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禅夏令营演讲集：九届努力实现无悔的人生(蔡日新)

 　　(2001年7月24日)

　　引 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日益增强，乃至于一切都围绕着价值规律运作。但这一价值观念，毕竟只是体现在一种等价交换的实用性市场经济领域中，它毕竟倾向于现实物质的利益。虽然，在我们现实的人生中是无法完全摆脱这种价值规律的左右的，但也不可能完全地接受这种价值观念的摆布——因为，在人生价值中，毕竟还有比这种物质性的价值观念更高一个层面的价值存在。

　　记得在《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左氏传》中，载穆叔对范宣子的“死且不朽”一问时，曾经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命题。在穆叔那里，他认为像尧舜那样立下了至德、像禹稷那样建立了奇功、像臧文仲那样立言，均是“虽久不废”的，因而穆叔才认为他们具有永恒的价值。显然，由目前的物质利益所生发的价值观念，在解决现实的实际生活问题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它毕竟只局限於现实的物质生活这一范畴内，不可能具有像臧文仲所说的那种永恒的价值。由于古代的有识之士能够超越现实的物质利益去发现那种永恒的价值，因而古人中不乏有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他们充当了支撑中华民族大厦的栋梁。

　　尽管站在传统的价值观念来看，除了目前的物质利益的这个价值标准以外，还有超越物质利益的高层次精神理念的价值观念存在，但站在不同的宗教信念角度，也许这一高层次的价值观念会产生一些差异。作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极则的儒家人生价值观念，它毕竟是一种有为的观念，因而尽管那些“死且不朽”的前人做出了伟大的事业，但他们毕竟落入了有为的形迹之中。而旨在追求长生不老的道家，尽管他们也极力主张清净无为、虚心寡欲，甚至还有某些修为与佛教颇为接近，但他们毕竟对于个体生命的存在是极为执著的，这自然也就落入了有相的范畴之中。与以上两者相比，以“出生死流”、“证无上道”为终极目标的佛家人生价值观念，是要高出一筹。因为，在这里，一切有为的造作、一切有相的追求(凡是带有功利观念者)，最终都是落在生死一边，而只有那种无相的修为、自他普利的大乘情怀，才是实现人生“常乐我净”这一永恒价值的唯一途径。记得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刚来东土时，他首先选择了梁武帝作为接引对象(梁武帝确实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少有的奉佛天子，他当时吸引了不少外国的高僧大德来到中国，就连真谛大师这样的大德也受武帝的影响而来到了当年的建康)。但当达摩祖师与梁武帝一接触，他便发现了梁武帝虽然在造寺度僧、写经造像等方面做了不少的贡献，但那些都是一种有为的“功德”理念在驱遣他去做。因而达摩祖师谆谆告诫梁武帝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参见《祖堂集》卷二)，可惜梁武帝不能在达摩祖师的话里直下承当，因而达摩祖师也只好涉江北上魏地弘化。从达摩祖师的接引梁武帝来看，佛教的人生价值观念显然是以“了生脱死”作为终极目标的，因而一切有为或有相的价值观念，都必须蠲除干净，也只有彻底摆脱现实的功利观念的羁缚，才可能成就这一不朽的人生价值。

　　我们通过这些讨论，对于佛教人生价值观念与儒家及道家之间的差异，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界定。那么，我们下面想就如何实现这一不朽的人生价值(修为)来作一点比较具体的讨论。

　　一、坚定信念，矢志不渝

　　既然我们目前同是凡夫，而要实现菩提道果的体证这一目标，那么，我们首先就很有必要确信自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然后才有可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排除一切障缘，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我们无论修世法或出世间法，实现都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念，在佛门中，“信为道元功德母”，故在佛典中有“十信”的提法(谓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护法心、戒心、愿心)，即便是在俗语中也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说法。可见，坚定信念，并为了实现这一信念所指向的目标而勇猛精进，乃是实现我们无悔的人生的首要的一环。

　　我们说要建立信念，首先就是要坚信我们自己具有觉性，只要我们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去蠲除积覆在自己心头的垢染，则自然会有光明透脱、得大自在的那么一天。为了鼓起学人勇猛精进的风帆，历代的祖师不吝施用各种慈悲，力图使学人信之不疑，行之不退。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情皆具觉性这个道理。这一命题的提出，见於涅槃类的佛典，在南北朝刘宋时期的道生法师，对于涅槃学的研习颇有新的发现，他不只是认为一切有情皆具菩提觉性，他甚至还认为一阐提(谓断灭一切诸善根本，心不攀缘一切善法者)也具有此性。由于在当时的南方流通的涅槃类经典中找不到理论依据，因而道生的提法遭到了建康僧团的反对，生公也被从建康僧团中摒逐了出去，直到北本《大般涅槃经》流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具有觉性之说，生公的佛性说方得以确立。想当年，生公遭摒逐，上虎丘说法，此后又辗转卜居庐山，历尽艰辛，最后终于实现了他“舍寿之时登师子座”的预言(参见《高僧传》本传)。当年的生公如果缺少那样一种发现真理的慧眼，他是断乎不会“孤明先发”的；而尤为可贵者乃在于他具有为坚持真理牺牲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大无畏精神，方使得他的涅槃佛性思想彰显於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后世的佛教、尤其是禅宗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透过道生法师一生动人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建立信念，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那种精神，对于实现我们无悔的人生该有着多么重要意义呀！

　　对于我们今天这些佛教中的文化人来说，建立信念尤为重要。倘使我们不坚信自己具有觉性，那么，我们今天又何以能够闻知佛法呢？倘使我们不坚信自己具有觉性，我们又何从获得自身的心性解脱呢？因此，在达摩祖师来到魏地弘法时，他所开示“二入”法门中就有“理入”一门，着重教导我们“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参见《续高僧传》卷十六本传)。也因为有了这个信念，禅者才可以在当年那种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克服一切困难；也是因为有那样一种精神支撑，初祖与二祖才得以完成他们禅门传灯的慧业。自三祖僧璨之后的历代祖师，步着这条智慧之路，灯灯相传、心心相印，遂使道树花开、禅林果熟。到了六祖嗣法时，他的一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道出了他对佛性的坚信不疑。此后，在他的开示学人中，到处可见他鼓舞学人一路向上觉悟的法语。

　　他说：

　　善知识！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於恶；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常明。

　　……又说：

　　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由(犹)如虚空，名之为大。……透过六祖的开示可见，在实现我们无悔的人生这一终极目标时，建立起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具足为实现这一信念而一往无前的精神，是何等的重要！实质上，学佛的人不求解脱，并不是真正的学佛；而要获得真正的解脱，若不实现确立这一信念，也就如同车之无轮，鸟之无翼。

　　与此同时，作为文化人学佛，要能真正获得心地解脱的受用，不但非具备自性本自具足的信念不可，而且还很有必要将这一觉性推广到一切有情的领域中去。当年的达摩祖师在开示了藉教悟宗的“理入”法门之后，又进一步阐发了“行入”(四行)法门，他从“深信含生同一真性”的理论生发开去，提出了“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等四门。其中的“报怨行”是这样说的“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对于祖师的这一慈训，我本人是获益匪浅的，我看，我们大家也都会从中获益的。按照儒家传统的做法，则会有“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理念所支配而派生种种分别心，乃至成为我们的障道因缘。尤其是在人生中遭受那种莫名的打击时，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愤懑的心情，有时甚至还会像关汉卿笔下的窦娥那样发出“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诅咒。诚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关汉卿揭露元代的统治者的种种黑暗与残酷有什么不是，但在一个真正的禅者面前，他是不会怨天尤人的，哪怕是在他们生命即将被人夺取时，他们也很少有怨怼之心，这在《高僧传》中是屡屡可见的，其中像安清、帛远、昙无谶等大德，他们都死於非命，但他们在临终时一切坦然，体现了一代高僧大德对于因果的深明。倘使我们果真能够以达摩祖师的这种“报怨行”的理念来观照，则会放弃我们“舍本逐末”的偏见，顿消自己心中的怨火。在这里，我也并不否认有个别善因招恶果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也并没有超出因果律的支配，只是我们凡夫无法了知前缘而已，若以达摩祖师“夙作今受”的理念来观照，则本是自作自受，又有何怨怼？世间许多智商高的文人，他们本来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只缘他们在具体的利害际遇中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致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乃至使他们终生一事无成，这实在是可惜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永远是会存在的，如果我们抛开了一己之利与害，以平等的心量来看待这一切不平等的现象，则哪怕是遇上了人生最为拂逆的事情，也将会顺心处之，他将会顶着逆境成就自己的(也是人类的)大事业。

　　我们再看看中国佛教史上那些成就了大事业者，他们无不是具有坚定的信念与坚韧不拔的毅力的，如我们上面所说的生公，就是其中的一例。此外，如法显、昙无竭等人的西行求法、象静琬的石经雕刻等大业的成就，无不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与毅力在支撑。当年的法显西行求法，与他同行者几乎近十人，但真正携带佛经梵本回到中国者仅他一人。在西行的途中，他们要穿过热浪滚滚的沙漠，沿途唯有以死人的枯骨作为路标；他们还必须翻越那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有的道友在此中途就无常了；但在他们的前途还有湍激如箭的河流，只能依靠攀援绠索通过。我们只须看看法显西行归来所作的《佛国记》，就会为之惊心动魄的。下面，我们且看看《高僧传·昙无竭传》中的一段描写吧：

　　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高僧传》卷三《法勇传》)

　　他们就是凭着那种坚定的信念、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来到佛陀的故地，取回了汉地所需要的佛典梵本，从而将西土的慧种传播到中国的。又如静琬，他有鉴于北周武帝毁佛时对佛经的破坏，乃发愿将佛经刻石以保存于世，遂于隋大业年间(605年～617年)，居于幽州(河北)智泉山，在白带山壁上凿石刻石经。其后，法徒代代相传，形成风气，终于刻成部数浩繁的房山石经，令我们今人尚叹为观止。倘使这些前代的大德，他们如果没有那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以支撑，没有那样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去成就其事业，他们肯定也会如常人一般平平庸庸，一事无成的。

　　因此，在我们人生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来支撑，那么，我们肯定可以不退转於初衷，而且还会不断增进道行的。特别是人生处在拂逆之中时，正好是用功之处，如果我们能在那个节骨眼上坚定信念，平心静气地接收那逆境的考验，则他将会逐渐地超越现实的“自我”而产生违顺一如的平等心。

　　二、时时观照，遣除障缘

　　我们在竖立了坚定的信念之后，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一信念得以实现，还必须注意时时遣除障缘，才可以使我们居于永不退转之地，从而证得菩提道果。诚然，我们目前还是凡夫，但正因为我们是凡夫，所以才有觉悟的必要；也正因为我们皆具有觉性，所以也一定会有获得觉悟的那一天。然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娑婆世界，毕竟是一个由“五浊”(命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劫浊)和合的一个大聚合体，而身为凡夫的我们又不可能脱离这个环境，到另外一个处所去证道得果，这也就势必形成了我们所需要正视的求清净的出离心与所处的垢染环境之间的矛盾。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五浊恶世”，因而我们就更加有出离的必要了，因此，在六祖的开示中有这样的偈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法宝坛经·般若品》)。

　　正因为我们还是凡夫，所以我们还得如常人那般去从事社会工作，还得解决好穿衣、吃饭等实际问题，但在此前提下又不可以昧失了我们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这中间就自然牵涉到了一个如何处理好世出世间法之间矛盾的难题。而且，我们如果一旦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还会使我们的道业受到种种牵累。在而今的每个单位或每个部门，都是由各种层面的人所构成，即使是文化层次高一点的单位，在文化素养普遍提高的前提下也不免存在着人品的良莠不齐。因而我们如何行“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在与各种不同人品的人和谐共事的同时，又不妨碍我们修行正道，这确实需要我们时时以般若的佛慧加以观照，随时遣除(打发)各种障缘才行。在一个单位里，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些现象：有的人干实事，有的人却耍尽虚头；有的人做了大事也不居功，而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做却极尽各种作秀之能事；有的人逢人谦让，有的人却事事要抢在别人前面；有的人忠厚踏实，但有的人却耍尽心机……面对这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我们如何去回应？如何去打发？其中自然少不了采用般若的法宝去观照了。假如我们试着将那个有相的“我”剔除，站在一种普遍的高度来凌空观照这些芸芸众生，静观他们是如何为了名名利利所奔走不休的，则你将会发现他们是何等地辛苦！何等地可怜！此时，你非但会顿歇与他们竞争的念头，而且你还会以他们为借鉴，从而认识到如此驰心外求将会虚度此生的害处。

　　更有一等事，那就是当一个人无端地遭受别人构陷，遭受那种莫名的打击时，则更是需要我们具有一种非凡的慈忍力，才会使我们不至于乱了自己阵脚，迷失了自家的主人公。记得唐代的永嘉禅师，他在住温州开元寺时，因为要赡养自己的老母，以故常常遭人白眼(参见《祖堂集》等文献)，但在永嘉禅师看来，“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参见《证道歌》第十四节)他认为：“观恶言，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识。不因讪谤起冤亲，何表无生慈忍力。”(同上第十五节)我曾亲见文革初期的个别知识分子，他们因为无法接收那种莫名的人身攻击，却为了别人的造谣中伤而自尽，白白地断送了自己的慧命，实在是可惜。倘使当年的那些人，他们能够具有般若的慧眼，那么，他们面对眼前的逆境，将会泰然处之，“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其实，我们在遇上了这种现实时，大可不必生瞋忿心，须知无端地遭人诽谤或打击是在替你消业，如果我们以牙还牙，则反而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与此同时，只要我们没有脱离这个世间，那些名名利利总会不断地来招惹你的，有时还会弄得你眼花缭乱，乃至迷失自家的主人公。宋代的芙蓉道楷禅师是我所至为钦佩的大德之一，他不慕紫衣不避刑，晚年出住於芙蓉庵，建立了他高邈的山规。他在上堂时开示学人说：“夫出家者为厌尘劳，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断绝攀缘，故名出家。岂可以等闲利养，埋没平生。直须两头撒开，中间放下。遇声遇色，如石上栽花。见利见名，似眼中着屑。”(参见《五灯会元》卷十四道楷传)其实，不只是在禅门大德中有此开示，就连中国的《老子》也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参见《道德经》第十三章)事实上，我们如果耽着虚名，则很容易忘却自家所要履践的终极目标，甚至还会被它们诱惑得迷失了自性。同时，我们如果耽着目前的物质利益，则也会财迷心窍，从而偏离我们所要履践的慧业的轨道。再则，人的无明贪欲是没有任何止境的，而名利等法尘也是幻化无穷的，致使许多人终生扰扰、奔走不休，到了腊月三十日那天，他什么也带不走，相反还带去了自己无量的业债。那么，对待世间的名利，应当如何打发呢？假如你对社会奉献很多，且各种因缘也成就，那个“优秀”或者“劳模”的称号轮到了你的头上，那么，你大可用“无所得心”得之；假如是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名利却又归属了无所事事的他人，你也大可不必动怒，或许其中还潜藏了可以因祸得福的契机，亦未可知。总之，尽管世间名名利利在纷纷扰扰，但皆不关我胸次，任他“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去吧！记得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游赤壁，曾经写下了这样几个句子，颇可作为我们的借鉴，谨抄录如下。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参见《苏东坡全集·前赤壁赋》)

　　倘使我们以这样的心量来看待世间的名利，则自然会生得失一如之想，至于那些世人无端的诽誉，也就自然更不关于胸次了。

　　人生枯荣不齐，但人所共有的生、老、病、死诸苦总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而由人的原始爱欲所派生出来的苦，则有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诸苦，而总诸苦之根源，盖全在于“五阴炽盛”这个根子上面。因而，只要我们能在捣毁“五阴窟宅”这个根本处下功夫，一刀斩断贪爱缘，或曰一刀切断“末那识”，则人世间寻常的得失、诽誉、荣辱等分别境相，皆会变得一如平等起来，各人自家心头上的那片月白风清的良辰美景，也便会顿然显现。

　　三、踏实用功，不虚此生

　　“人身难得”，我们已经贵为人身，就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人身”；且佛法难闻，在《法华经》中，曾经以盲龟浮木的譬喻来说明“佛难得值”的道理。而今我们两者俱得，自然更应当不虚此生了。记得洞山禅师有一次问一个僧人：“世间何物最苦？”僧人说：“地狱最苦。”洞山说：“不然。”那僧便问为何如此？洞山说：“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可见我们已经贵为人身，而若不明佛法至理，不能依法修行，则自然会虚度一生，这实在是人生中最大的痛苦了。

　　虽然，在净土法门中颇主张“带业往生”，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佛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劝化有情的权宜之说，因为众生总是安於火宅，所以佛才巧说“三车”，因而佛陀的“带业往生”说，也仅仅只是为了唤起众生产生信心而已。事实上，人生要“了”应当是在当生“了”，绝无死后再去“了却”的道理；同理，人生要“堕”也是今生“堕”去的，绝无来生再“堕”的可能。因而我们目前的每一举心动念，投足举手，皆是生死攸关的，岂能不时时生戒、慎、恐惧之心！惟其如此，我们在上面提出建立坚定的信念，实质上是要求大家发心要切；而我们之所以提出时时遣除障缘，也就是为了突出日常行持的重要性。既然发心学佛，那自然是为了实现了生脱死的终极目标，因而我们就绝不可能姑息自己的日常举止，而应当时时照察自己的过失。但我们的这个由“五阴”和合而成的人身，毕竟是一头难以放牧的“牛”，那畜生一旦遇上了声色名利，他便驱使你去干坏事。因此，古德以“牧牛”来比喻禅修，那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当年，长庆禅师(《景德录》作“福州禅师”)曾经请教百丈禅师：“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百丈说：“大似骑牛觅牛。”长庆又问：“识后何如？”百丈说：“如人骑牛至家。”长庆接着又问：“未审终始如何保任？”百丈说：“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参见《五灯会元》卷四《大安传》)也许大家对于放牛还不大了解，其实，只要你去稍微体验一下便会知道：那“牛”可以放下好端端的青草不吃，却偏要去偷吃庄稼。尤其是在南方的田上面放牛，那更是防不胜防，你可别看那牛似乎在认认真真地吃草，可当你稍不留意时，它就伸出那如同镰刀似的舌头，忽地一下剪去好几株禾苗。其实，今天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们身处的这个花花世界里，只要你稍微放松警惕性，你的心便会立即被声色名利所摄去——可不是，“它”又偷吃人家的庄稼了！无怪乎当年的达摩祖师权且以“壁观”作为给学人安心的手段，从而“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参见《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三)。

　　诚然，作为我等凡夫，在未闻佛法之前，无疑是面对“三毒”贯心还如饮甘醴的；即使是已经闻知佛法以后，只要稍微放松自己的警惕，也就很难说不再造新业了。尤其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那些习气，我们要将之改变、乃至彻底消灭就更为困难了。在这里，我至为佩服六祖慧能禅师的那段“无相忏悔”的理论。敦煌本《坛经》第二十二条载六祖这样说：

　　善知识！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恶行，一时自性若除，即是忏悔。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除却从前谄诳心永断，名为自性忏。前念、后念及念，念念不被疽疾染，除却从前疾妬心，自性若除即是忏。(已上三唱)善知识！何名忏悔？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读了六祖的这段开示，我们姑且可以把前非恶业一时放下，乃至求现在心、过去心、未来心皆不可得；而另一方面，对于前非恶业处理的最好办法就是“永断不作”，那才是真正的忏悔，也才是真正的“牧牛”。但人生的习气往往存在一种很大的惯性，使人很难断除。例如戒烟吧：我当年下乡也染上了吸烟的坏习气，而且烟瘾还很重，有时非得抽旱烟不可。1983年，《坛经》由中华书局公开发行，我在通读几次之后，乃发心戒烟，此后便是“永断不作”，迄今已近二十年了。记得当时的那些戒烟者往往采用糖果、药物作为戒烟的辅助，或者为了减少烟瘾带来的不适而减少吸烟量，但那些都不是究竟的戒烟，也很少有依赖於外力而达到了戒烟的目的的。那些采用糖果、药物辅助戒烟者，有的非但没有戒得烟下，反而又染上了吃糖果的习气——因为这仅仅只是以彼一习气来置换此一习气，他们中有的人的习气可能被置换而转向了另一种习气，但也有可能两种习气全部给染上的，其中真正除掉了习气的也许会有一些人，但我想为数不会很多。至于减少吸烟量，那也并不是真正的戒烟，至多如同《孟子》中所说的“攘鸡”而已。而我当年的戒烟并没有销毁香烟的“壮举”，也没有依赖任何药物，而只是咬紧牙关做到决不吸烟了。终于在经过了近一个星期的神魂颠倒、坐卧不安的日子之后，慢慢地摆脱了烟瘾的折磨，这就是我学习《坛经》的点滴体会。

　　从上可知，对于我们凡夫来说，与其过于地去计较前非恶业，还不如当即痛下决心，从此不再造新业了，因而在禅门中，有“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的提法。但要真正地做到“永断不作”，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时时提撕自己，时时管好自己那头“无明”的“牛”，将它好生生地调伏得如同“露地白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宁肯少说大话，多做实事，多从细小的事情上做起，则自然可以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要之，发心学佛者，并非仅仅只停留在对佛教名相的理解与佛教义理的诠释上，而 关键在于要将佛陀的教诲付诸实际的行动中，踏实修行，那才有一段学佛的真实受用。而作为学佛者本人，也只有实现了脱离生死的终极目标，才真正实现了佛教徒的人生价值。惟其如此，我们更应当明白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道理，时时刻刻看好我们自己的那头“牛”，不断积善，才可以成就我们无悔的人生。在此，我想以下面这句话作为我们的共勉：时时小心足下，步步不落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