度论》七十卷，经论会编则为百卷。泛称会编本为《大智度论》百卷，可说是引起卷数、字数谬说的根源；另外，一般释论都是先广后略。所以，印顺强调《大智度论》二品以下，确是“三分除二”略译；“广本”则约有百三十六卷，绝无千有余卷之可能。[14]

　　但是，依材料的先后顺序，僧睿“将近千有余卷”、《大智度论记》“十倍”的记载，二者相符，而且“三分除二”为梵译汉的减少比率，与译本的广、略无关，则僧睿、《大智度记》的记载皆无矛盾之处，所以应该采信。

　　二、智论学派的传承

　　《大智度论》又称为《大智度经论》、《摩诃般若释论》、《大智释论》、《释论》、《智度论》、《智论》、《大论》等，因此在隋唐佛教著作中，研习《大智度论》的学者经常被称为“智度论师”、“北土智度论师”、“关东智度论师”、“北释论师”，如吉藏《大乘玄论》说：

　　问：诸佛菩萨体不二，能应者未详不二，是何等法?答：成论师真谛谓为不二法门，

　　智度论师谓实相般若，地论师用阿梨耶识，摄论师真谛三藏即阿摩罗识。[15]

　　吉藏概括当时的佛学思潮，提出有成论师、智度论师、地论师、摄论师，可见在当时的北方确实出现专研《大智度论》的学者。[16]

　　同时，在当时的佛学界，如地论学派、成实学派、摄论学派、天台宗、三论宗等，都有兼习《大智度论》者。于是，《大智度论》为中国佛教界树立大乘意识，开宗立派，都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17]

　　在北朝隋唐时期，以长安、邺城(河南省临漳县)为中心，当时的北方佛教存在以从事专门讲说、研究《大智度论》为中心的智论师，或又同时研习三论者，因此可以称为“四论学派”。检索僧传，发现昙鸾(476—542)[18]为最早的四论师。《续高僧传·昙鸾传》说：“心神欢悦，便即出家。内外经籍，具陶文理，而于四论、佛性，弥所穷研”。[19]昙鸾是登山访录遗迹，因感动而出家。他对于龙树一系的《大智度论》、《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四部论及佛性义的研究，特别有心得。而《安乐集》卷下列出净土的相承次第是菩提流支、慧宠、道场、昙鸾，可见昙鸾的四论研习是承袭道场的学风[20]。自此以后，四论的讲习在此地渐次兴盛。

　　在南朝佛教，由于梁武帝对《大智度论》的推崇，促进了《大智度论》在南方的兴起。而且，《大智度论》、《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均阐扬龙树中观思想，皆出自鸠摩罗什翻译，于是历来弘扬三论者，皆兼弘《大智度论》，所以形成四论学派。但是，在梁陈之间，由于帝王喜好的不同，促进四论学派真正转向三论学派。道宣总结梁陈时代佛教学风的转变说：

　　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玩《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

　　品》，尤敦三论。[21]

　　由于陈武帝时期流行《，大品般若经》，推崇三论；吉藏批判“智度论师”的思想，教内外因缘的变化，推动了四论学派的转型。

　　1、僧诠一系

　　因为僧传中有关僧诠的资料特别少，所以僧诠是否研习《大智度论》很难了解。但是，僧诠门下的法朗、慧勇、慧布、慧哲等都研究《大智度论》，在江南一带弘扬此论，促进此论在江南的流行。

　　僧诠一系的师资传承，如下：

　　法朗(507—581)，俗姓周，徐州沛郡沛(江苏省沛县)人。二十一岁，梁大通二年(528)，在青州(山东省临淄县)出家。游学杨都，在大明寺宝志座下学习禅法，又听此寺彖律师讲律，从南涧寺仙师受学《成实论》，从竹涧寺靖公学习《毗昙》，声誉逐渐远播京师建业。后来，至摄山止观寺，从僧诠听受四论(《智度》、《中》、《百》、《十二门》)及《华严》、《大品般若》等经，此后专弘龙树宗风，与慧勇、慧布、慧辩共称为僧诠门下四哲。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奉敕住钟山兴皇寺。其后二十余年，讲四论及《华严》、《大晶》等各二十余遍，列听者经常有上千人。太建三年(581)示寂，世寿七十五岁。门下弟子众多，知名者有吉藏、罗云、法安、慧哲、法澄、道庄、智炬、慧觉、慧均、明法师、小明法师、旷法师、智锴、真观等人。[22]

　　慧勇(515—583)，俗姓桓，谯国龙亢(安徽省怀远县)人。他的兄长亦出家，法号慧聪。慧勇自幼依杨都灵曜寺则法师出家，修习禅定并且读诵经论。又从静众寺峰律师受具足戒，学习《十诵律》；从龙光寺僧绰、建元寺法宠，学习《成实论》。在齐梁时代的金陵，《十诵律》、《成实论》都是当时的显学。至三十岁开始，便开讲《成实论》，共十余遍。太平二年(557)梁亡，慧勇住摄山止观寺，从僧诠受业。陈天嘉五年(564)，受陈文帝的邀请，于太极殿讲说，称誉一时，住大禅众寺达十八年，所造之讲堂称为“般若堂”，宣讲《华严经》、《涅槃经》、《方等经》、《大集经》、《大品般若经》各二十遍，讲《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各三十五遍。于至德元年(583)示寂，世寿六十九岁。[23]

　　罗云(542—616)，俗姓邢，荆州府松滋县人。兄弟五从都剃度出家，长兄道颐，罗云为幼弟。罗云在上东明寺出家，随杨都兴皇寺法朗[24]学习《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四论，深入理解四论的思想。法朗示寂后，又受学于福缘寺亘法师。想到家乡未能流传三论，应移禅寺陟禅师的邀请，归乡弘法，创建还乡寺。后来，住在龙泉寺达五十余年，罗云宣讲四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各数十遍，化导四方。大业十二年(616)示寂，世寿七十五岁，弟子有慧成、道胜等十人。[25]

　　法澄(5387—6057)，吴郡(江苏省吴县)人。师事兴皇寺法朗学习三论，能够抓住三论的思想脉络而通畅无滞。后来，于江都(江苏省江都县)开善寺讲三论，听众有二百余僧，而且日益增加。晋王杨广设置四道场时，受征召前往讲说。仁寿三年(603)，隋文帝召住于日严寺，开讲《大智度论》，长安四众弟子都前来问学。炀帝时示寂于洛阳慧日道场，世寿七十余岁。[26]

　　慧觉(554—606)，俗姓孙，太原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人。八岁出家，在兴皇寺法朗座下学习，研究四论。后来，栖止于摄山栖霞寺，受学于慧布。于是，在江左一带广弘《大智度论》，“旧文新意，两以通之”，慧觉可能依三论思想解释《大智度论》。在陈代，慧觉受到王公贵族的尊崇。受隋炀帝的邀请，人住慧日道场。后来，受法济的邀请，在永福道场讲《大智度论》。在白塔寺宣讲《大品般若经》、《涅槃经》、《华严经》及四论等二十余部。大业二年(606)示寂，世寿五十三岁，弟子有智果[27]等。[28]

　　智炬[29](535—606)，俗姓吴，吴郡(江苏省吴县)人。善草书、隶书，偏爱文章。从学于兴皇寺法朗，致力于四论及《大品般若经》的钻研。在浙东弘法，教化的学徒颇多。后来，在建业建初寺讲三论，听众常有百人多。于是，声誉日高，受蒋州刺史、武山公郭演等的归依。受隋炀帝的召请，住慧日道场。开皇十九年(599)，住长安日严寺，著《中论疏》，继承了青目、昙影、洪偃的思想与优点。依道宣的记载，“时有同师沙门吉藏者，学本兴皇，威名相架，文藻横逸，矩实过之”，道宣认为智炬胜吉藏一筹，这涉及道宣的对高僧的界定问题。大业二年示寂(606)，世寿七十二岁，弟子有慧感、慧赜等。[30]

　　旷法师，历来研究者皆无法确定其名字。检索僧传，发现《续高僧传·道岳传》提到隐士西门义，出家后号明旷，“旷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贞固，志怀明约，善《大论》及《僧只》，深镜空有，学徒百数。禅观著绩，物务所高，即洛阳净土明旷法师是也”。[31]明旷精通《大智度论》与《僧只律》，住在洛阳净土寺。《续高僧传·义褒传》说：

　　往缟云山婺州永安寺旷法师所。旷在陈朝，兴皇盛集，时当法选，亟动神几。法主

　　既崩，遍流视听，长干禅众栖霞布公，并具式瞻，亲沾余令。所以四经三论，江表高推。[32]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记载，显庆二年(657)，义褒在洛阳净土寺讲《大品般若经》、三论。[33]以上三种资料的综合，存在两种可能：一、义褒的师父旷法师，从兴皇法朗学习后，住在缟云山婺州永安寺。义褒曾在永安寺，受学于旷法师，此“旷法师”与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不是同一人。二、旷法师与明旷为同一人。明旷是洛阳人，在洛阳净土寺学习《大智度论》与《僧只律》。后来，南下金陵兴皇寺，从法朗学习三论，最后住在缟云山婺州永安寺。义褒在永安寺随他受学三论后，最后在显庆二年(657)开讲《大品般若经》与三论。

　　慧均，《续高僧传》中没有立传。慧均著《大乘四论玄义》十二卷，《续藏经》中有七卷，另有三卷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共现存十卷。《大乘四论玄义》旨在阐释《中》、《百》、《十二门》三论及《大智度论》的要义，依二十门而加以辨析。依《大乘四论玄义》的记载，可知慧均初学《毗昙》、《成实论》、《摄大乘论》，后来人兴皇法朗门下，专学三论。陈太建六年(574)五月，记录法朗讲说的内容，成为《大乘四论玄义》卷一“初章中假义”。晚年，过长安，记载了长安佛教的状况。[34]

　　道庄(525—605)，先在彭城寺宝琼座下，禀受《成实论》。后来，从兴皇寺法朗研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四论。人住东都慧日道场，后人长安日严寺，讲说法《法华经》，著《法华经疏》三卷。著有《集数》十卷，示寂于大业元年(605)，世寿八十一。[35]

　　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人，祖上避仇移居南海，住在交广(今越南、广西)一带，后迁居金陵而生下吉藏。幼年时，父亲带他去见真谛，真谛为他取名吉藏。父亲后来出家名道谅，吉藏七岁时(一说十三岁)即从法朗出家，学习经论。十四岁时从法朗受学《百论》，十九岁时开始为众复述，受到大众的称誉。隋代时，住在会稽(浙江省绍兴县)嘉祥寺，著《中观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等注释著作。晋王杨广总管扬州时，在扬州设置四个道场[36](慧日、法云二佛寺，玉清、金洞二道观)，吉藏被延人慧日道场。开皇十九年(599)，杨广自扬州回长安，邀吉藏同行。到长安后，被安置于日严寺，著述不辍，如《大乘玄论》、《法华玄论》、《法华义疏》等。武德初年(618)，唐朝设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务，吉藏被选为十人之一。这时，他住实际寺和定水寺，后来齐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请他住延兴寺。武德六年(623)五月示寂，世寿七十五岁。吉藏的著作非常多，讲《大智度论》数十遍，而且著有《大智度论玄疏》。[37]

　　辩寂，徐州人，年轻时游学诸讲肆。在北齐的邺都，专门学习《大智度论》与《阿毗昙心论》。北周武帝禁佛时，南下江阴(江苏省江阴县)，受学三论。开皇年间，人长安又研习三论，“复寻昔龙树之风”，可能指辩寂在吉藏门下学习。[38]

　　慧璇(571—649)，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襄州(湖北省襄阳县)。北周武帝禁佛时，逃往南陈，人茅山听法朗的弟子明法师讲三论，又往栖霞寺听慧布讲四论、《大品般若经》、《涅槃经》，晚年于安州(湖北省安陆市)从圆法师学习《释论》(即《大智度论》)。后来，回到家乡襄州，住在光福寺，学徒汇聚。唐初，住龙泉寺，常讲三论、《大品般若经》，兼讲《老子》、《庄子》。贞观二十三年(649)示寂，世寿七十九岁。[39]

　　慧弼(537—599)，俗姓蒋，常州义兴(江苏省宜兴县)人。父辈等多有世功，慧弼于永定二年(558)出家，师事惠殿寺领法师，受学《成实论》。当时，陈代流行“新成实”，天宫寺晃公弘扬《阿毗昙心论》，慧弼游学诸讲肆，精通《毗昙》、《成实论》。后来，在慧哲门下学习四论，学有所成。太建十年(578)，于报德寺讲《涅槃经》、《法华经》，听法归依者众多。慧哲在临终前，将慧弼召回长安，接任法席。修复安国寺，开皇十九年(599)，卒于安国寺，世寿六十三岁，弟子有慧方等。[40]

　　《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皆系鸠摩罗什所译，皆与龙树中观思想的重要论典。但是，僧诠一系强调四论的要旨不同，其所重视程度各亦有差别。吉藏在《三论玄义》中，就“通论”与“别论”论述了四论的不同。《中论》通破大小二乘的迷见，通申大小二乘的教义，所以称为“通论”；《大智度论》仅别破大乘或小乘的迷见，别申大乘或小乘的思想，故称“别论”。而且，从论释的作用来看，三论具释一藏，称为“通论”；《大智度论》仅仅解释《大品般若经》，所以称为“别论”。[41]所以，僧诠一系将《大智度论》视为“别论”，而且重视“通论”，所以他们正弘三论而兼弘《大智度论》，对《大智度论》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北土智度论师”。

　　2、静蔼—道安一系

　　在四论学派中，能够形成师资相承的学系，应该是静蔼一系。静蔼(534—578)，荥阳人，俗姓郑。十七岁，与友游寺，观地狱图变，决志出家，于是投金陵(江苏省南京市)瓦官寺和禅师剃发。受具足戒后，至长安，从景法师听闻《大智度论》。于是，登嵩山，钻研经论，精通《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对四论“最为投心所崇”。复从印度的梵僧亲学十载，隐居终南山中，“穷通之数。体因缘之理”，学僧前来依止，静蔼讲说四论，蔚成学林。北周太建元年(574)，周武帝听信道土张宾之言，欲废佛法，静蔼上表投诉，帝不纳谏，遂携门人人终南山深处，依岩附险，造寺二十七所。宣政元年(578)，趺坐石上，自割其肉而死，世寿四十五，著有《三宝集》。[42]静蔼有弟子道判、智藏、僧照、普安、道安等人，但是僧照、普安二人虽然礼静蔼为师，但并没有研习《大智度论》的记载，

　　静蔼一系以研习《大智度论》为主的师资学系，如下：

　　道判(532—615)，俗姓郭，曹州(山东)人。初习儒学，十九岁出家。受具足戒后，誓志西行求法，北齐干明元年(560)，道判与二十一人结判，从北齐的邺都出发，至北周境内，遭到官兵的扣压。后于北周保定二年(562)，至长安，受到北周武帝的礼遇，住在大乘寺。两年后，又乞求西行，周武帝敕给国书，至高昌国后，后被遣回长安，住在干宗寺。遇到静蔼，于是跟随他学习佛法。周武帝禁佛时，道判与静蔼隐居在太白山，共有二十六人，一起昼日研究《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四论，前后有十五年。北周宣帝(578—579在位)时，受敕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一，住于陟岵寺。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为他在终南山敕建龙池寺，受四事供养。大业十一(615)年示寂，世寿八十四岁[43]。

　　智藏(541—625)，俗姓魏，华州郑县(陕西省华县)人。十三出家，师事静蔼，研习《大智度论》，住在长安陟岵寺，可见智藏亦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一。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建大兴善寺，一百二十位菩萨僧移住大兴善寺。开皇三年(583)，隐居在终南山丰谷的东阜，后来被敕建为丰德寺。每年的一月、五月、九月，智藏“盛开道化，以《智论》为言先”，于是长安四众弟子，齐集前来听闻法要。武德八年(625)，卒于丰德寺，世寿八十五岁。[44]

　　昙延(516—588)，是著名的北方涅槃师，北周武帝禁佛时，隐居于太行山，亦曾为大陟岵寺的菩萨僧。静蔼隐居于终南山时，昙延前来求教。《续高僧传·静蔼传》说：“沙门昙延、道安者，世号玄门二杰，当时顶盖，名德相胜。及论教体，纷争由生，谘蔼取决。”[45]而且，昙延、道安曾乞清静蔼住世。但是，《续高僧传·昙延传》中并未提及昙延学习《大智度论》，只是表明他与静蔼的关系。

　　道安，俗姓姚，冯翊胡城(陕西省大荔县)人。幼年投身佛门出家，隐居于太白山，钻研经论，旁学诸子百家以及史学等。受具足戒后，专究《涅槃经》、《大智度论》，“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道安或许随静蔼学习《大智度论》。于是，常住大陟岵寺，弘扬《涅槃经》、《大智度论》，长安士人都前来闻法。《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称为“周世智度论师释道安”[46]，可见他是专弘《大智度论》的学者，而且亦是北周“一百二十菩萨僧”之一，但是道安违命不从。道安擅长文章，达官贵人、知名道士都前来请论，周武帝敕住中兴寺。道安是北周禁佛时有名的辩论僧人，著《二教论》，细评二教之优劣，并破斥道教。[47]弟子慧影记录他的《大智度论》讲义，成为《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为“释道安《智度论解》二十四卷，并道安自制序”[48]，可见道安曾为《大智度论疏》作序。道安有弟子慧影、宝贵、无碍、荣法师等。

　　慧影，《续高僧传·道安传》后有简单的附传，提到慧影“传灯《大论》，继踵*轮”[49]，与宝贵二人为隋代知名僧人。慧影侍奉道安，随道安住陟岵寺、大中兴寺，记录道安讲说《大智度论》，成为《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续藏经》中现存卷一、卷六、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四等七卷。依现存《大智度论疏》的作者题名“蜀地潼州迁善寺沙门释慧影抄撰”，可见慧影曾住在四川潼州迁善寺；依《历代三宝记》的记载，慧影后来住在长安舍卫寺，为二十五众主[50]。慧影还著有《伤学论》一卷、《存废论》一卷、《厌修论》一卷，卒于开皇末年(6007)。

　　荣法师，《续高僧传·法旷》提及法旷“后听弘善寺荣师《大论》，荣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51]，荣法师是道安的弟子，专研、讲学《大智度论》。法旷(? —633)，俗姓骆，雍州咸阳(陕西省咸阳县)人。专学儒家，后听弘善寺荣法师讲《大智度论》，转学佛教。十六岁时，讲解《大智度论》，“道穆京华”，可见他在当时长安的影响。法旷诵《无量寿经》，持戒修定，誓往生西方净土。贞观七年(633)，在终南山自刎而死。[52]

　　无碍[53](552—645)，俗姓陈，父亲陈旷是梁元帝的征蕃学士。承圣元年(552)，无碍生于成都。十岁至长安，依道安出家。天和三年(568)，受具足戒。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禁佛，于是便隐遁不现。隋代开皇年间(581—600)，无碍复出，住秦州(甘肃天水市)永宁寺，后听超法师讲《大智度论》。又至长安学习《十地经论》、《阿毗昙论》，于大兴善寺讲《大智度论》，对文句仍然凝滞不通，于是回去秦州。大业二年(606)，被召人洛阳，在四方馆教授经论。大业十三年；(617)，住长安庄严寺。武德八年(625)，回到秦州永宁寺，修无相观。贞观十九年(645)卒，春秋九十四岁。

　　静蔼及其第一代弟子皆活动于北周武帝时期，所以都与大陟岵寺有关，大部分都是“一百二十菩萨僧”。静蔼、道判研习四论，是典型的四论师；而尤其是道安、慧影师徒，编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成为现存唯一的注疏。静蔼一系具有“北土智度论师”的典型特点，专弘《大智度论》，这与南方僧诠一系有明显的差别。

　　3、慧藏—法彦、智隐一系

　　慧藏(522—605)，俗姓郝，赵国平棘(河北省赵县)人。十一岁出家，未受具戒便讲《涅槃经》；受具足戒后，精持戒律。后来，研习《大智度论》、《十地经论》、《华严经》、《般若经》等。三十岁后，隐居于鹊山，专研《华严经》，撰《华严经义疏》。北齐武成帝(562—565在位)诏请于太极殿讲说《华严经》，荣冠当时。开皇七年(587)，住大兴善寺，开讲《般若经》、《大智度论》，当时沙门智隐、僧朗、法彦等，在他的座下听闻法要，深得《大智度论》的本义。后又讲《金刚般若论》，受到学徒的崇敬。大业元年(605)，卒于空观寺，世寿八十四岁。[54]

　　慧藏一系的师资传承，如下：

　　法彦(?—607)，俗姓张，洛州(河北省永平县)人，遍读三藏，“偏以《大论》驰美”，尤其精通《大智度论》，在北齐、北周、隋三代讲说《大智度论》，都名扬天下，受到地论师渊法师(或即静渊)、摄论师法侃的推崇。《续高僧传·法护传》提到，法护在法彦门下听讲《成实论》，可见法彦对《成实论》亦非常有造诣。[55]开皇十六年(596)，敕任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汝州、沂州善应寺。大业三年(607)，卒于真寂寺，世寿六十余岁。[56]

　　智隐，俗姓李，贝州(河北省清河县)人，为慧藏的弟子。开皇七年(587)，随慧藏人长安，住大兴善寺，通达《大智度论》、《阿毗昙心论》与《金刚般若论》。开皇十六年(596)，敕补为“大论众主”。《续高僧传·智隐传》说：“以解兼伦，例须有绍隆，下敕补充讲论众主，于经藏寺还扬前部。”因为，法彦已经被任为“大论众主”，所以敕补智隐、宝袭为“大论众主”。在“五众”中，并没有“讲论众主”。智隐住在经藏寺，弘扬《大智度论》。仁寿年间，送舍利于益州法聚寺、莘州等，晚年卒于长安。[57]

　　僧朗(?—616)，恒州(山西省大同市)人。少年出家，学习《大智度论》、《杂心论》。随慧藏人长安，住空观寺，讲《大智度论》。送舍利于广州，回到长安后，住在禅定寺，以讲习为力，大业末年(616)终于禅定寺，世寿七十余岁。[58]

　　慧藏一系在隋代非常有影响力，法彦、智隐成为当时的“大论众主”，而且都是当时敕送舍利到各州的名僧。

　　4、学系不明的智论学派

　　在僧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如灵藏、慧善、明舜、昙良、智琚、神迪、道宗等。

　　灵藏(519—586)，俗姓王，雍州(陕西长安)人。随颖律出家，精通《僧只律》，而且对《大智度论》能够“讲解无遗”，可见他对此论钻研之深。灵藏与隋文帝为布衣之交，住大兴善寺，由灵藏任意度化出家的人达数万之多。[59]

　　慧善(506—566)，自幼出家，擅长法胜《阿毗昙心论》，住在杨都栖玄寺。梁朝灭亡时(549)，逃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承圣年间(552—555)，住在长安崇华寺，慧善引用《大智度论》证成《毗昙论》的思想，著成《散花论》。天和元年(566)，卒于长安，世寿六十岁。”[60]

　　明舜(547—606)，俗姓张，青州(山东省临淄县)人。幼年学习佛教，“偏以《智论》著名”，明舜读诵《大智度论》，精通此论的义量思想，闻名于当时。北周禁佛时，逃往建业，住在安乐寺。弘扬《大智度论》。后来，被晋王杨广召人住日严寺，讲解《大智度论》的玄义。仁寿四年(604)，送舍利于蕲州福田寺。大业二年(606)，示寂于日严寺，世寿六十岁，弟子有慧相等。[61]

　　昙良，俗姓栗，潞州(山西省长治县)人。十六岁出家，专研各种经论，而且专以《大智度论》传名于天下。隋代时，人长安，住在真寂寺，送舍利于亳州开寂寺。后来，回到日严寺，唐代初年卒，世寿八十余岁。[62]

　　智琚(?—619)，俗姓李，新安寿昌(浙江省寿昌县)人。十九岁出家，听坦师讲《大智度论》，又随雅公学习《般若论》，从誉公学习三论。武德二年(619)，智琚将《华严经》、《大品经》、《涅槃经》、《大智度论》等的四部义疏嘱托给弟子明衍，可见他著有《大智度论义疏》，最后卒于常州建安寺。[63]

　　神迪(566—630)，俗姓田，凭翊临晋(陕西省朝邑县)人。幼年出家，研读经论。二十岁未满，便能博通各种经论，而且以《大智度论》著名。神迥被当时人们尊称为“大论主释迦迪，法界多罗一时领”，可见在当时的影响力。大业十年(614)，住禅定寺。后来，应召人住鸿胪寺，弘讲《大智度论》，教化三韩(新罗、高句丽、百济)之外国留学生及诸方之士。贞观三年(629)人蜀，从事道俗的宣化。贞观四年(630)示寂于法聚寺，世寿六十五岁。神迪撰写各种序，注解经论等，如《法华文句序》，共四十余卷。[64]

　　道宗(533—638)，俗姓卫，凭翊(陕西省大荔县)人。少年出家，专门研习《大智度论》。隋代时，住在同州大兴国寺，讲《大智度论》。贞观十二年(638)卒，世寿八十五岁。[65]

　　这些学系不明的智论师，大部分是北方智论师，可见《大智度论》在北方的盛行。

　　5、《大智度论》的注疏

　　《大智度论》译出后，从南北朝至隋末唐初，在北方，尤其以长安，邺都为中心，不断地受到研究、讲说。同时，亦有智论师进行略抄或注疏，略举如下：

　　僧肇《大智度论抄》八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慧远《大智度论抄》二十卷，现存《大智度论抄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意思《释论玄》一卷(《续高僧传》卷十七)

　　道安说、慧影撰《大智度论疏》二十四卷，现存七卷(《卍新纂续藏经》第46册)

　　智颉《大智度论疏》二十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裕《智度论抄》五卷(《续高僧传》卷九)

　　智琚《大智度论义疏》(《续高僧传》卷十二)

　　吉藏《大智度论玄疏》(《续高僧传》卷十一)

　　法檩《大智度论抄》(《续高僧传》卷十六)

　　僧侃《大智度论疏》十四卷或五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昙影《大智度论疏》十五卷(《诸宗章疏录》卷二)

　　灵见《大智度论抄》十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

　　衍法师述《大智度论疏》五卷(《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休撰《大智度论章门》六卷(《东域传灯目录》卷下、《奈良朝现存一切经疏目录》)

　　在以上的十四种注疏中，现存唯有慧影《大智度论疏》七卷，弥足珍贵。

　　三、结 语

　　《大智度论》自从鸠摩罗什翻译以来，中国佛教对《大智度论》进行研究、讲说等创造性的诠释活动，于是出现智论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智论学派的活动时期是在南北朝至唐初，即公元495—645年，将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其兴盛的区域，依盛衰的顺序，主要有长安、邺都、建康、洛阳、扬州、嵩山、晋阳、青州、江都、南岳、庐山、终南山等，主要集中在北方。

　　第二、四论学派确实存在。南朝的三论学者，尤其是法朗及其弟子，兼习《大智度论》，促进四论学派在南朝的兴盛。北朝的昙鸾、静蔼、道安等学者，在北方弘扬四论。但是，从总体来说，北方的智论师大多不弘三论，专弘《大智度论》，尤其在北朝，出现一批专研《大智度论》的学者，隋唐学者称为“北土智度论师”。

　　第三、北周禁佛对智论学派的影响。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下诏禁佛，以此为契机，激起北方佛教界希望确立大乘佛教的强烈愿望，促进了《大智度论》的兴盛。而且，许多智论师成为“一百二十菩萨僧”，集中住在陟岵寺，隋时移住大兴善寺。如静蔼、道判、智藏、道安、慧影、灵裕、彦琮、宝袭等，都是这一批人的佼佼者。所以，在隋代的“五众”制度中，设有“大论众主”，如法彦、宝袭、智隐等，从而在制度上为《大智度论》的兴盛提供了保障。

　　第四、智论学派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初期，大小乘并弘，《大智度论》强调般若空与菩萨行，庞杂的思想与辞典的作用，无疑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作用。而且，经过北朝、隋朝的发展，．最后以国家形式确立了“大论众主”，可以看出《大智度论》对隋唐佛教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三论宗、天台宗，都继承了智论学派的许多思想，同时又进行了批判与诠释，从而获得了开宗立派。

　　[1] 《出三藏记集》卷8，《大正藏》卷55，第53页中。

　　[2]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中。

　　[3]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

　　[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7页，台北正闻出版社2004年版。

　　[5]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页上—中。

　　[6]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l页。

　　[7]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2页中。

　　[8]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3页下。

　　[9] 《出三藏记集》卷7，《大正藏》卷55，第47页下。

　　[10] 释大田：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2卷第2号(2004年)，第202页。

　　[11] 《出三藏记集》卷10，《大正藏》第55卷，第76页上—中。

　　[12] 加藤纯章：“大智度论的世界”，宏音译，载《谛观》第52期(1988年)，第7—8页。

　　[13] Lamotte：《(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郭忠生译，《谛观》第62期，1990年，第169页。

　　[14] 印顺：《{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永光集》，第11—12页。

　　[15] 《大乘玄论》卷5，《大正藏》卷45，第66页下。

　　[16] 平井俊荣认为吉藏诸著作中，出现“北土论师”。“北土人”、“北人”，“北地人”亦是智论师：见《中国般若思想史研究——吉藏七三论学派》，东京春秋社1976年版，第220—22l页。但是，我们以为吉藏所谓“北土”、“北地”是指当时北方的学者，可能是智论师或地论师之流，不是一定指智论师。

　　[17] 大野荣人对智论学派已经进行详细考察，见《{大智度论)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l—44页。

　　[18] 关于昙鸾人灭的年代，在唐朝已有异说。迦才《净土论》卷下的《昙鸾传》载“魏末高齐之初犹在”，《续高僧传》卷二十《道绰传)》及文谂、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都称他为“齐时昙鸾法师”。此外，据近人罗振玉所藏拓本北齐·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铭》中的愿主题“比丘僧昙鸾”的名字看来，昙鸾入灭似应在北齐天保五年(554)以后，但这也还不能作定论。今依《续高僧传》卷六《昙鸾传》记载：“魏兴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六十有七”。《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下。

　　[19] 《续高僧传》卷6《昙鸾传》，《大正藏》卷50，第470页上。

　　[20] 《安乐集》卷下，《大正藏》卷47，第14页中。

　　[21] 《续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43l页上。

　　[22] 《续高僧传》卷9《法朗传》，《大正藏》卷50，第477页中—478页上。法朗的弟子群弘化地等，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8—549页。

　　[23] 《续高僧传》卷7《慧勇传》，《大正藏》卷50，第478页下—下。

　　[24] 《续高僧传·罗云传》中，误作“道朗”。

　　[25] 《续高僧传》卷9《罗云传》，《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上—下。

　　[26] 《续高僧传》卷9《法澄传》，《大正藏》卷50，第499页下。

　　[27] 智果的传记，见《续高僧传》卷30《智果传》，《大正藏》卷50，第704页中。

　　[28] 《续高僧传》卷12《慧觉传》，《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上—下。

　　[29] 智炬，《六学憎传》及高丽本均作“智矩”。

　　[30] 《续高僧传》卷ll《智炬传》，《大正藏》卷50，第509页中—下。

　　[31] 《续高僧传》卷13《道岳传》，《大正藏》卷50，第527页上—中。

　　[32] 《续高僧传》卷15《义褒传》，《大正藏》卷50，第547页中—下。

　　[33]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藏》卷50，第391页上。

　　[34] 大野荣人：《(大智度论的中国的展开》，《人间文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号(2001年)，第24页。

　　[35] 《续高僧传》卷9《道庄传》，《大正藏》卷50，第500页上。

　　[36] 隋炀帝为晋王时，于长安蕃邸又建四寺，即嘉祥寺、日严寺、实际寺、会昌寺，亦称“四道场”。但是，长安“四道场”皆为佛寺，与扬州“四道场”有别。

　　[37] 《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大正藏》卷50，第513页下—515页上。

　　[38] 《续高僧传》卷26《辩寂传》，《大正藏》卷50，第675页上—中。

　　[39] 《续高僧传》卷15《慧璇传》，《大正藏》卷50，第539页上。

　　[40] 《续高僧传》卷9《慧弼传》，《大正藏》卷50，第494页下—495页中。

　　[41] 《三论玄义》，《大正藏》卷45，第10页中。

　　[42] 《续高僧传》卷23《静蔼传》，《大正藏》卷50，第625页下—628页上。

　　[43] 《续高僧传》卷12《道判传》，《大正藏》卷50，第516页下—517页中。

　　[44] 《续高僧传》卷19《智藏传》，《大正藏》卷50，第586页下—587页上。

　　[45] 《续高僧传》卷23《静蔼传》，《大正藏》卷50，第626页中。

　　[46]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47] 《续高僧传》卷23《道安传》，《大正藏》卷50，第628页上—631页上。

　　[48]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中。

　　[49] 《续高僧传》卷23《道安传》，《大正藏》卷50，第630页中。

　　[50] 《历代三宝记》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页下。

　　[51] 《续高僧传》卷27《法旷传》，《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

　　[52] 《续高僧传》卷27《法旷传》，《大正藏》卷50，第683页中—下。

　　[53] 《续高僧传》卷20《无碍传》，《大正藏》卷50，第599页上—中。

　　[54] 《续高僧传》卷9《慧藏传》，《大正藏》卷50，第498页上—中。

　　[55] 《续高憎传》卷13《法护传》，《大正藏》卷50，第530页下。

　　[56] 《续高僧传》卷10《法彦传》，《大正藏》卷50，第505页中—下。

　　[57] 《续高僧传》卷26《智隐传》，《大正藏》卷50，第668页上—中。

　　[58] 《续高僧传》卷10《僧朗传》，《大正藏》卷50，第507页下—508页上。

　　[59] 《续高僧传》卷21《灵藏传》，《大正藏》卷50，第610页中—下。

　　[60] 《续高僧传》卷8《慧善传》，《大正藏》卷50，第486页中—下。

　　[61] 《续高僧传》卷11《明舜传》，《大正藏》卷50，第510页下—511页上。

　　[62] 《续高僧传》卷26《昙良传》，《大正藏》卷50，第676页上—中。

　　[63] 《续高僧传》卷12《智琚传》，《大正藏》卷50，第521页上—中。

　　[64] 《续高僧传》卷13，《大正藏》卷50，第526页上—中。

　　[65] 《续高僧传》卷14，《大正藏》卷50，第534页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