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思大师思想研究：慧思大师与《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黄夏年)

　　慧思大师与《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黄夏年

　　一、《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的般若经

　　若将慧思的学说全部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般若思想对慧思的影响始终存在。在慧思的著作中，有很多事例均涉及般若学，有他对般若学的评价或直接引用。这与他结交三论宗的僧人是有一定关系的。印顺法师也认为，慧思重视《般若》，与三论宗人有关系，因为三论宗的基本经典就是来自般若之学。本文仅围绕《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的《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作一考察。

　　《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是慧思的生平自述。慧思四十岁以后，正是他人生最不得意之时，但也是他一生中讲学最集中之时。般若学是最早出现的大乘佛教学说，也是大乘佛学的基础。“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三世如来皆由是生。”《法华经》的理论与般若学说有着密切关系，慧思在修习《法华经》时，仍然离不开般若学的基础。慧思在河南光州大苏山开岳寺居住，讲的就是般若经典。《摩诃衍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大乘般若经》，但在经录里则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少一个“衍”字。他讲说、“誓造《金字摩诃般若》”，说明他对般若经典是非常重视的，不亚于他对《法华经》重视的程度。

　　二、中土般若经的译本及卷数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般若经典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经典之一，当时中国人译出的般若类经典种类繁多，从慧思的自述来看，他讲的即是《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经》。

　　般若经初传中国，主要有《光赞》、《放光》、《道行》三部经。按僧睿的说法，般若经有四种，第四种般若经，是印度的《大品》，多达十万偈，但在中国没有译出。已在中国译出的《大品》，应是天竺的《中品》，所以般若经有了四种规模不同的经本。

　　三、梁武帝与《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慧思所说、所造的《摩诃衍般若波罗蜜经》、《金字摩诃般若》、《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之般若经，不见于历代佛教的经录，按常理，他所说的应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他没有说明使用的是多少卷本，这就给研究他与般若学的关系带来了难度，无法判定他用的到底是《大品经》还是《小品经》，而且又是哪一种译本？对此问题，我们只好再从其它的途径来进行考察。

　　慧思所在的时代正是南北朝末期，南朝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特别是南朝梁武帝时佛教大兴，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梁代武帝期间大臣萧子显曾经撰写过《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说明当时在社会上确有《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存在，而且整个社会对般若经的评价很高。

　　萧子显撰写《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其中“御讲”二字，指此经梁武帝亲自讲解。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与佛教关系最深的皇帝之一，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有名的崇佛虔诚的统治者之一。梁武帝信佛，还表现在讲经的兴趣上。般若经是他经常讲的经典之一。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前后多次讲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梁武帝讲般若经，有《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放光般若经》、《大品》等不同经名，这些经典统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因译本多样，卷数不同，而发生歧异。梁武帝与般若经的关系，台湾学者颜尚文曾做过较详细的研究，指出“梁武帝时代的《般若经》有小品系(或道行系)、大品系(或放光系)、金刚般若经、仁王般若经等四种经典，以上四种经典中，大品系(或放光序)为佛教学者广为传布与研究，也被梁武帝亲自注解与终生宣讲不辍。”所以梁武帝讲注般若经选择了鸠摩罗什的译本，也就是说，《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经》的本子。

　　四、《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是二十七卷本《大品经》

　　《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梁武帝推行的作用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据说梁武帝讲般若经是应大臣们多次邀请后才决定宣讲的，梁武帝的讲经活动已成国家大事，引起极大轰动，其影响幅射梁京城及周边地区。至梁末，“梁孝元倾覆国乱”，梁武帝受困台城，虽只舍身，已不讲经，但他在过去的讲经活动一直发生着后续影响力，且光州处于南北交界之处，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接受来自南北两方的信息与影响，故从梁武帝使用的《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即罗什本的《大品经》这一事实，我们有理由可推断慧思在光州所说与所造的《摩诃衍般若波罗蜜经》、《金字摩诃般若》、《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也可能是这个本子。

　　五、《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金字”

　　南北朝时期般若经的影响非常大，朝野崇信，僧俗皆拜，这与般若经的思想有着重要关系，般若经的空性无二的思想，在统治阶级的推动下，自然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关心与尊奉。慧思与梁武帝就代表了在般若经立场上，两个不同阶层的一致倾向。

　　值得指出的是，般若经不仅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在宗教实践上也对信徒有着重要的指导。佛教译经史上和经录上记载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却没有《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或《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之名，然而梁武帝与慧思等人却使用了“金字”两字，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呢？殊知中国是一个讲究礼制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制度的社会。等级规定制度，也在中国佛教中充分表现出来。佛是中国佛教徒心中的至尊，因此对他的恭敬要与众不同，用在写经(当时没有印刷术)上，就要用最好的材料来表达对佛的虔诚信仰。

　　慧思发愿要造《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就是要借佛的力量来改变人心，增进信仰，所以他要选用最好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黄金。慧思的发愿最终感动了众生，用化来的钱买金研粉，写出金色字的佛经，此与寺庙里面将佛像装金一样，表达了佛弟子的虔诚心愿。梁武帝爱重大乘，遨游法藏。他也与慧思一样用抄写金经来虔诚事佛，所以《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或《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用金色颜料抄写的《摩诃衍般若波罗蜜》或《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慧思与梁武帝出于对佛的虔诚，故尊称《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或《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总之，慧思与《般若经》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的信仰与般若理论也有密切的关系。般若无相的理论，是慧思“止观”学说的基础之一，后来智顗代他讲经“至一心具万行处”有疑，慧思特意阐明：“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吾昔夏中，苦节思此，后夜一念，顿发诸法。吾既身证，不劳致疑。”也就是说，慧思的“一心具万行”思想，得益于般若经典《大品经》的启发，这是他的发明，也是他杂糅《般若》与《法华》两种思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