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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法师:软性尚礼与硬性尚法的对抗——地铁打斗与江南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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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法师:软性尚礼与硬性尚法的对抗——地铁打斗与江南style

 

  就在“你幸福吗”的问题正广为流传的时候,广州地铁上阿伯与男青年的殴打事件发生了,他们为争座位而由吵闹直至大打出手,很显然,他们当时是不幸福的。据称,二人都拥有很容易获得幸福的工作身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教师,一位慈济他人,一位教育他人。常年负责利益他人工作的两个人,以其常年积累的“以他人为重”的思维习惯来看,很难想象他们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激烈的冲突。

  一种行为的出现当然需要内心认知的支持。根据事件发生的报道看,两人由激烈争辩的 “礼”,发展到激烈维权的“法”,起先都会有一定的理由支持,而当时内心对“我”的偏执却使事件性质完全改变。支持老人去争执的理由,是“青年应当尊老而让座”,他出示《老人证》教育青年要接受向老人让座的“礼”上的伦理要求。这种要求由最初“尚礼”的软性融通迅速转化为“尚法”的硬性要求,最终由情绪失控而以拳脚相向;青年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极端维权行为,在遭到打击时也拳脚相加进行还击。

  尚法虽然也是较为硬性的,但尚法并不等于“可以动武”。本来,“向老人让座的说教”是个“礼”上的事,青年占座的举动失礼了,他在过失面前,当然也是希望接受软性融通和教育的。然而,“我执”改变了这一切,老伯本可以站在“礼”上的要求由强硬维权而激化成了严重打斗,反倒不能在礼上立足了。在儒家教义中,礼虽然是较为末端的,它与“法”相互呼应而良性地推动着社会的平稳发展,然而,“我执”使自己心中的礼和法大过别人的,使礼、法被异化得不再和谐呼应,最后,变成了“我的礼、我的法”与“他的礼、他的法”的对抗。

  “我执”的情绪打乱了“礼、法”的社会功用,原本不至于有什么大矛盾的“尚礼”与“尚法”之间开始产生矛盾。我执越严重,尚法的公平的硬性人际秩序便越发脱离尚礼的软性社会融通,终致“礼、法”的社会解读成为一对利益矛盾。再完备的文化传承中的“礼、法”也难以在“我执”的情绪中焕发光彩。如果不能看清“我执”在各类文化传统中的潜在危害,即便表面处理好了地铁打斗的一个事件,也仍然还会有无数的矛盾事件酝酿发生。从根本上看,打斗事件不只是一个心理问题,背后的文化影响更为深远。

  相反,从当前流行文化的角度,却能发现另一种趋势:韩国艺人一曲并无什么精彩之处的“江南style”,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红遍全球。这当然是一种人们在内心里喷发而出的自然需要,当“我执”以不可改变的“合理”形式,将尚法文化强化到了一个人们无法进行任何软性情感融通的时候,“礼与乐”成了大众最不用解释的自然心里需要。因为一放下架子投入其中,便瞬间化解了人际难以解决千奇百怪的强硬心理隔膜,所以“江南style”迅速流行。人类,有时就是偏偏误作这种“就我执而偏本心”的不合理选择。但是,本心仍是大众的自然心里需要,背离久了,就会反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江南style”流行,是因为人际间的紧张关系,需要音乐来调剂。假如“尚法”的公正被“我执影响了”,人心便自然会以尚礼(乐)的软性追求去平衡之。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流行太俗”,古人比咱们看问题透彻,庄子言“每下愈况、道在屎溺”,越浅近的地方越易得近道、连拉屎放尿亦可在道,道是无处不在的,何况这只是调剂人际和谐的“街头流行”?自求平衡,这自然也是"无我"之道的功用之一。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礼治和法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史上的两大潮流。从中国儒家思想的视角看,礼是社会性的,是使人导向自由的;法是政治性的,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必然承认有对方而又对对方多少有些敬意的,法则只论法不论人。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的权利,而礼的重要性则在导达人的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情感是性灵上的。人的相处不能保卫各自物质上的权利固然可忧,而不能导达人际之间的情感到一恰好的地位达至恰到好处则更加可悲。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是交流的。因为对峙所以可保卫也可夺取,因为交流所以可导达也可融通。所以,礼常常是软性的,法常常是硬性的。中国的社会多在尚礼的风气中一切讲交情,却又让弱者多有回身和转变的余地。

  尚礼和尚法各有其社会与政治方面的积极意义,从性质来看,其思想本身是不可能产生严重矛盾的,但 “我执”经常异化它们,而使世间事变得难以想象。地铁事件是由“尊老让座”的“尚礼尚法”行为而直接变质为“硬性维权”斗争的鲜明案例。变质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 “我”字,这是矛盾背后最强有力的推手。

  公平提倡的“尚法”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发展成为尚“我的法”,并硬性要求对方也必须尚“我的法”,则变成强迫了。软性“尚礼”也是好的,凡事在融通中更为协调,可如果发展成必须尚“我的礼”,当然也是一种强迫。

  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由“伦理”使其和谐。“伦理”的意义,是指“凡事以他人为重,凡事为他人着想”。“我的尚礼”或“我的尚法”,其实都脱离了伦理的框架,既然凡事以“我”为重,尚礼和尚法便全然失去了本义,最终必将变成以尚礼尚法作为招牌而强化一己利益并侵损他人利益的手段了。

  执着“我的礼我的法”才是酿成令人咋舌的地铁斗殴现象的主因。本来不至于形成重大冲突的软性尚礼与硬性尚法,原本是相互调剂的,然而在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中,却直接地对抗了起来。执着“我”,便形成了对基础伦理的背离,假如放弃这种执着,一切替他人着想,凡事以他人为重,斗殴的事件当然不可能发生。

  “无我”,也可以说是做人的一种高尚情操,它使它使软性尚礼与硬性尚法不被异化而回归本位价值,也使人更为客观地同情于身边的人,缓解权利之间的强烈对抗。更重要的是,它使人类社会从敌对中解脱出来,进入更高阶段的更新的文明时代。

  附:北青报新闻

  地铁内抢座引冲突 男教师耳朵被咬伤

  2012年10月7日上午8时38分许,广州地铁4号线爆发了一场令人痛心的抢座战。涉事双方分别为一名年约七旬的阿伯和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扭打中,青年最终不敌,被阿伯咬伤耳朵。据悉,阿伯原是天河区红会的工作人员,现已退休,男青年则是一名中学老师。同车乘客将这一血腥场景拍下发至微博,事件迅速传开。一些市民表示震惊,一些市民说很痛心。这一事件让公众再一次将眼光对准了公共交通让座问题、尊老爱幼道德问题。

  10月7日早上,广州地铁4号线车陂南站一位70多岁老人与20多岁年轻人为了抢座的血案现场,“只是一个站几分钟的时间,就血肉模糊了。好凶残啊!”一位乘客震惊地说。地铁车厢内,两名男子在座位上扭打。身着绿色上衣的男青年被身着灰色格子衬衫的阿伯死死压在座位上。男青年头部、手臂布满血迹,阿伯的脸部也沾满鲜血,车厢地板上也是血迹斑斑,不少女性乘客还失声啜泣说“快报警”。不少男乘客也出口相劝,现场哀叹声四起。无奈的是,扭打的两人不为所动,阿伯一度抬起“血脸”,之后继续咬男青年。

  据悉,事件从地铁4号线车陂南站开始,导火索是争座位。上车前,男青年排在老人后面候车。列车到站后,男青年抢先进入车厢。“其实上车后两个人都有位置,但两个人又吵起来。”阿伯上车后一直骂男青年,斥责其为何推人,并且拿出自己的老人证教育男青年要让座。不知为何,阿伯越说越气,更打了对方一拳。男青年随即还以颜色,一脚踢向阿伯,两人扭打起来。“开始大家都有阻止,但是他们太激烈了,打到出血后,大家不敢靠近了。”列车开到万胜围站,地铁站工作人员将两人请出了地铁,这时警方已经到场,现场得以控制。据估算,扭打时间持续了约1分多钟。据了解,当事二人中,老人名为陈某,67岁,曾是天河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已退休;年轻人名为吴某,28岁,是白云区某中学的老师。两人均为广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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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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