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思想研究：浅论禅宗佛学思想的影响及现实意义(郭凤花)

 　　一、佛教“白马东来”及其传播概况

　　佛教主要流传于亚洲，但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奉者，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为古印度释迦牟尼所创，释迦牟尼本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出身于释迦族(古印度的一个名族，为雅利安日种系甘蔗王的后裔)，后世尊称他为“释迦牟尼”。[1]释迦牟尼生前的传教活动，均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并未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为了搜集、整理释迦牟尼的学说，编辑成典籍，以便使之传之久远，释迦牟尼的弟子主持召开僧众大会，共同忆诵，这些记录下来的诵词便是佛经的最初形式。

　　据考，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史称“伊存授经”。为宏扬佛法，东汉时建白马寺，后来白马寺被誉为我国寺庙的“祖庭”，东方佛教的发源地，这就是所谓的“东土释源”。[2]

　　进入隋唐，中国佛教进入了黄金年代。中国僧众各自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经典为依据，开宗立派，创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分别形成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贤首宗)、法相宗(慈恩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真言宗)等八个主要宗派，号称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

　　作为佛教的一支，禅宗自五代、宋代进入了发展传播时期，并传播影响国外，民间佛教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流传。明清后禅宗日渐被净土宗所替代，当今寺院基本是禅净双修了。

　　自佛教传入中原后，千百年来不论信不信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只是，不同于印度或其他国家的佛教，佛教到了中国之后，经过近两千年，早已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吸收和融合了许多道家、儒家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所以中国佛教是外来的文化，也是中国本土的文化。

　　二、禅宗的创立及其传播

　　佛教在传入初期大都是在贵族士大夫之间流传，民间几乎看不到佛教影响的存在，此时的佛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和难懂的经文。而缺乏大众的基础就是没有生命力，就没有存在价值，因此，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和中土文化的的进行着磨合以获得生存的土壤。

　　自菩提达摩以来，佛教开始提倡“二入”、“四行”学说，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令其“舍妄归真”，修一种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荡一切“差别相”，与“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无为。这就形成了禅宗的理论基础。随着禅法的流传，不断融合当及儒、道和其他中原本土文化，到六祖惠能奠定南宗禅时，真正“中国化”的禅宗创立了。[3]

　　达摩于北魏末活动于洛阳，弟子有慧可，僧璨为再传弟子。僧璨弟子为道信，道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是为禅宗五祖，其门下有神秀、惠能二人分立为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北宗主张“佛尘看净”的渐修，数传后即衰微；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南宗传承很广，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为《六祖坛经》，是儒、道以外中国文化的另一大主流。

　　慧能继承和发扬了达摩以来的诸祖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提出了“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4]而“顿悟”就是顿然领悟之意，即通常所说的“灵机一动”。慧能说：“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若欲修禅不由在寺，在家亦得，迷人口说，智者心行。”这表明修行同平常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区别，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方式进行。

　　在生活的压力下，中国普通大众对要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的教派是不会投入多大热情的，慧能改变了印度式的苦修方式，使这种便捷、世俗的修行方式更容易为中国老百姓了解和接受，这样慧能便为佛教的中土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空间。于是，“逢人便喜，见佛不拜”，禅宗用最简单、最简洁的形式来阐释了佛教。[5]应当说，印度创造了佛教，中国则改造了佛教。从此，佛教就进入了万户千家，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因此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完成了彻底变革。

　　三、禅宗的对中国社会影响

　　禅宗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融合了道家“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思想，在发展中与儒家道教相互妥协、协调，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禅宗修持以定慧一体为特色，其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南宗禅的这种心本体论，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人生态度，使一般人跳出礼法的框框，当时的文化及一般人对生命的态度都有创新性的改变，也让当时士大夫的精神有了一番改革。

　　禅宗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之后，由中国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后而成的一个佛教变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禅宗不但开创了修行的新境界，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艺术比如禅宗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人的影响：诗人王维平生奉佛，长年茹素，他常年追随慧能的弟子神会大师，并曾师事道光、普寂、义福等禅师。正因为他跟禅宗的这种关系，他作品才会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颇具禅味的特点，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诗佛”；大诗人白居易中年时皈依道林禅师，受戒习法，曾写诗一首：“爱风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日当作此山僧。”诗中充满悠闲、禅的意境，可为学佛有得；北宋大学士苏东坡更是因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更加智慧和豁达，他与佛印禅的师往来成为千古佳话，他主张禅净兼修，以诗文弘扬佛法，“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至今仍脍炙人口。

　　另外，佛经中的故事情节也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吴道子等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曹衣带水”“吴带生风”，至今仍在美术界津津乐道，影响流传甚广。

　　禅宗不仅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渗透到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天下名山多有寺院，许多的历史建筑也凭借寺院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为人们休闲旅游，了解历史的一扇窗子，既丰富了旅游，也促进了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孟兰盆会、吃腊八粥等民俗活动也是渊源于佛教。人们的日常用语中，也不知不觉地使用了很多佛教的观念，如烦恼、世界、因缘、报应。而佛教的道德更对我们的人生有着相当的影响，如侍佛如父母，视父母如佛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佛教是一种约束，佛教的惩恶扬善，合乎礼制孝道、忠君爱国也成为民众共认的道德规范，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本身转化为民俗，规范了民众的心理构成，国人虽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响所致，在封闭、滞粘的农业社会中，却具有全民性。佛教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诸多民俗的重要依据。在饮食上，国人养成了素食结构和习惯，反省自律，养成珍视他人劳动、爱惜粮食的习惯，增进道德，有着启发、借鉴的作用。

　　四、禅宗积极的现实意义

　　禅宗重视“人”的作用，因为人是善恶的主体，是宗教实践的主体，佛是人成。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往往会被外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作为人的自主性。会因为别人一句话，左右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失去了自我。禅就其功用而言，是启发个人展现灵活生活的艺术，它帮助人们从参透生命的究竟、解脱纷扰的烦恼，展露本我的活力。人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和目标，要修炼和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世准则，而这些都可以在禅心中找到答案。禅心就是包容的心、淡泊的心、平等的心、感恩的心，这些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倡导的道德风尚。而禅心就是自我要求、自我惭愧的心。要体悟佛教至真至善的精神理念，只有通过在现实的世间生活中去证会。

　　对于生活在中下层的普通大众来言，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某些现象的不公，都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寄托和籍慰，而佛教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每个人在生活中就可参悟，在参悟中可以解脱。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对老年迟暮不可抗拒的到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在加大，老弱病残的物质与精神抚慰成为社会性的一个问题。对生死的渴望与惧怕，必须有一定的信念支撑和安慰，才可能处之泰然。禅宗的信念可以引导人们彻底检讨生活的状况、苦乐的根源、成败的关键。它能解开并抚慰内心不平的情结，引发达观的态度，清晰生命价值的本义，辨析并抵御现实世界种种诱惑，以冷静的眼光和智慧，看到并拥抱积极而有意义的人生。

　　另外，社会在变革，体制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职位的竞争商场的竞争，无所不在的竞争的日益激烈，学子面临升学的压力，中、青年面临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和考验，如果没有精神理念和意志，那么社会将面临着动荡和风险，越来越便捷的科学代替不了精神，越来越充足的物质替代不了信念，德伦理等精神层次留下的遗憾，是任何先进的科技都无法攻克的难关。禅宗承袭大乘佛教的伦理精神，为现代人的心灵实现向上提升与超越，对于促进个体生命的净化与总体社会族群的和谐，促进人心转化，禅宗独具特色的人间性伦理诉求可以说具有一种指标性的道德典范意义，富有时代的重要的伦理价值。

　　参考文献：[1]阿·恩·科切托夫，佛教的起源(苏联)民族出版社，1960译自苏联科学院出版[2]屈小强，白马东来—佛教东传揭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3]凌海成，中国佛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4]钟明译注，金刚经·坛经，书海出版社，2001年[5]释传正总主编，关于禅的研究与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